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錚雲，〈舊檔案、新材料─中研院史語所藏內閣大庫檔案現況〉[1]全文分為兩個部分，第一是介紹內閣大庫檔的歷史，包括傅斯年如何從民初收藏家李盛鐸購得，史語所整理的經過與內容，內閣大庫檔從北京轉移到臺北過程，以及當年(1998)開始進行數位化後的概況。第二部分是介紹內閣大庫檔的檔案內容，包括內閣收貯的制詔誥敕、題奏表章、史書、錄書、塘報、黃冊、簿冊、朝貢國表章等，內閣各廳房處的檔案、修書各館檔案、試題(卷)、瀋陽舊檔等。其中以題奏本章佔最大宗，這些檔案的內容有些不見於會典或則例，是研究制度史相當有價值的材料。全文旨在引介史語所藏內閣大庫檔，期能讓歷史研究者善加運用。
作者在前言中先指出內閣大庫檔之於史學研究的重要性，因內閣在清初為國家庶政重心，雍正以後權力雖然為軍機處所分，但仍為承宣制誥典冊之府。中央與地方官員在密奏承旨之後，國家政事仍須循正式公文管道具題，由內閣發交各部院執行，內閣大庫就是收藏這些檔案的場所，故王國維甚稱內閣大庫檔案是中國五大考古新發現之一。且收購這批檔案對於史語所亦有其重要意義，因民國18年史語所方成立一年餘，傅斯年創立的目的即是集合一群學者從事「集眾式的研究」，而內閣大庫檔就成了傅斯年實踐他的新史學之材料。傅斯年重視第一手材料自無須贅言，史語所眾學者亦持此看法，如陳寅恪在給傅斯年的信中就提到：「蓋歷史語言之研究，第一步工作在搜求材料，而第一等之原料為最要。」因此當傅斯年知道李盛鐸有意讓出時就積極接觸，還與時任中研院院長的蔡元培商議。當時滿鐵公司、燕京大學也有意收購，最後透過馬衡的介紹，史語所以二萬元成交，內閣大庫檔遂成為史語所的庫藏。
作者其次講述內閣大庫檔流出的過程，王國維與羅振玉皆有相關記載，其中羅振玉是當事人，故所述最詳。羅振玉指出，光緒三十四年(1908)宣統年幼登基，醇親王攝政監國，於是令大臣大庫中搜檢清初攝政的典禮舊檔，由於找不到，遂以為舊檔無用，奏請焚毀。此時有人撿拾名人試策時檢得宋人玉牒殘葉並分給同好，張之洞知道後請教羅振玉，而羅振玉表示內閣大庫即明文淵閣舊址，藏書必多。結果搜查後果然有文淵閣藏書，但多殘破無用，羅振玉隨即進呈《文淵閣書目》，並謂張之洞庫檔雖然殘破仍應保存，大庫既容不下，可奏請歸學部保管。後來，羅振玉至內閣視察庫書時，發現庭中堆積數量龐大的紅本題本，詢問後得知皆為奏准待焚之物。羅振玉回學部後，即再向張之洞力陳該批史稿的重要，張之洞因而要羅振玉速將檔案移入學部，由於數量龐大，經費有限，於是用有小破洞無法盛米的米袋裝檔案，移放八千袋檔案至國子監南學敬一亭。而王國維在〈庫書樓記〉的說法則是，因內閣大庫檔是因宣統元年(1909)大庫年久失修，庫牆倒塌，為便修繕庫房，遂將部份書籍、實錄、聖訓被移出。
然而民國二年(1913)，教育部設歷史博物館籌備處於國子監，接管這些檔案，但籌備處的工役對研究沒興趣，卻常常將麻袋中的檔案倒出，拿麻袋去賣錢，被倒在地上的檔案就成了籌備處警察生火時的最佳火引。對於檔案有興趣的人，亦僅止於蒐羅宋版書，如時任教育總長的傅增湘就會派員幾十人「整理」這批檔案，其目的只是找尋宋版殘葉。民國十年(1921)歷史博物館因經費短缺，將檔案中較破碎的部份賣作還魂紙。由於有人將部份檔案攜出，又為羅振玉所知，羅振玉於是將其收購，並出版了《史料叢刊初編》十冊，後來檔案又被轉賣給了李盛鐸，最後由史語所購得。
