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略論〉是傅斯年在北京大學任教時，《史學方法導論》的講義稿，原稿有七講，今僅存第四講[1]。〈史料略論〉共分八小節，分別為：第一節、直接史料對間接史料；第二節、官家的記載對民間的記載；第三節、本國的記載對外國的記載；第四節、近人的記載對遠人的記載；第五節、不經意的記載對經意的記載；第六節、本事對旁涉；第七節、直說與隱喻；第八節、口說的史料對著文的史料。
作者先為近代史學觀念的演進做結論，提到史學已由主觀的哲學演進成客觀的史料學；著史的進步在於由人文(文辭)的手段演變成如生物學等一般的(科學)事業。歷史事件雖只有一次，不同於物理化學可重複試驗，但史料對於歷史事件往往不只有一個記載，透過比較史料，就可以得其真；史學就是史料學，其工作就是整理史料、比較不同的史料。因史料有來源、先後、價值等各種的不同，所以比較方法是「因時制宜」的。
在「第一節、直接史料對間接史料」中，作者先將史料分為「直接史料」與「間接史料」。「直接史料」是指未經中間人修改、省略、轉寫的，如毛公鼎上的銘文、卜辭等、明檔案等；反之，則為「間接史料」，如《周書》、《世本》、《明史》等。一般而言，「直接史料」沒有因轉引而增減的問題，故較為可信，惟有些「直接史料」與「間接史料」價值差不多，如《史記》所記的秦刻石，但《國語》、《左傳》中人物對談的「間接材料」，恐就與史實有所差異了。
「直接史料」的出處大致是有二：一為地下；二為古公廨、古廟宇、世家所藏等。其中紙帛不易於地下保存，故主要的地下材料是金石、陶泥，或是乾燥地區的竹木簡等；公廨、廟宇往往歷經兵燹匪劫，世家留存的亦少，因此這類的史料是極珍貴的。但是「直接史料」仍有其限制，如卜辭所記多「在祀與戎」、周金文只記光寵，少記事跡、明清內閣大庫檔內容細瑣。換言之，「直接史料」每每偏重於小事，而「間接史料」略具系統，所以若未先對「間接史料」下一番功夫，就無從知曉「直接史料」的價值與意義。惟「間接史料」亦未必靠得住，即使未成謠言，亦不免帶有其時代精神，而有不自覺的改動。因此，「直接史料」與「間接史料」尤須交互活用。
作者接著舉五個「直接史料」與「間接史料」互為利用的例子，以下擇要錄之。其一為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王國維以「直接史料」證明《史記》襲《世本》之說不虛，並改正了《史記》中的若干小錯誤，再從「間接史料」的矛盾中取決了是非。如他觀卜辭有王亥的記載，而《史記‧殷本記》僅云：「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無王亥之記載，而《史記索隱》有：「振，系本作核，漢書古今人表作垓。」《山海經‧大荒東經》則有王亥在有易國被殺的事體，略云：「王亥托於有易、河伯僕牛。有易殺王亥，取僕牛。」而《今本竹書紀年‧夏紀‧帝泄》載：「十二年，殷侯子亥賓於有易，有易殺而放之。」王國維透過以上諸材料，確認《史記》的「振」為「核」或「垓」之譌，雖然《山海經》、《竹書紀年》未可盡信，但卜辭既有記載，可證其載不偽。其二為陳寅恪〈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一)，陳寅恪尤精梵藏經典，以「唐蕃會盟碑」為根據，糾正了舊史中的誤書，異國譯音的誤讀。其三為歐陽修《集古錄》與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字跋尾》。歐陽修以金文證經典，後以石文梭史事，從碑文載：「十月辛未受禪於漢。」證明《後漢書》、《三國志》的時間記載有錯誤；錢大昕反從史事中，推回《唐景龍三年法琬法師碑》碑文有誤。其四為王國維、羅振玉對漢簡的考證，在《流沙墜簡》對每枚簡文詳加考釋。其五為吳大澂的「文」字說。他舉出《尚書‧大誥》中的「前寧人」，實為「前文人」之誤，因古體字與今體不同才有此錯。以上所舉數例皆為「直接史料」與「間接史料」相互勘補的佳例。史學之進步，最賴史料之增加，對舊史料有所功夫，才能運用新史料；對新史料有所了解；才能夠糾正舊史料。
在「第二節、官家的記載對民間的記載」裡，作者表示「官家記載」與「私家記載」互有所長。「官家記載」對於年月、官職、地理等較為確實；「私家記載」對一事的來龍去脈，以及官書不載的「內幕」則多有補充。惟「官家記載」偶有訛誤；「私家記載」亦可能流於胡說，所以在選擇上須格外注意。大致上表、志、簿錄等材料是「官家記載」好些，而官方所不容的材料就只能靠「私家記載」了。如「官家記載」對於禪代之際，剪伐之朝的一切暴舉多隱而未書，只能靠「私家記載」窺得一斑。而「私家記載」也有流於小說的，如明成祖的行為不合儒家倫理，於是《廣陽雜記》就編了一個他是元朝後代的故事，其他筆記中尚有明成祖為碩妃所生，再言而碩妃為元順帝之高麗妾，故稱明成祖為元順帝之遺腹子。然觀「官家記載」便可推算出其年代不合，此說僅為鄉野奇談。將「官家記載」與「私家記載」對勘的功夫中，《通鑑考異》是一個極好的例子，其唐五代諸卷，民間材料很多，所以有不少史事是靠這樣比較、整理的。
