漫遊於歷史與現代之間

        明朝至清中葉對呂宋的記載皆較為簡略，除了地理位置的描述外，大概只知道是中國的朝貢國，兼有貿易通商，如焦竑(1540-1620)在《國朝獻徵錄》論述海患，略云：「呂宋者，海南小國也。素與我通商，人掠其貨反指為賊。[1]」又如沈德符(1578-1642)論述荷蘭人時，把他們與呂宋人視為一類，略云：「(紅毛夷)而通番奸商。私與互市。與呂宋諸國無異。[2]」對於呂宋印象大概是負面評價居多。

時人對於呂宋的印象是物產，一是產金銀的憧憬，王圻(1530-1615)在《明萬曆續文獻通考》的〈呂宋〉條中簡略地記道呂宋產金：「海中小國，產黃金。以故人多富厚且頗質朴(樸)，不喜爭訟。皇明永樂三年，國王遣臣隔察老來朝貢[3]。」關於朝貢之事，《大明會典》亦載：「洪武五年、與瑣里諸國同貢方物。永樂三年、遣使朝貢。萬曆四年、助討逋賊有功、來貢。[4]」產銀的記載則有《廣東新語》略載：「閩、粵銀多從番舶而來。番有呂宋者，在閩海南，產銀，其行銀如中國行錢，西洋諸番，銀多轉輸其中。以通商故，閩、粵人多賈呂宋銀至廣州。[5]」不過，產銀的記載可能是運銀的誤解，《海國聞見錄》略云：「東南洋諸番，惟呂宋最盛。因大西洋干絲臘、是班牙番舶運銀到此，交易島番，土產雲集。[6]」

二是產番薯，曾任無極縣令的黃可潤(?-1764)提倡種番薯以度荒年，他提到番薯的起源時，寫道：「南方番薯一項，明代始來自呂宋之汶萊國，遂名汶萊，一名地瓜。[7]」《廣東新語》亦言：「東粵多藷……番藷近自呂宋來，植最易。[8]」番薯的引進，一說為陳振龍(?-1619)於呂宋所引入，後由其子推廣。《金薯傳習錄》略云：

壹、問題的所在

香港腳是腳部長期處於濕熱的環境中，由於黴菌的滋長與繁殖而產生，《中華百科全書》解釋道：「香港腳的學名是汗泡白癬或足蹠白癬，屬於皮膚科，常發生在手掌、腳底，及指、趾間或其側緣。[1]」而後依其臨床症狀，羅列四型症狀。然而《中華百科全書》並沒有解釋香港腳為何被冠上「香港」之名，再查詢相關的百科全書，發現多未將香港腳這個俗名收入，其資訊被收入在「癬」 (皮膚癬菌，Dermatophytosis)[2]、「足癬」的條目中。香港腳在英文中俗稱「運動員腳」(Athlete's foot)，係因運動員的腳部在悶濕不通風的環境下得病而命名，可看出名稱與病徵的關連性。反觀香港腳一詞，實在難與病徵作連結，只能大略猜測發病或流傳的地點應在香港。

克羅斯比(Alfred W. Crosby)在《哥倫布大交換》一書中在闡述梅毒(Syphilis)起源時，曾指出該病有各式各樣的名稱，其名稱的意涵都意味著該病是從外邦傳入，寫道：「法蘭西人稱它為那不勒斯症；英格蘭人則稱它為法國佬病、波爾多病、或西班牙佬病；波蘭人稱它為日耳曼症；俄羅斯人稱它波蘭佬病……(後略)。[3]」香港腳也有類似的記載，曾在香港大學任教的陳君葆(1898-1982)在1944年8月3日的日記中寫道，他不愛穿塑膠鞋，因為曾有穿幾天就得香港腳的經驗，接著提到香港腳的名稱起源，略云：「上海人稱之為香港腳，香港人原稱之為『星加坡腳』，星洲人卻稱之為曼尼剌腳，曼尼剌人稱之為甚麼，我可沒細考查。[4]」由這段記載可得知一個訊息，即香港腳似乎是來自於域外，難道在中國歷史上就沒有香港腳嗎？假使有，那香港腳的病徵與治癒方法為何？即是本文要探討的。

一、問題的所在

        作者提到雖然自己提出不少以民眾叛亂為題的討論，但除去論及抗租對土地所有關係的影響外，就僅止於指出因民衆叛亂的地域社會之個別秩序的變動，以致於未能系統釐清它的歴史作用。因此認為理解地域社會秩序整體如何產生、如何被維持，是解決問題的前提。

秩序主要是把國家視為領導者的權力，為了實現作為共同利益的公共性之手段。即國家是維持秩序的主體，這是秩序的形成，來自上層的途徑。那麼，作者提出疑問，問道：「難道沒有來自下層的秩序形成嗎？」作者從「尊─卑」、「長─幼」與「貴─賤」等社會關係的秩序所提出構想，提到進入清代後，來自下層的秩序的哲學性思索亦被發現，並舉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為例，指出文中提示了一些有關來自下層秩序之可能的見解，略云：「尊者以理責卑、長者以理責幼、貴者以理責賤，雖失，謂之順；卑者、幼者、賤者以理争之，雖得，謂之逆。於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達於上，上以理責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勝指数。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