作者接著將史語所收購內閣大庫檔後的整理經過，民國十八年(1929)史語所遷至北京，同年八九月，原分存於北京、天津兩處的檔案陸續移到午門樓上開始整理，至1998年為止，大致可以將整理的過程分為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民國十八年(1929)到二十三年(1934)，徐中舒帶領幾個助手分組進行初步整理，當時的整理工作有幾道程序：一、去灰除塵；二、逐一攤平；三、將檔案進行分類，先依外型分類，再將同類的檔案依時代先後歸類；四、將分類後的檔案用麻繩綑扎；五、將剩餘的破碎檔案裝回麻袋，待日後再作處理；六、裱褙，將一些破碎但重要的文件裝裱，有些殘件甚至可以復原；七、鈔錄副本。由於傅斯年主張「不待整理完功，先分期刊行之」的決定，所以整理之初就陸續抄錄一些較重要的檔件約四十萬字，後再「明清史料編刊會」中決議先行付印，印行《明清史料》。
第二個階段約是民國二十三年(1934)至民國七十年(1981)，在民國二十一年(1932)初，幾乎已完成九成的檔案分類，重要的當案已有簡明目錄可查，可供研究使用。但是計畫因日本侵華而告中斷，相關檔案開始裝箱南遷，至民國二十三年(1934)局勢轉穩才又將檔案遷至北海蠶壇內。次年(1935)一月，決定《明清史料》復刊，由上海商務印書館相繼刊行乙、丙篇共二十本。但隨著局勢轉壞，圖書古物再度南運，至長沙、昆明、李莊、南京，最後到臺灣。民國四十年(1951)四月，時任史語所所長的董作賓受限於經費，僅能對內閣大庫檔做初步整理，清查後共計311914件，是為史語所內閣大庫檔案總數的正式統計數字。而後直到李光濤於民國六十四(1975)年退休為止，史語所都只能有限度地進行檔案登記的工作，陸續出刊《明清史料》戊、己、庚、辛、壬、癸等計六十本內閣大庫史料，並出版《明清檔案存真選輯》初集、二集、三集。第三階段是民國七十年(1981)至民國八十四年(1995)，史語所在所長丁邦新的推動下開始規模整理內閣大庫檔案，先從藏量較多的題、奏本開始入手，冊檔則暫緩。這次整理與之前的不同在於編號後即影印複本兩份，以後除有必要，否則封存上架的檔案不再拆開，一擇達到保存檔案的目的，一則亦方便了學術研究。民國七十四年(1985)起，史語所 委由聯經出版公司，開始逐年分批影印刊行這些史料，至1998年止計出版324冊。
第四個階段是民國八十四(1995)年至民國八十七年(1998)，此期的計畫又作了二項調整。首先，不再影印複本，而改以影像掃瞄或數位照像的方式。其次，開始將檔案(含已出版)撰寫提要(metadata)，內容有：事由摘要、產生時間、上奏人職官資料、冊別件號、登錄號、文件類別、備註(檔案狀況與補充說明)，其中摘要以不超過六十個字為原則，具體交待涉及的人、事、地、物等資訊，希望能透過摘要整合現代的電子檢索，讓研究者快速的找到資料。而過去的分類與所引，在電子檢所的趨勢下，必要性已大大降低，其中的時間項與職官項，在相當程度上也等於是分類索引。不過檢索關鍵字仍有其限制，例如同義詞、同人異名、古今地名等問題，皆會影響檢索的正確性，為此史語所亦開始建構相關的權威檔(authority files)系統，期提高檢索效率。至1998年時，研究者已可透過網路檢索內閣大庫檔，透過出處與登陸號等線索再去搜尋紙本，當時僅有少部分的檔案有數位影像檔，且須透過傅斯年圖書館的列表機列印，而至今已可在任何有網路的地方進行全文檢索了(須取得授權)，並將權威檔整合至資料庫中。
