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梁啟超〈史料之蒐集與鑑別〉之摘要[1]。作者在前章中談及史料的種類，將史料取得的途徑略分為文字記錄與非文字紀錄，前者有舊史、檔案文件、史部以外的群籍、類書、出土的文獻、金石鏤文、外國人的著述等；後者有現存之實跡、傳述之口碑、遺下之古物等[2]。然而這些史料有真有偽，所以作者接著在本章講述史料的蒐集與鑑別方法。
在蒐集方法方面，作者分成「普通史料」、「消極性史料」、「不能復得的史料」與「作偽的史料」四種。「普通史料」可在舊史中尋得，不必特別蒐集，將各史書中同類的若干材料彙集起來，大概可以呈現一時代的狀況，作者以自己治史的經驗為例，從《左傳》、《國語》、《漢書‧地理誌》、《水經注》、《周逸書》、金石等，蒐錄春秋以前三百餘國(部落)的分布狀況材料，得出國多分布在北方，且領地不廣，與今日社會結構殊異。又如作者研究中印文化交流，常人習知的僅法顯、玄奘數輩而已，而作者探查《高僧傳》、《求法傳》等史書，得187人的相關記載，若將其因年代、路徑、學術思想等分類統計，隋唐與印度交流之變遷蓋可大明。其他尚有歷代中國人種之變遷、六朝佛像之演變、耶里可溫教在中國之傳播區域等實例等，亦採此法為之。此前清治經學者實已善用之，惟史學方面只有洪邁的《容齋隨筆》、趙翼的《廿二史劄記》等少數幾位有此精神。持此方法須常保持敏銳的心思，注意常人所不注意處，且要有耐心，看到有價值的史料，就要徹底精密的研究，蒐集同類或相似的事蹟，所以往往所勞甚多，所獲甚簡。例如作者前舉數例，亦不過得「春秋以前半部落式國家甚多」、「六朝、唐時中國人留學印度之風甚盛」區區十數字的結論而已，故作者自言：「吾儕今日若能以一年研究之結果，博得將來學校歷史教科書中一句之採擇，吾願已足，此治史學者應有之覺悟也。」
「消極性史料」，即某時代無某種現象，從「無」中旁敲得證，因前代及普通之事項，後代忽然滅絕，其中往往含有重大歷史意義。例如作者讀《戰國策》、《孟子》屢見黃金若干等記載，得知其時已有金屬貨幣，再觀書中關於財貨諸字的部首從貝而不從金，而鐘鼎銘文、《詩經》、先秦出土古物有貝幣無金幣，故下一假說：「春秋以前金屬貨幣不通用」。又如《史記》、《漢書》提到書於竹簡較多，兼提及布帛，可知漢代為書寫工具的過渡期，又觀兩晉紀載，知此時已演進至紙張，故可假設：「魏晉以後，竹木簡牘之用驟廢。」其他尚有由《歷代高僧傳》中看諸僧講學狀況的改變，知「宋代以後僧侶不講學問」、道咸以後教案記載漸消，知「義和團事件後，中國民教互仇的現象殆絕」。惟運用此法，須對時代狀況有一基本之了解，例如唐代以飲茶為風尚，故史冊中相關記載繁多，至宋代以後，飲茶已成一極平常之事體，記載反不如唐代，若僅從「消極性史料」作判斷，恐得「宋代以後飲茶之風漸衰」的相反結論[3]，此作者文中所未言。
「不能復得的史料」如中國沒有完整的人口統計，《食貨志》、《文獻通考》的記載不能盡信，只得將各史中的《本紀》、《食貨志》作為假定，與地方志所記互校，再試從雜史筆記中凡涉及人口的言論詳加抄錄，最後以兵制、賦稅推算相驗，即使非完全正確，總是較接近歷史實況。又如物價問題，各時代的貨幣總類雖複雜，若以此法求之，所得當亦不少。《史記》中關於墨子僅有二十四字，孫詒讓卻能作數千餘言的《墨子閒詁》、王國維著《雪堂叢刻》考證先秦史事、美人夏德(F.Hirth)成《中國古代史》，其所憑藉的史料皆或明或隱地存於古籍之中，只是常人所未察爾。縱有舊史中全然失載的事體，蒐羅旁證總有發現，如唐末黃巢之亂，外國人之死傷，中國文獻僅有「殺人如刈」的概稱，而阿拉伯人《中國見聞錄》有：「叛賊Punzo陷Confu，殺回、耶教徒及猶太、波斯人等十二萬。」經考證Punzo即黃巢、Confu即廣府(州)之音譯，作者並從此記載中又衍生出若干課題，如外商何以如此繁多？通商是否僅在廣州？通商之影響為何？市舶司與關稅的問題等等。並表示此類資料不必外國記載，處處留心，本國所存實亦不少。