作者於「第三節、本國的記載對外國的記載」中，認為「本國的記載」與「外國的記載」也是互有長短的。一般而言，「外國的記載」總是靠不住，但是也有其好處，因為「本國的記載」往往忽略最平常、最要緊的事，譬如有外國的書中記載中國是藍袍人的國，本國人雖然看得明顯卻不自覺，所以本國人雖能見其精細，然外國人卻能見其綱領。並且一個人自記斷無法客觀，一族或一國的自記亦是如此，透過外國記載本國，或本國記載外國的紀錄，總會有所收穫。如《史記大宛傳》中略載：「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髯。善市賈，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試想其形象，即今之西洋人。諸深眼、多鬚髯、善市賈、貴女子等特徵，由他們自己來看，都是理所當然之事，如何會注意到呢？此還賴「本國的記載」所保存。
「第四節、近人的記載對遠人的記載」，作者認為這兩者是比較容易判別優劣的，因除非有新材料出現，否則事實只會愈傳愈失真，譬如宋朝李心傳著《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中多有怪事，如李清照改嫁、辛棄疾獻諛等，作者以為此與事實不符。作者於此節所述甚少，顧頡剛於《古史辨》中提出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持的亦是此法，或可做為參考。
接下來的五至七小節是連貫性的說明，在「第五節、不經意的記載對經意的記載」中，作者先闡述記載時若為「經意」則難免有作用，有作用便失史料之信實。如韓愈的撰《平淮西碑》，李商隱於《韓碑》詩云：「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作者認為韓愈是有為而作，還仿用《尚書》的古體，如何能記載出史實？就史料而論，比起許多不經意而作的碑文還不如。又如《晉書》在取材上不夠嚴謹，謬誤處甚多，在正史上的評價不佳，但卻也不經意地保存了晉人的風氣。作者揶揄道：「反正二十四史都不合於近代史籍的要求的，我們要看的史料越生越好！」這樣說來，編纂整齊的《明史》反而不好了，因為史料原來的面目都消失了。在「第六節、本事對旁涉」中，平常人總以為「本事」重要，「旁涉」相關處較少，作者認為有時候恰好相反。因為「本事」經意，而「旁涉」不經意。「旁涉」偶而會無意自露線索。但是尤須注意「孤證」，因為有些「孤證」的來源是有問題的，若持此偏見來考據，得出的結果自然不正確。「第七節、直說與隱喻」是「本事」與「旁涉」的引申。凡事不便直說的，著書人會用隱喻以暗示後人，或者故佈疑陣，以欺後人也是可能的。隱喻不容易掌握，有時史家想了很多，卻是根本沒有的事，或者被古人所欺都是有可能的。俞平伯的〈長恨歌及長恨歌的傳疑〉從〈長恨歌〉與〈長恨歌傳〉的描述中，提出楊貴妃可能沒死的解釋，或做為參考。他提到〈長恨歌〉中有：「宛轉蛾眉馬前死。」但死的是否為貴妃，並沒有明說。又云：「君王掩面救不得。」即玄宗沒看到楊貴妃自縊。再云：「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找不到貴妃屍體。後云：「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若天上、地下皆找不到，即暗指貴妃可能尚在人間，然而此說也只能傳疑，未能取信，是故作者稱此：「只可以玩弄聰明，卻不可以補直信史也。」
最後，「第八節、口說的史料對著文的史料」中，作者認為常人所謂「口說無憑；文書有證」其實不盡然。譬如筆記小說雖是「著文的史料」，實與「口說的史料」無異。若說「口說的史料」，中國有極多這類的史料，如《國語》、部分的《左傳》、戰國時期諸子故事多屬此類。惟中國以文字為中心，故「著文的史料」較為人所看重，「口說的史料」不能廣傳，許多民間傳說、宮闈遺文、朝野雜事不能得文人記載而失傳。反觀古代無文字之民族，反而能「口說的史料」流傳數百年，其內容雖謬誤甚多，但也保存了一些精要的史事，漢籍中的《蒙古源流》即屬於此類。歐洲諸國的「口說的史料」與中國情況類似，皆因文化振興而亡遺，然百年之前德俄諸國已有學者從事蒐集，故尚能保存不少，欲探民族之遺蹟、上古之史事，則須取資於此「口說的史料」。
[1]傅斯年，《史學方法導論‧史料略論》，收入陳槃等校訂增補，《傅斯年全集‧第二冊》(臺北：聯經出版，1980)，頁337-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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