作者而後對內閣大庫的檔案內容性質作說明。據1998年的統計，史語所所藏內閣大庫檔案中，明代檔案僅有四千多件，多康熙年間為修明史所徵集，以萬曆、天啟、崇禎年間的題行稿居多，其中獨崇禎朝就佔三千餘件。而清代檔案則佔最多數，其內容約有五種：一、內閣收貯的各項檔案，如制詔誥敕、題奏表箋啟本、史書、錄書、塘報、黃冊與其他隨本進呈的文件、朝貢諸國表章等；二、內閣本身的各項檔案；三、修書各館檔案；四、試題試卷及其相關檔案；五、瀋陽舊檔。以下分別說明：
一、內閣收貯的各項檔案裡，中央與地方官員向皇帝言事的題奏本章及其抄件，在已提要的近十萬件檔案中檔案中佔了一半多，而揭帖、奏本與奏摺，也佔了兩萬餘件，其中不乏寫有「密題」、「密揭」、「密奏」字樣的本子，原本題本由通政司轉承無法保密，而奏摺如何保秘進呈，作者認為值得研究。由六科抄出的史書、錄書也是題奏的副本，史語所現存有康熙朝的史書與順治朝吏、禮、工等科的錄書，亦有明代吏曹章冊的殘檔若干。題奏本既是清代中央各部及地方各省的公文書，內容多涉及一般行政事務，有些不見於會典或則例，對研究制度史的學者相有用，涉及刑案的題、揭中，也有不少有關一般基層社會生活的資料，可惜這些口供都經過官方整理，已非本來的面目了。
敕諭是皇帝頒給地方重要文武官員任官的憑證。依官員職級的高低分為坐名敕與傳敕；前者寫明官職姓名，後者則只列銜名，史語所藏的二千多件敕中以坐名敕居多，較特別的詔書與誥敕有順治十八年(1661)下詔罪己與康熙六十一年(1722)傳位皇四子的二份遺詔。而檔案中亦有有各衙門年終奏銷清冊(黃冊)約有二千餘冊，數量比較多的是各朝不同年分的《盛京戶部恭造考成黃冊》、《奉天府奏銷退圈地畝錢糧冊》、刑部各司《朝審緩斬絞犯婦案件黃冊檔》與一些內務府各莊頭、園頭呈報的地畝清冊與二份丁口清冊民數(民數冊)，其中民數冊與中國一檔館所存的《四川通省民數冊》年代不同，對照以後可從數字的一制性論定，道光二年(1882)以下民數冊的數字並不是實際調查得來的，而是地方胥吏依據嘉慶十七年(1812) 的數據造假的結果。而檔案中亦見到一種較題奏小許多的本子，上面記滿了人名，封面多有「掐本」字樣，是前人所未聞的。
二、內閣本身的各項檔案包括內閣下設的典籍廳、滿本房、漢本房、蒙古房、滿票簽處、漢票簽處、誥敕房、稽察房、收發紅本處、飯銀庫、副本庫、批本處等十二房處資料，史語所皆有收藏。典籍廳是內閣的秘書部門，又分南、北兩廳。史語所有不少關於兩廳的檔案，包括《綸音》、《上諭》等記錄皇帝言談的本子。稽察房是內閣專為皇帝檢查、催辦、匯報各部院衙門執行上諭情況的機構。史語所藏有不少此類檔案，惟較為零散，不方便使用。作者表示若對內閣機構的運作有興趣，可參考史語所其他的藏檔，如南北二廳的《考勤簿》、《輪值冊》，稽察房的《逐日該班檔》、《值日檔》，文移處的《茶房銀單》，紙庫的《收掌官單》。
三、修書各館檔案，徐中舒先將修書館分為三類：「一曰例開之館， 如實錄館、玉蝶館。二曰長開之館，如內廷三館，即武英殿、國史館、方略館。三曰特開之館， 如會典館、一統志館、明史館、明紀綱目館、三通館、三禮館、奏議館、文穎四庫全書館、八旗志書館。」除國史館外，各修書各館均非常設機構，閉館後所有檔冊、成稿均交內閣收存。史語所所藏的檔案多為實錄館、起居注館、會典館、一統志館、明紀綱目館與明史館等館所修諸書，不過完整的不多，且以稿本居多。以實錄而言，清初太租、太宗、世祖三朝的十路都歷經多次重修或改定，史語所現藏有若干當時初修時不同階段的幾種稿本。