「作偽的史料」是指史料為史家故意湮滅或錯亂其證據者，如官書中對於不利統治者的事體皆隱諱或竄改。遇到此事，宜搜索其他證據加以補正，如順治十八年的「江南奏銷案」黜革者三千餘人，官書中卻絲毫不可見，而孟森據十數種筆記文集，才使此事水落石出。
最後作者強調：「今日史家之最大責任，乃在蒐集本章所言之諸項特別史料。」所謂特別史料，即前述所言「消極性史料」、「不能復得的史料」與「作偽的史料」。二十世紀初，歐洲諸國已邁入實證史學之階段，特別史料已多有採集，並加以批判過濾。反觀民國初年，作者方倡「新史學」，故彼時中國尚未盡得特別史料，作者才有此籲。
以上所言，皆史料的蒐集方法，作者繼之探討史料的鑑別方法。史料以求真為尚，真之反面有二：一曰誤；一曰偽，證誤辨偽，是為鑑別。誤者，或有將非史實誤認為史實的事體，如將今存明代之長城誤作秦始皇所造、將老子誤作道家之始祖，此非史料之誤，實為局部之錯誤印象所誤導。除局部之錯誤印象，尚有一般性的錯誤，如《左傳》所載的五大戰爭，一日而畢，戰線不過百里，其規模約今日兩村之械鬥而已，但讀者不自覺被《左傳》的敘述所吸引，遂以今律古，誤比擬為今日國家之間的戰爭。故作者以為治史應養成鑑別能力，在不疑處有疑，在不成問題處引起問題，有問題然後有研究，然後有發明
鑑別史料最直接的方法為舉出一有力的反證，如常人言中國佛教起源於漢明帝永平七年遣臣經西域三十六國，入印度求得佛經佛像，惟作者取《後漢書‧西域傳》確知新莽時中國與西域斷絕往來六十五年餘，至永平十六復通，七年之說自不能成立。又如或言上海歷史可上溯至戰國春申君所謂「黃浦」，但從地質研究結果顯示，上海在唐朝前尚未形成陸地，春申君安得居其地？然而大部分的歷史事件往往沒那麼容易解決，對於無明確之反證者，以懷疑的態度引用，同時不妨換一方向從事研究，立假說以待後來審定。如舊史言女媧、伏羲為人首蛇身、神農牛首人身，雖無反證可駁，但試以常理度之，世上絕無此類生物，故此為神話之人物，可假定羲、農皆為古代所祀之神。又如殷之初祖契、周之初祖后稷，舊史皆謂二人為帝嚳之子，堯帝之異母弟，然而堯在帝嚳崩後繼位，在位七十年後傳舜，至舜即位時祖契與后稷當逾百歲，故二人至少不可能是堯之弟。而《詩經》有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又言周人：「厥初生民，時維姜嫄。」漢儒亦有「聖人無父，感天而生」之說，以歐美社會學的方法，可解釋為中國早期為母系社會，傳換到父系社會時以無父為恥，只好比附先賢，不得時只能「感天」自圓其說。
同一史事，史料有矛盾處，大致而言，最接近事件時最為可信，記述之人與史事關係愈深者愈準確。但此僅為概括性的原則而已，有時還要分別觀察，因身於事件當中，往往會被情感所蔽，或只得自己的視野，不能覽事件的全貌，此反倒不如旁人所見。例如徐霞客的摯友為其做墓誌銘，言及徐霞客曾遊西藏，而《徐霞客遊記》記載的事實是徐霞客雖有遊藏之志，卻因病不果，此摯友所不察處。又如玄奘的弟子分別作《續高僧傳》、《慈恩法師傳》，兩書內容矛盾甚多，作者考證玄奘出國應在貞觀元年，何以貞觀三年之說廣傳，作者以為在於藍本有誤，諸書一再承襲誤說，遂成定說。作者舉此例，旨在告訴讀者讀書目不可盲從，且須無畏之精神，若覺有誤，縱數十書持同聲之說，或證明或翻案，也得研究個清楚，因「問題有大小，研究一問題之精神無大小。學以求真而已，大固當真，小亦當真。」