本文為林富士〈Peter Burke編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一文的摘要[1]。彼得‧柏克(Peter Burke)主編的《歷史學的新展望》(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共有十一篇論文：第一篇是由柏克撰寫的序言〈新史學的過去與未來〉(Overture: the New History, its Past and its Future) 、第二篇是由夏普(Jim Sharpe)撰寫的〈民眾史〉(History From Below)、第三篇是由司高特(Joan Scott)撰寫的〈婦女史〉(Women's History)、第四篇是由Henk Wesseling撰寫的〈異域史〉(Overseas History)、第五篇是由列維(Giovanni Levi)撰寫的〈論微觀史〉(On Microhistory)、第六篇是由普林斯(Gywn Prins)撰寫的〈口述史〉(Oral History)、第七篇是由丹屯(Robert Darnton)撰寫的〈閱讀史〉(History of Reading)、第八篇是由Ivan Gaskell撰寫的〈圖像史〉(History of Images)、第九篇是由Richard Tuck撰寫的〈政治思想史〉(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第十篇是由波特(Roy Porter)撰寫的〈身體史〉(History of the Body )、第十一篇是由柏克撰寫的〈事件的歷史與敘述的復興〉(History of Events and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2]。

柏克指出「新史學」(new history)是二、三十年來西方史學的主流，但是仍面臨了一些困境有待突破。他在序言的一開始提了幾個問題，問道：所謂的新史學是什麼？又是怎麼個新法？是一時的風尚或是長期的趨勢？新史學會不會取代傳統史學？或是二者能夠和平共存？並在序言中一一解答。

柏克指出，雖然「新史學」一詞在1970到1980年代才被廣泛的運用，但可追溯到法國《年鑑》雜誌創辦的1929年。與此同時，不只是法國，美國、英國與德國等國在1900至1930年也分別有向傳統史學提出挑戰的情況，其中美國魯賓遜(James Harvey Robinson)更在1912年就提出了「新史學」(the new history)一詞。因此柏克認為任何一種史學典範剛被提出，相對於舊有的典範，都可視為「新史學」。而柏克在這裡提倡的「新史學」主要就是法國「年鑑學派」(Annales school)的「總體歷史」(histoire totale)，所謂的「新」，是相對於蘭克(Leopold von Ranke)為代表的傳統史學。新史學與傳統史學的差異大略有七點：第一點、傳統史學係以「政治」為主要關懷，新史學著眼於人類的各項活動；第二點、傳統史學注重的是對「事件的敘述」，新史學則重「結構的分析」；第三點、傳統史學是由上而下的俯瞰歷史，新史學則是由民眾的立場由下而上觀看與分析歷史。第四點、傳統史學以官方文獻為主要材料，新史學則廣泛的運用各種史料，包括視覺史料、口頭史料等等。第五點、傳統史學強調「事件」、「個人行動」之於歷史的關係，新史學不但同時掌握「個人行動」與「集體行動」，亦同樣注重「事件」與「潮流」。第六點、傳統史學強調歷史研究的「客觀性」，新史學則採取「文化相對論」(cultural relativism)的立場。第七點、新史學的特色是研究課題多元化，並與其他學科有緊密的互動關係。

        夏伯嘉在〈戰後歐美史學的發展趨勢〉[1]一文中指出戰後的歐美史學以「年鑑學派」(Annales school)的影響尤最，故先講述法國的史學發展，接著才談論德國、義大利與美國的歷史研究。作者提到「年鑑學派」其實並不真的是一個學派，有些人也不同意將參與這份期刊的學者稱作是一個學派，只是這群學者從戰後一直到九零年代的法國史學中，是相當具有代表性(支配性)的一群，所以作者認為將他們概稱為學派也勉強說的過去。而後作者列舉三個的「年鑑學派」學者，為每一代的研究脈絡作說明，分別是第二代的布勞岱(Fernand Braudel)、第三代的勒華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與第四代的夏爾提埃(Roger Chartier)[2]。

        布勞岱的代表作是《菲利浦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3]，此書繼承了《年鑑學報》創刊後的研究傾向，不嚴格的劃分歷史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界限，反而密切地結合歷史學、人類學、統計學、經濟學和人口學等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布勞岱採取歷史與地理的研究取徑，結合「時間」與「空間」，將全書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描述地理環境，論述人文與自然景觀之間的歷史，因布勞岱發現傳統歷史著重政治史、制度史、戰爭史或外交史的變動，他認為這些只是表面的變動，所以他將第一部分稱為「不變動的歷史」，認為此才是歷史真正的本質。第二部分討論菲利浦二世帝國的社會結構、經濟體系，布勞岱不從個別歷史人物的角度作解釋，而是把個人與事件放在大環境之中觀察，以兩、三百年的歷史為期，探討社會結構在其間循續發展的一個情況。他認為相對於「不變動的歷史」，人口增加、深層結構、社會經濟結構等現象變動得較慢，是為「長期性的歷史」。第三部分則是純史實的敘述政治事件等等。此書除了重視歷史的空間，提出「總體歷史」(histoire totale)概念外，布勞岱亦相當重視「結構」，對他而言，人類的歷史總存在一個內在的「結構」，無論是人口、經濟、社會，甚至政治、思想都存在「結構」。由此也可以看出戰後法國人類學家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的「結構主義」對法國史學之影響。