康熙十年(1671)設起居注館，史語所所藏漢文起居注也以康熙朝為主，惟全都是稿本，可與臺北故宮以及北京一檔館的收藏比對，以瞭解正本的取樣標準，並稍以彌補正本殘缺的缺憾。康熙、雍正、乾隆、嘉慶、光緒朝五次纂修修會典。史語所所藏會典館檔案多屬乾隆朝修纂會典時之各式稿本，也有一些各機構為修會典而進呈的清冊，如《江寧織造衛門造送應入會典事宜》、《盛京工部應入會典事宜》等。康熙二十九年(1690)，國史館開館，其工作在於為開國功臣作傳，史語所藏的《功臣傳》、《名臣傳》、《吏部功臣檔》顯然都是當時修傳的底本。此外，國史館修纂的各種史表史語所也收有順治、康熙年的。康熙二十四年(1685)開始修纂的一統志，史語所亦藏有若干府縣的本子。而為修各種志書而向各方徵集來的資料如各地的烈女事蹟清冊、家譜、世職譜、墓誌銘、詩文集等等，雖大部分已混入其他檔案，無從分辨，不過如《敦本堂年譜擬略》、《魏象樞等奏疏抄檔殘冊》等應該都是屬於此類。
四、試題試卷及其相闊的檔案，在試題卷方面，計有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成豐、同治、光緒等朝的文武鄉、會試題名錄、試題、試卷三百多冊，不乏有完整的本子。其中比較罕見的是一些未經膽錄的會試、殿試卷原本，作者認為無論就試卷形式或試題內容，學者都可多加利用。此外，亦藏有一些西番館、回回館、百譯館、西天館、暹羅館、俄羅斯館等諸字生的試卷，試題內容是相關外文字詞的漢譯。
五、瀋陽舊檔史語所庫藏不多，且已出版，如清人入關以前無圈點的老滿文收錄在《明清檔案存真選輯》初集、二集中，而漢文材料有〈袁崇煥致金國汗書〉、〈金國汗答袁崇煥書〉、〈毛文能致金國汗五書〉等，多收在《明清檔案存真選輯》初集、三集與《明清史料》甲編。此外有少數新滿文檔冊尚待整理。
最後作者指出，內閣大庫檔案中也有不少事關臺灣的史料，《明清檔案存真選輯》初集中即有「臺灣史料」類目。《明清史料》戊、己編中有收有許多相關史料。民國八十六年(1997)年，更將其他及尚未出版的有關臺灣史料匯集成冊，編入台灣大學歷史系主編之《臺灣史檔案‧文書目錄(十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內閣大庫有關臺灣檔案》出版，計有2505筆不重複的史料。
作者在結論的部分提到，傅斯年當年對內閣大庫檔具有高度期待，在與蔡元培的信中表示：「(內閣大庫檔)其中無盡寶藏，蓋明清歷史私家記載，究竟見聞有限，官書則歷朝改換，全靠不住，政治實情，全在此檔案中也。」但收購以後發現零散不全，整理困難，費了很大的功夫亦沒有找到他希望的重要材料，因此有一些失望，後來李濟看出了傅斯年的心思，說道：「難道說先生希望在這批檔案內找出滿清沒有入關的證據嗎？」傅斯年哈哈大笑後不再提此事。傅斯年雖然當時有些氣餒，卻沒有減低他對這批檔案的重視。否則史語所後來也不會積極刊布這批資料了。作者在文中的最後表示，任何文件有無史料價值，在於研究者是否能提出相關的問題，先有問題的提出，史料才有說話的餘地：反之，若無問題， 再有價值的材料會視而不見。作者化用蔡元培在《明清史料》發刊的序文作為全文的結語，寫道：「我們整理這些檔案，在將來可以有多少成績，目下全不敢說， 只願做這專業的精神，引出些有心苦用這批史料的研究者。這便是我們最大的安慰。」
[1]劉錚雲，〈舊檔案、新材料─中研院史語所藏內閣大庫檔案現況〉，《新史學》，9卷3期(臺北：1998年9月)，頁135-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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