史料可分為「直接史料」與「間接史料」。「直接史料」產生於史事發生當時或稍後；「間接史料」以「直接史料」為藍本，所記之事較事件發生時較遠。惟「直接史料」或易觸時主之忌，遭到禁燬，或太過瑣碎，價值不易為人所見，或太精專細密，非專家難以閱讀。種種原因，導致「直接史料」多有流失，治史不得不倚賴「間接史料」，因此如何鑑別「間接史料」相當重要。一般來說年代愈早的「間接史料」能看到的「直接史料」較多，故可信度較高。如司馬遷之《史記》較譙周《古史考》、皇甫謐《帝王世紀》可信，同理《竹書記年》又比《史記》可信。年代標準亦存例外，假設有可貴的史料出土再現，為前人所不見，那後世之作當比前人之作可信，如柯劭忞之《新元史》較宋濂之《(舊)元史》可信。此外，尤須注意著史者的「史德」、「史識」、「所處地位」如何？「史德」為著史者的品德；「史識」為著史者取捨史料的能力。如魏收著《魏書》，其時代雖近，但「史德」不足；元人修《宋史》與清人修《明史》同為異族修史，但清人修史延攬明遺民，在「史識」方面非脫脫所能及；陳壽時代較范曄略早，但陳壽記易代之事不能盡言，乃「所處地位」所限，此倒不如范曄。
辨偽要先辨偽書，後辨偽事。偽書是指全書或部分為後人偽作，假託古人之名，如《本草》號神農所作、《素問內經》號黃帝所作、《周禮》號周公所作。時代愈古，偽品愈多，新莽時代復有一批偽書，如《周禮》與其他古文經。偽書氾濫的原因在學者有「託古」的風氣，刻意作偽，或因當時著述未標立書名，輾轉流傳合數書為一名，因當之中涉及某人，遂託某人為作者。作者以下以實例展示鑑別史料的方法，此以德國史學家班漢穆(Ernst Bernheim)所提出之「外部考證」與「內部考證」重新整理排列[4]：
「外部考證」方面，一、其書前代未錄或無人徵引而忽然出現，除非有出土史料，否則多為偽造，如《左傳》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司馬遷以下未嘗有人徵引，而忽有《三墳記》，但就其名，可知為偽。二、前時代有著錄，久經散失，忽有異本突出，篇數與內容與舊書完全不同，可推斷其為偽書，如明鈔本《慎子》與四庫本全異，檢閱內容，可知為明人偽造。三、無論是否有舊本，若來路不明，不可輕信，如《古文尚書》、《孔安國傳》來歷曖昧，後經考定為偽。四、從其他方面以證明今題某人舊撰為不確，如檢《隋書‧經籍志》等諸書，知《神農本草》與蔡邕、吳普、陶弘景關係甚深，此書是經歷代多人合作而成。五、真書經前人所引，確有佐證，而今本與之歧異者，可知今本為偽，如古本《竹書紀年》有夏啟殺伯益的事體，且此書出土時諸人所親見，惟今本《竹書紀年》與古本記載不同，知其非汲冢之舊。六、其書託某人所撰，而書中卻記有此人之後的事體，可知其書全書或部分為偽，如《管子》中有管仲死後之人名與事蹟。七、其書雖真，但部分經後人竄改者，須對全書慎加鑑別，如《史記》中自序明言「訖於麟止」，書中卻有宣元以後的事蹟，若此為後人所增，而書中其他部分亦不能保證全為原作。八、書中所言與確知之事實相反者，必為偽書。如有託劉歆作的《列仙傳》略云：「七十四人已見佛經。」然佛經後至桓靈時才有譯本，距劉歆之沒已近二百年。九、兩書同載一事，內容互為矛盾者，則其一偽或二者俱偽，如《涅槃經》公認為佛最後之說經，後作的《入楞伽經》反較之詳，可推斷兩者至少有一為偽。