        作者認為若從《菲利浦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觀察戰後法國史學的發展，會發現布勞岱寫作此書的出發點，就是他對當代法國處境的關懷，自1870年後法國對外戰爭屢屢戰敗，從歷史的角度看來，法國在政治、軍事上的光榮時代是過去了，但若從「長期性」的歷史、「結構性」的觀點來看法國歷史，會發現法國本身的文化並沒有變，仍是一個很光榮、偉大的古老文化。布勞岱終其一生總在關懷探索法國文化不變的面貌，這點則是他論著歷史、討論問題時所不斷重複採取的一個基本觀點。此外，布勞岱成立了社會科學高等學院(E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 social)，為「年鑑學派」建立了制度性的基礎。

吳蕙芳老師首先解釋雜字書是以「雜字」為名的書，大致可分為教科書型與工具書型兩種，前者是幫助啟蒙識字，三字(或某定數)成韻；後者是提供日用資訊，像是家庭百科一般。由於命名的方式相當淺白，如《改良繪圖幼學雜字》、《六言雜字》等，所以通常可以從書名就了解雜字書的功能與目的。吳老師並引述羅友枝(Evelyn Rawski) 在1979年發表的清代識字率研究，指出十八、十九世紀的中國有的男性約有30至45%，女性則有2至10%的識字率。男性的比例看似相當高，但這僅為基本識字能力(basic literacy)，與閱讀能力仍有相當程度的落差，所以「雜字書」在幫助啟蒙方面，仍扮演重要角色。

吳老師接著整理雜字書的演變，由於許多書籍皆已經亡佚，所以只能由編目中提到的書名來推測內容，她發現約在漢代時，就有以「雜字」為名的書，一直到魏晉左右，從書名推測這類的書應該是屬於字典或字體(篆/隸)的工具書。到了唐宋以後的雜字書，指的才是目前看到的雜字書。所以吳老師認為雜字書的演變是從字典到日常教科書，關於這個說法，李廣健老師提供了另一種意見，指出在《隋書‧經籍志》裡「雜」與「集」有通用的情況，所以或許可用「集字書」去理解早期的雜字書。

檢索古籍的記載，吳老師發現雜字書在宋元時已經相當普遍，甚至流傳到周邊國家，但是士人對此類書籍的看法多為負面，認為是較低俗的啟蒙書，不如三字經等儒家啟蒙書。但到了明清時期，雜字書的類型更為多元，士人對字書的偏見亦較少。在江戶時期的日本，雜字書的流傳並不只有中國的版本，也有日本人自己編纂的版本，對於通商貿易，或是家學習中文幫助甚大。[1]

       十九世紀的那種對歷史做出一統的解釋，以及在審查史料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實證史學，在二十世紀後都逐漸為新的認識所取代。當今的歷史學家很少還會有像黑格爾(Georg W. F. Hegel)一樣的企圖心，以一己之見去詮釋歷史的變動；也很少有歷史學家有像蘭克(Leopold von Ranke)一樣的信心，認為只要掌握史料就能重現歷史的真相。歷史學家們對史料有新體會，認為史料只是歷史研究的起點而不是全部，因為人的行為是複雜的，不是片面的史料就能概括的，於是歷史學家在史料運用和寫作上都有了新的嘗試，開創歷史研究多樣化的局面。以下分為三個部分探討，首先考察歷史多種角度的形成，內容包括階級、性別、結構研究三個方向。接著講述研究取向的不同，內容包括小歷史、微觀史、日常史，最後探討歷史研究的分化與組合。

       歷史多樣化的明顯標誌就是歷史學家考察歷史時，不再以個人(傑出的政治家、英雄人物)為主要研究對象，卡萊爾(Thomas Carlyle)提出的「英雄史觀」已逐漸不為人所贊同。歷史學家觀察的角度改成探討個人與集體之間的關係，如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提出階級分析的概念，但他們對於集體行為？集體行為與個人的關係有何不同？等等問題沒有明確的答案。二十世紀初，歷史學家嘗試借用社會科學中「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的概念來解釋個人與集體的關係，認為人是理性的動物，而人的行為是個別的，由於每個人都想追求最大實惠，所以集體行為是個人行為的綜合。這種說法顯然將個人行為過度簡單化，歐森(Mancur Olson )指出，每個人雖然都想要選擇自己最有利的事，一旦組成團體，就會有人偷懶，因為坐享其成就變成對自己最有利的事情了，歐森將這種人稱為「不出錢的乘車者」(free riders)，他的說法是想要修正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認為即使利益存在，每個人不一定會為共同利益而努力，所以「階級」很難真正形成。歐森的理論啟發許多人，如哈丁(Garrett Hardin)就以「公地悲劇」(Tragedy of the commons)的現象解釋英國圈地運動，發現牧羊人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增加羊隻，反而造成牧地的損害，因此提出「不出錢的乘車者」其實才是集體行為的特點。

       馬克思的階級分析方法得到修正，在六零至七零年代的西方史學界仍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湯普森(E. P. Thompson)分析階級意識形成的過程，他的認為階級是歷史演化的過程中逐漸塑造出來的，使階級組合在一起的是「階級意識」，而「階級意識」的產生因為人們的經濟地位不同，進而對社會環境產生一種共識，亦即階級是因經濟、政治等各種條件下的產物。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進一步以方法論的個人主義(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解釋道，研究階級必須考慮當時的特定條件，查看工人是否有多種選擇與其他利弊，只有從社會結構出發，才能理解階級的行為。