「內部考證」方面，一、某書中的文體與時代流行不同，《古文尚書》比起今文之《周誥》、《殷盤》截然殊體，可知絕非三代之文。二、某書所言的時代狀況與真實相去甚遠，如《漢書‧食貨志》錄有鼂錯引《神農書》言及「有石城十刃，湯池百步」云云，然石城、湯池非神農時代所有，可知《漢書‧藝文志》略言：「六國時諸子託諸神農。」所言非虛。三、某書中表現的思想與時代不銜接，如《素問》、《靈樞》中有陰陽家的思想，不是黃帝時代所有。四、《詩經》有言：「十月之交，碩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經推算考證，周幽王六年十月確有日食，可知其書為真。《春秋》所載日食日期經推算亦準確，故略去孔子褒貶之筆法，知其記載可信。而《尚書‧堯典》記星：「仲春日中星卯，仲夏日中星火。」亦與推算一致，可證其書至少部分可信。五、已知為偽書，如《管子》、《商君書》大部分出於戰國人士之手，至少可從此窺得戰國之思想狀況，此即陳寅恪所言：「真偽者，不過相對問題，而最要在能審定偽材料之時代及作者，而利用之。……如某種偽材料，若逕認為其所依託之時代及作者之真產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偽時代及作者，即據以說明此時代及作者之思想，則變為一真材料矣[5]。」六、某書被斥為偽書，未必如是，如前例古本《竹書紀年》中有啟殺益、太甲殺伊尹等事體，被儒家指為偽書，殊不知作偽者必投合時代之心理，古本《竹書紀年》既有此異說，反倒可信。最後作者主張無反證以判定為偽書者，不疑武斷吐棄，可姑且相信。
前述為辨偽書之方法，作者接著論述辨偽事的方法，事之誤者無心，偽者有意，大略有以下數種：一、史家明知其偽，又不得不書之者，如《魏志‧武帝紀》載獻帝授曹操為相、曹丕禪讓而登天子，但《後漢書‧獻帝紀》則載曹操自立為相，曹丕自登天子之位。二、先虛構事體，再自著書以實之，如隋末之王通，自比孔子，而將時相皆比附作門生，再假手弟子作問答錄。三、有可能是虛構之事體，已成「第一手史料」者，如太平天國之役，奏摺中有廣西疆吏擒殺主謀洪大全的記載，作者起疑所謂洪大全者乃是疆吏邀功所捏造，然既已成檔案，也不容易找到反證。四、有事非偽者，而言過其實者，如作者嘗著《戊戌政變記》，實為第一手史料，然作者不敢自承，自評此書不免有主觀情感所支配，將事蹟放大解釋。五、經後世史家潤色，多了增飾之語。如諸葛亮之《隆中對》，操券以待三國鼎立之局，雖不排除諸葛亮是遠識之人，但恐怕是後人補增的後見之明多一點，並且作者起疑，備、亮既為兩人對談，除非存有筆記，否則外人如何能知曉？六、遙借古人以寄理想，故其言古人之言論，皆非史實，如儒家言必稱堯舜、陰陽家之於黃帝、兵家之於太公、法家之於管仲皆為此類。又如夏桀與商紂、齊太公誅華士與孔子誅少正卯，故事之型態幾乎一致，此類史料宜多加鑑別。七、文學之寓言被人強以史事冠之，如陶潛作《桃花源記》僅寄託理想而已，桃源縣境以得名，好似煞有其事一般。
最後，作者總結辯證偽事應有之態度。辯證宜勿支離於問題以外，正誤與辨偽皆貴舉反證，而反證又以「直接史料」為最上，不能從正面得直接反證者，只得由旁面間接推斷之，縱不能得「事證」，則可用「物證」、「理證」推理之，作者本章縷縷數萬言，其旨在說明史學之目的，在求真而已。
[1]梁啟超，〈史料之蒐集與鑑別〉，收入氏著，《中國歷史研究法》(臺北：里仁出版，1994)，頁111-148。
[2]非文字史料每則又細分若干細項，詳見梁啟超〈說史料〉，《中國歷史研究法》，頁83-110。
[3]此據我聽吳松弟、金觀濤演講所言。
[4]杜維運，《史學方法論》(臺北：華世出版，1979)，頁172-174。
[5]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三聯出版，2002)，頁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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