        八零年代以來，後現代主義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在文化方面，認為人類社會走向沒落；二是在文學、美學理論上，反對將人視為世界的主導；三是表現在思想上，批判啟蒙運動後所提倡的理性主義。其中思想方面的影響，與歷史學的聯繫尤為緊密。以下分為四個主題做討論，首先探討「大寫歷史」(History)，接著講述「歷史主義」(Historicism)的瓦解，最後則討論後現代主義之於婦女史研究、後殖民主義的關係。

        西方社會的現代化過程，是以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為基礎，啟蒙運動思想家認為人類通過訴諸理性、開啟心智，便可改變世界。並且他們認為人類社會將遵循一定規律發展與進步，憑藉「理性」，人類可以「敘述」歷史的進程，理解且進而預測人類的前景。這種認為人類歷史帶有規律性的說法便是「大敘述」(grand narrativea)，而認為可對人類社會提出理論解釋的便是「後設敘述」(metanarrative)，又可將這一歷史哲學併稱為「大寫歷史」。

        「大寫歷史」的提出，始於十七世紀的義大利思想家維柯(Giovanni Vico)，他認為歷史既是由人所構成，人對自身歷史的了解應更勝過對自然世界的認識，此說起初並不被重視，隨著啟蒙運動興盛，人們的信心大增，認為科學家既然可以解釋自然的規律，那麼人類社會的規律也能夠被揭示，於是維柯的理論再度被提起。啟蒙時代的思想家嘗試運用科學理性去解釋歷史的發展，認為歷史本身有內在規律，歷史人物或事件的表象背後存在一種形而上的規律，即前述所言的「後設敘述」，所以人類的歷史只有一種，各地雖然發展不一致，但最後仍會趨向相同，且歷史哲學家採用目的論(teleology)來總結歷史，認為歷史會不斷地進步。

        人面桃花的故事是描述崔護暗戀城南莊園中的一位女子，次年再訪莊園，莊園無人應門，崔護只好門上題詩一首，未料女子返家，看了崔護的詩，就患了相思病，最後絕食而死。碰巧崔護數日後又經過了城南，聽到家中有哭聲，便進門詢問，才知道女子已死，當崔護在屍體前痛哭時，女子卻悠然轉醒，最後兩人結為連理。

        這個故事本身是很奇怪的，其一、人死不能復生，此不可逆之自然定律。其二、女子復活後，父親似乎沒有感到驚訝，只是大喜。也許存在一種情況，或是絕食過久而昏迷假死，亦或是父女詐死以求嫁的計謀等等。總之，女子可能不曾死亡。然而，要探究女子究竟死了沒有，在史實上是沒有意義的。何況筆記小說情節多有荒誕之處，甚如西方格林童話中亦有類似的情節，強求其真，反而自陷大謬。故本文僅是仿俞平伯究長恨歌傳疑，試從文中推敲女子未死的可能性而已。在論述之前，我且要先立一假設，即崔護拜訪女子的故事本身是存在且被記錄的，只是情節經過渲染，非得在此假設成立的情況下，以下所言才有道理。

    部分的名妓在面對改朝換代時，具有不同程度抗拒新政權或朝廷奸佞的舉動。例如崇禎十五年(1642)五月，張獻忠(1606-1647)攻破廬州府，蔡如蘅(?-1642)被擒，並在蔡宅中搜得名妓王月(?-1642)，王月被留營中押寨，卻忤逆不從，最後被張獻忠蒸置於盤，以享群賊[1]。順治元年(1644)三月，鳳陽督師馬士英(1591-1646)的兵卒鼓噪而散，突至淮城西門外，擄掠百姓，妓女悉被擒，獨燕順(?-1644)不從，他被士兵綑綁在馬上，仍試圖往下跳，並且哭詈不止，最終被士兵所殺[2]。李香君(1624-1653)曾要求侯方域(1618-1654)不要與阮大鋮(1587-1646)接觸，之後侯方域落榜，與李香君辭別，田仰(1590-1651)曾以三百金邀李香君一見，被李香君斷然拒絕[3]。鼎革之際，顧媚(1619-1644)亦曾與龔鼎孳(1615-1673)投井未遂[4]。順治二年(1645)五月南都之變，柳如是(1618-1664)嘗勸錢謙益(1582-1664)殉國，柳如是奮身投池，卻被錢謙益拉住而不得死[5]。順治三年(1646)年，清兵攻至衢州，楊文驄(1597-1646) 退兵浦城時為追騎所捕獲，他與監紀孫臨(1611-1646)皆因不降而被戮[6]。孫臨的小妾葛嫩(?-1646)亦被縛，清兵主將欲犯之，葛嫩大罵，嚼舌含血噴其面，遂被殺[7]。冒襄(1611-1693)與董小宛(1623-1651)則是消極的不仕清[8]。

    上面提到的七位名妓，抗拒的對象分別是為流寇、清兵與南明佞臣。可以其簡單歸納為三類：第一類，王月、燕順、葛嫩，她們抵抗的可能是身體上受到的侵害；第二類，顧媚、董小宛是較為消極的抗拒行為；第三類，柳如是、李香君則表現出對國家的責任感，而有主動的抗拒行為。

    第一類的女性，較難界定是為己或是為國，而且這類的故事是典型的烈婦書寫，類似的例子相當多。而第二類與第三類的女性在定義上有模糊的空間，首先要考慮是出自於自願或是非自願的陪殉，才能夠進一步確認，在此指的是出於自願者。第三類的女性則有較為積極的國家責任感，在此姑且稱之為「國家認同」，以國家而非民族做為一個認同核心的原因在於其抗拒的對象既有滿人，亦有漢人。

壹、重賦產生的緣由與辨正

        關於江南重賦的緣由，考察明清時人的說法，大致可歸納為六種：

       一、怒民附寇說，此說指太祖朱元璋憤慨吳人歸附張士誠，乃籍沒富豪，以私租簿起稅，見於《明史‧食貨志》，係明清時期最流行的說法，目前找到最早的記載是正德年間祝允明的《野記》，訴其源可見朱元璋下詔五府州免租時言：「朕所以全徵之者，盖徵其玩耳。」而惠帝朱允炆改制時亦言：「江浙賦獨重，而蘇、松田悉准私稅，用懲一時，豈可為定例？」可為佐證。

劉錚雲，〈舊檔案、新材料─中研院史語所藏內閣大庫檔案現況〉[1]全文分為兩個部分，第一是介紹內閣大庫檔的歷史，包括傅斯年如何從民初收藏家李盛鐸購得，史語所整理的經過與內容，內閣大庫檔從北京轉移到臺北過程，以及當年(1998)開始進行數位化後的概況。第二部分是介紹內閣大庫檔的檔案內容，包括內閣收貯的制詔誥敕、題奏表章、史書、錄書、塘報、黃冊、簿冊、朝貢國表章等，內閣各廳房處的檔案、修書各館檔案、試題(卷)、瀋陽舊檔等。其中以題奏本章佔最大宗，這些檔案的內容有些不見於會典或則例，是研究制度史相當有價值的材料。全文旨在引介史語所藏內閣大庫檔，期能讓歷史研究者善加運用。

        作者在前言中先指出內閣大庫檔之於史學研究的重要性，因內閣在清初為國家庶政重心，雍正以後權力雖然為軍機處所分，但仍為承宣制誥典冊之府。中央與地方官員在密奏承旨之後，國家政事仍須循正式公文管道具題，由內閣發交各部院執行，內閣大庫就是收藏這些檔案的場所，故王國維甚稱內閣大庫檔案是中國五大考古新發現之一。且收購這批檔案對於史語所亦有其重要意義，因民國18年史語所方成立一年餘，傅斯年創立的目的即是集合一群學者從事「集眾式的研究」，而內閣大庫檔就成了傅斯年實踐他的新史學之材料。傅斯年重視第一手材料自無須贅言，史語所眾學者亦持此看法，如陳寅恪在給傅斯年的信中就提到：「蓋歷史語言之研究，第一步工作在搜求材料，而第一等之原料為最要。」因此當傅斯年知道李盛鐸有意讓出時就積極接觸，還與時任中研院院長的蔡元培商議。當時滿鐵公司、燕京大學也有意收購，最後透過馬衡的介紹，史語所以二萬元成交，內閣大庫檔遂成為史語所的庫藏。

        作者其次講述內閣大庫檔流出的過程，王國維與羅振玉皆有相關記載，其中羅振玉是當事人，故所述最詳。羅振玉指出，光緒三十四年(1908)宣統年幼登基，醇親王攝政監國，於是令大臣大庫中搜檢清初攝政的典禮舊檔，由於找不到，遂以為舊檔無用，奏請焚毀。此時有人撿拾名人試策時檢得宋人玉牒殘葉並分給同好，張之洞知道後請教羅振玉，而羅振玉表示內閣大庫即明文淵閣舊址，藏書必多。結果搜查後果然有文淵閣藏書，但多殘破無用，羅振玉隨即進呈《文淵閣書目》，並謂張之洞庫檔雖然殘破仍應保存，大庫既容不下，可奏請歸學部保管。後來，羅振玉至內閣視察庫書時，發現庭中堆積數量龐大的紅本題本，詢問後得知皆為奏准待焚之物。羅振玉回學部後，即再向張之洞力陳該批史稿的重要，張之洞因而要羅振玉速將檔案移入學部，由於數量龐大，經費有限，於是用有小破洞無法盛米的米袋裝檔案，移放八千袋檔案至國子監南學敬一亭。而王國維在〈庫書樓記〉的說法則是，因內閣大庫檔是因宣統元年(1909)大庫年久失修，庫牆倒塌，為便修繕庫房，遂將部份書籍、實錄、聖訓被移出。

        本文是桑兵的〈日記內外的歷史─作為史料的日記解讀〉摘要[1]。晚清以降，因書寫材料日益簡便，教育較為普及，且時代距今近，所以有大批的文人日記保留下來。日記是重要的史料，其往往被視為第一手證據，由於各種日記皆具特色，研究者往往過於強調其絕對性，反而忽略了其相對性。惟有將日記放在整體的歷史脈絡上，以貫通的眼光考察，才不會流於見獵心喜，各取所需。而寫日記的目的有為己亦有為人，其筆法有顯有隱，因此必須知其人才能體味其事。對於日記的內容只能說應有此事，而不能斷言事實就是如此，惟有將日記與其他史料相互印證，將日記內外的歷史勾連，才能逐漸接近真相。本文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講述日記作為史料的問題；第二部分講述日記內容與運用上的問題；第三部分探討日記呈現的類型與結論。

        第一部分是就日記的研究概況，以及作為史料所存在的問題做說明。日記是一種重要的史料形式，因產生方式較為簡便，故歷代官紳文人留存的日記數量相當多。尤其清代以後，教育較為普及、國民意識覺醒，各色人等都開始記錄所見所聞，致使日記數量大量增加，形式與內容亦日趨多樣化。粗略統計，已知而未刊的日記就數以千計，尚有大量的日記保存於後人與收藏家手裡，即使有些已收入圖書館庫藏，未經編目整理的，也不在少數。

日記的內容各具特色，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記錄風格與目的，這樣的差別就成了解讀日記的重要憑藉。但將日記作為史料是晚近才興起的方法，日記的價值與應用，在史學與史料學中尚未得到充分的討論，如民初陳垣在列舉各類史料時，並未提到日記、傅斯年在《史學方法導論》中對於日記的價值與判定亦未提及。專門研究日記的與其價值的是更晚以後的陳左高與鄒振環，前者著有《中國日記史略》、《歷代日記叢談》，被譽為研究中國日記第一人，致力於日記研究六十餘年，寓目的日記極多，甚至開創了所謂的「日記學」、「日記史學」，但其關注的是淵源流變與版本匯集等，即日記本身的歷史；後者著有〈日記文獻的分類與史料價值〉，關注的是日記的分類與史料價值，在前人已有的論述基礎上，進一步地探討日記與近代史研究的關係。

本文為梁啟超〈史料之蒐集與鑑別〉之摘要[1]。作者在前章中談及史料的種類，將史料取得的途徑略分為文字記錄與非文字紀錄，前者有舊史、檔案文件、史部以外的群籍、類書、出土的文獻、金石鏤文、外國人的著述等；後者有現存之實跡、傳述之口碑、遺下之古物等[2]。然而這些史料有真有偽，所以作者接著在本章講述史料的蒐集與鑑別方法。

        在蒐集方法方面，作者分成「普通史料」、「消極性史料」、「不能復得的史料」與「作偽的史料」四種。「普通史料」可在舊史中尋得，不必特別蒐集，將各史書中同類的若干材料彙集起來，大概可以呈現一時代的狀況，作者以自己治史的經驗為例，從《左傳》、《國語》、《漢書‧地理誌》、《水經注》、《周逸書》、金石等，蒐錄春秋以前三百餘國(部落)的分布狀況材料，得出國多分布在北方，且領地不廣，與今日社會結構殊異。又如作者研究中印文化交流，常人習知的僅法顯、玄奘數輩而已，而作者探查《高僧傳》、《求法傳》等史書，得187人的相關記載，若將其因年代、路徑、學術思想等分類統計，隋唐與印度交流之變遷蓋可大明。其他尚有歷代中國人種之變遷、六朝佛像之演變、耶里可溫教在中國之傳播區域等實例等，亦採此法為之。此前清治經學者實已善用之，惟史學方面只有洪邁的《容齋隨筆》、趙翼的《廿二史劄記》等少數幾位有此精神。持此方法須常保持敏銳的心思，注意常人所不注意處，且要有耐心，看到有價值的史料，就要徹底精密的研究，蒐集同類或相似的事蹟，所以往往所勞甚多，所獲甚簡。例如作者前舉數例，亦不過得「春秋以前半部落式國家甚多」、「六朝、唐時中國人留學印度之風甚盛」區區十數字的結論而已，故作者自言：「吾儕今日若能以一年研究之結果，博得將來學校歷史教科書中一句之採擇，吾願已足，此治史學者應有之覺悟也。」

        「消極性史料」，即某時代無某種現象，從「無」中旁敲得證，因前代及普通之事項，後代忽然滅絕，其中往往含有重大歷史意義。例如作者讀《戰國策》、《孟子》屢見黃金若干等記載，得知其時已有金屬貨幣，再觀書中關於財貨諸字的部首從貝而不從金，而鐘鼎銘文、《詩經》、先秦出土古物有貝幣無金幣，故下一假說：「春秋以前金屬貨幣不通用」。又如《史記》、《漢書》提到書於竹簡較多，兼提及布帛，可知漢代為書寫工具的過渡期，又觀兩晉紀載，知此時已演進至紙張，故可假設：「魏晉以後，竹木簡牘之用驟廢。」其他尚有由《歷代高僧傳》中看諸僧講學狀況的改變，知「宋代以後僧侶不講學問」、道咸以後教案記載漸消，知「義和團事件後，中國民教互仇的現象殆絕」。惟運用此法，須對時代狀況有一基本之了解，例如唐代以飲茶為風尚，故史冊中相關記載繁多，至宋代以後，飲茶已成一極平常之事體，記載反不如唐代，若僅從「消極性史料」作判斷，恐得「宋代以後飲茶之風漸衰」的相反結論[3]，此作者文中所未言。

〈史料略論〉是傅斯年在北京大學任教時，《史學方法導論》的講義稿，原稿有七講，今僅存第四講[1]。〈史料略論〉共分八小節，分別為：第一節、直接史料對間接史料；第二節、官家的記載對民間的記載；第三節、本國的記載對外國的記載；第四節、近人的記載對遠人的記載；第五節、不經意的記載對經意的記載；第六節、本事對旁涉；第七節、直說與隱喻；第八節、口說的史料對著文的史料。

        作者先為近代史學觀念的演進做結論，提到史學已由主觀的哲學演進成客觀的史料學；著史的進步在於由人文(文辭)的手段演變成如生物學等一般的(科學)事業。歷史事件雖只有一次，不同於物理化學可重複試驗，但史料對於歷史事件往往不只有一個記載，透過比較史料，就可以得其真；史學就是史料學，其工作就是整理史料、比較不同的史料。因史料有來源、先後、價值等各種的不同，所以比較方法是「因時制宜」的。 

在「第一節、直接史料對間接史料」中，作者先將史料分為「直接史料」與「間接史料」。「直接史料」是指未經中間人修改、省略、轉寫的，如毛公鼎上的銘文、卜辭等、明檔案等；反之，則為「間接史料」，如《周書》、《世本》、《明史》等。一般而言，「直接史料」沒有因轉引而增減的問題，故較為可信，惟有些「直接史料」與「間接史料」價值差不多，如《史記》所記的秦刻石，但《國語》、《左傳》中人物對談的「間接材料」，恐就與史實有所差異了。 

1991年羅溥洛(Paul Ropp)在《新史學》上評介有關於明清婦女研究的數本英文著作[1]，當中提及當時西方學者對於明清婦女的貞節關的相關研究，或許可以作為參考。

Jennifer Holmgren認為守寡與殉節並非理學價值的表現，而是帝國晚期繼承習俗發生轉變，以及經濟發展的結果。她指出秦漢的婦女在丈夫死後可以支配其財產，因此寡婦可以決定自己的前途，但隨著時代演進，法律逐漸將這項繼承權利縮減。到唐初時，寡婦已不能隨便動用夫家的財產，至明代，法律甚至不允許寡婦把之前的嫁妝帶到再婚的夫家中，因此寡婦的地位大為降低。由於缺乏財產，寡婦不受娘家的歡迎，即使新婚的機會也減少了，仍會被貪財的翁婿要求再嫁，在此情況下，寡婦最合符經濟原則的選擇就是守節，而她們對抗翁姑道婚的方式之一就是自殺。羅溥洛指出Jennifer Holmgren雖看到了寡婦地位轉變的經濟因素，但忽略了經濟因素與其他因素的關係，如社會結構、國家正統思想以及一般學術思想的改變。

        曼素恩(Susan Mann)則分析了社會及思想因素對寡婦問題的影響。她討論了清代寡婦三個層面的問題: 儒士對貞節的說法、母子關係對節婦的影響、貞節裡的社會階級問題。指出地方志的編者對貞節問題特別沉迷，可以解釋為男性幼時受到母親的照顧，並對男性對節婦犧牲的故事特別感動，所以把自己的價值觀投射在婦女身上。然而從外在環境而言，清代的寡婦很容易受到傷害，包括外人的閒言閒語、性騷擾與侵犯、被逼改嫁甚至販賣。在這種氛圍之下，節婦的理想就成了提供了拒抗逼婚及性侵犯的工具。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滿清皇帝扮演的是最高的道德維護者，他鼓勵寡婦守節，造成了許多平民及低下層的士人利用鼓吹這個理想來提高自身的地位。

王成勉教授在〈再論明末士人的抉擇─近二十年的研究與創新〉中提到了以「創傷」做為方法，研究清遺民的例子[1]。文中列舉司徒琳(Lynn A. Struve)的“Confucian PTSD: Reading Trauma in a Chinese Youngster's Memoir of 1653.”(儒者的創傷─《餘生錄》的閱讀)[2]，以及嚴志雄的〈體物、記憶與遺民情境─屈大均一六五九年詠梅詩探究〉為例[3]。本文即為司徒琳的論文簡介。

司徒琳此文首先介紹中國在鼎革之後的動盪與歐美研究「創傷後壓力失調」(PTSD)的理論；次而探討張茂滋在《餘生錄》所經歷的苦難；最後是儒家信仰在創傷中的表現。全文圍繞在事件是否在記憶中留下創傷？受創的心靈是否能夠痊癒？受創者的信念與價值系統為何？張茂滋做為一個儒者，他篤信的儒家價值體系，如何在「舒放」(acting out)與「修通」(working through)間產生功能[4]。

        1620-1670年代是中國歷史上極具暴力的時期，動亂的原因有流寇橫行、明清鼎革、清朝壓制、三藩之亂等。這些動盪對文學產生衝擊，刺激描述自我(self-writing)的著作普遍發展，使得17世紀中葉湧現大批回憶錄式的個人記事。其內容繁多，缺乏一致性，只適合用自我檔案(ego-document)一詞來統括。以司徒琳檢視的數十件著作為例， 會發現這類文本的作者回憶自己精神與肉體的痛苦，是希望為能傳之於後代子孫。

本文是劉子健，〈史學的方法、技術與危機〉[1]的摘要。作者首先提到90年代初期海內外的中國史研究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趨勢，一種是討論方法的風氣很盛；一種是思想史的研究風行一時。在這種情況下要如何談史學方法？作者認為許多談史學方法的書籍，無非就是教導學生把握參考工具、小心考證、精細分析、搭配適當史觀以達成結論。除了這些也沒有其他旁門，因為「歷史是綜合範圍的綜合科學」，研究的範圍、對象不同，不見得有共同的方法。

        在海外有許多新穎的綜合方法，但未必適用於中國史研究。作者以年鑑學派、量化學派與心理學派為例。認為年鑑學派收集資料，加以排比，試尋其關聯與背景，但往往花了莫大力氣，卻無從判其所以然。由於中國歷史變亂相循，資料散失，社會調查不易進行，所以也不必強尋歷史全貌。而量化學派統計數據來綜合各方面的資料，作者認為是可行的，只是必須要有足夠的數據，當前研究中國歷史不能採用的原因在於數據不足。至於心理學派方面，作者以愛力克森(Erik H. Erikson)為例，《青年路德》把心理和行為綜合起來加以分析，將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史料當成心理診察，一出版即造成轟動，但他以相同方法研究甘地，出版《甘地的真理—好戰的非暴力起源》卻令人失望，因為西方的心理分析不見得適合東方人。

        作者接下來談到嚴耕望在《治史經驗談》論及的「專精」與「博通」[2]，揶揄道：「假定不進一步加上實用的定義，有與空談何異？」在「精」方面作者認為治史最好先選擇某一時代，再進而選擇某些方面，但是不能疏忽大背景。在「博」方面則要涉獵其他學科，最理想的方式串聯研究，定個大題目，從各方面去分析，才能達到集體的「博」。不管多精多博，都是相對的，先決條件還是要以題目或問題做中心。作者提到余英時的「史無定法」說[3]，認為研究歷史的題材不同，自然沒有一成不變的方法，所以更妥貼地說，應當是「史採佳法」，因題制宜。再更大膽地說，是「因問求法」，如同科學家做實驗一樣，不斷嘗試，終可能走出一條路來。或許有人懷疑，應當先有方法再尋問題。作者認為不對，應先有問題意識再去嘗試，並強調「學問」的「問」尤為要緊，古人治學常以問答形式。用功日久，自會產生新學術、激發新思路，進而去尋求新方法。

壹、導言  

    唐宋變革說是一種新思路，至今仍帶動學術研究，且隨著與「歷研派」的論戰，課題因而不斷擴展，研究不斷深入，熱烈的辯難結出了碩果。學者紛紛發現宋代的新事物與制度可以在唐代中期覓得端緒。在日本的中國史學界，1945年前的唐宋並稱，而今天則是把宋元放在一起看待。而內藤學說影響所及，不只是愛東方歷史研究，也被引介到西方：白樂和的《宋史手冊計畫》、宮川尚志加上宮崎市定的補充發表在《遠東季刊》、華茲生翻譯吉川幸次郎的《宋詩概說》、谷川道雄刊出英文本《關於日本學界對中國歷史分期的幾個問題》。杜希德、蒲立本皆給予高度評價。陳寅恪在《論韓愈》中也有類似的見解[1]。   

    關於內藤學說的論戰共有兩波：1940-1970與歷研派的直接論戰是第一波，內容是就中世、近世的時代性質做爭論，沒有脫離唐宋本身；1980年代的反向啟發是第二波，試圖超越唐宋變革的定律思維，從研究帝制晚期的成果，如地域研究、專制國家等回顧唐宋變革期。第二波的質疑有寺地遵認為唐宋變革說重於注重形式而簡約化歷史，欠缺對人的行為的理解、包弼德認為內藤將宋代與西方近世比擬，陷於以歐美近代為趨歸的目的論。 

姜鳳龍在〈海洋史與世界認知體系〉[1]中首先提到過去我們對歷史的認知是「封閉式」、「隔斷式」的，歷史研究按地域被分割為國別史，按時代被分為斷代史，這種思維使得我們對歷史的認知被分化成一個個的「時空段」。陸地雖然分為數個板塊，但海洋卻是一體的，有的政權透過海洋積極交流；有的政權卻極力禁止交流，從歷史經驗來看，世界的主導權往往掌握在那些與海洋交流的勢力手中，所以將「海洋史」作為一個空間，可以有效地認識世界史的背景。

反思當今通用的世界史論述，過於偏向「歐洲中心」的歷史觀，使得近代歐洲世界成就的文明與文化變得普遍化且具有支配性，而其他文明與文化就成了受支配的地位。近來亦有出現反面的聲音，即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弗朗克(Andre Frank)等人提出的「世界體系論」，其認為近代以前就存在有世界體系，係以中國、印度為首的亞洲區為中心，歐洲做為中心只是近代的一個短暫時期，此後中心轉移到美國，現又漸漸向亞洲遷移。但是「世界體系論」主要採用經濟或人口的規模作為指標，難免不夠全面。因此，試圖區分中心與周邊地區，以及其如何交替的同時，亦有必要關注同一個時代的其他地域文化圈，以及文化圈內的文化差異。而海洋史的正好可以打破歐洲中心論的偏見，通過對比亞洲海洋世界與歐洲海洋世界，可以具體分析出歐洲崛起為近代世界體系中心的過程，也可以了解當今新興世界體制出現的動因。

歐洲文化歷經一個以地中海為中心，形成、發展、傳播的過程。在希臘時便已開始爭奪地中海的霸權地位，而後羅馬取得了地中海的支配權，並宣稱是自己的內海，意圖長期保持霸權地位。與此同時，波斯與阿拉伯勢力也加入地中海霸權的爭奪戰中，隨著伊斯蘭教徒勢力日增，地中海的爭霸權自7世紀後日益激烈，在這種情況下，以地中海為中心的海洋爭奪戰逐漸跨越了地中海的範圍，波及印度洋、大西洋等其他海洋世界，是為近代歐洲取得世界主導權得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