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遊於歷史與現代之間

        夏伯嘉在〈戰後歐美史學的發展趨勢〉[1]一文中指出戰後的歐美史學以「年鑑學派」(Annales school)的影響尤最，故先講述法國的史學發展，接著才談論德國、義大利與美國的歷史研究。作者提到「年鑑學派」其實並不真的是一個學派，有些人也不同意將參與這份期刊的學者稱作是一個學派，只是這群學者從戰後一直到九零年代的法國史學中，是相當具有代表性(支配性)的一群，所以作者認為將他們概稱為學派也勉強說的過去。而後作者列舉三個的「年鑑學派」學者，為每一代的研究脈絡作說明，分別是第二代的布勞岱(Fernand Braudel)、第三代的勒華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與第四代的夏爾提埃(Roger Chartier)[2]。

        布勞岱的代表作是《菲利浦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3]，此書繼承了《年鑑學報》創刊後的研究傾向，不嚴格的劃分歷史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界限，反而密切地結合歷史學、人類學、統計學、經濟學和人口學等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布勞岱採取歷史與地理的研究取徑，結合「時間」與「空間」，將全書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描述地理環境，論述人文與自然景觀之間的歷史，因布勞岱發現傳統歷史著重政治史、制度史、戰爭史或外交史的變動，他認為這些只是表面的變動，所以他將第一部分稱為「不變動的歷史」，認為此才是歷史真正的本質。第二部分討論菲利浦二世帝國的社會結構、經濟體系，布勞岱不從個別歷史人物的角度作解釋，而是把個人與事件放在大環境之中觀察，以兩、三百年的歷史為期，探討社會結構在其間循續發展的一個情況。他認為相對於「不變動的歷史」，人口增加、深層結構、社會經濟結構等現象變動得較慢，是為「長期性的歷史」。第三部分則是純史實的敘述政治事件等等。此書除了重視歷史的空間，提出「總體歷史」(histoire totale)概念外，布勞岱亦相當重視「結構」，對他而言，人類的歷史總存在一個內在的「結構」，無論是人口、經濟、社會，甚至政治、思想都存在「結構」。由此也可以看出戰後法國人類學家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的「結構主義」對法國史學之影響。

        作者認為若從《菲利浦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觀察戰後法國史學的發展，會發現布勞岱寫作此書的出發點，就是他對當代法國處境的關懷，自1870年後法國對外戰爭屢屢戰敗，從歷史的角度看來，法國在政治、軍事上的光榮時代是過去了，但若從「長期性」的歷史、「結構性」的觀點來看法國歷史，會發現法國本身的文化並沒有變，仍是一個很光榮、偉大的古老文化。布勞岱終其一生總在關懷探索法國文化不變的面貌，這點則是他論著歷史、討論問題時所不斷重複採取的一個基本觀點。此外，布勞岱成立了社會科學高等學院(E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 social)，為「年鑑學派」建立了制度性的基礎。

第二位介紹的是勒華拉杜里，他是「年鑑學派」第三代的代表人物，注重人口、氣候等大規模、長期性、結構性的歷史發展。當時的研究方法有了新的進展，電腦分析盛行，因此第三代的「年鑑學派」開始以此分析物價表、教籍資料等數據。而勒華拉杜里的研究取向則歷經了三階段的變化，六零年代是第一階段，誠如上述，他使用電腦分析長期性、連貫性的資料。七零年代，則從經濟史、人口史、氣候史傳變到意識形態、意識結構的歷史，如《蒙大猶》(Montaillou) 就是利用教會清除異端的紀錄，將一個小農村的社會、經濟結構， 甚至是意識形態反映出來。到了八零年代，勒華拉杜里又重拾政治史的研究，此亦與法國思想界的政治氣氛有關。

六零到八零年代是「年鑑學派」的黃金時期，作者列舉兩本代表作，第一是狄昂(Pierre Deyon，1927-2002)的《亞眠》(Amiens, capitale provinciale)，此書先談及人口，接著談糧食供應、稅收、經濟結構等，最後是宗教、意識形態的問題。每章關聯性不大，可視為獨立研究，從此書寫作的先後次第亦可以看出這個時代中「年鑑學派」對什麼樣的問題比較注重。第二是Pierre與Huguette Chaunu夫婦合著的《塞維利亞和大西洋》(Seville et l'Atlantique:1504-1650)，此書利用大量長期性、結構性、循環性的海關稅收紀錄，來研究大西洋新世界和舊世界之間關係發展的歷史。

作者第三位介紹的「年鑑學派」人物是夏爾提埃，此期「年鑑學派」的研究方向變得比較分散，並不能用一個人當作代表性的人物。夏爾提埃的研究取向回到了文化史、思想史的研究，主要是受「解構主義」(Deconstruction)、「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的影響，研究的出發點是質疑語言文字能否表達意義，如現代的人去閱讀過去的文獻，是否能完全明白文獻的意義。夏爾提埃的專長是書籍與印刷史，其中一項研究就指出讀書史有意義的地方在於每一個時代都有不同的讀書方式，十六世紀的閱讀是在團體結構中呈現，例如朗誦聖經給家人聽，到了十八世紀，個人在自己的房間默讀的現象才發展出來，這些都有特定的社會意義，所以夏爾提埃想藉由對讀書史的研究來探討文化和意識型態的轉變。

總結「年鑑學派」的影響，第一點「年鑑學派」注重社會、經濟和文化史，而脫離了傳統的政治、制度和外交史，而其所採用的材料也有新穎之處。影響所及，使得二十世紀的史學多將民族主義與國家制度分開，國別史、民族史為題目的研究不再風行。第二點是「年鑑學派」和其他人文或社會科學研究結合，各國的史學也都接受了這種跨學科的研究方式。此外，亦有一些學者對「年鑑學派」持有負面意見，如馬克思主義學者就認為「年鑑學派」不重視政治史與經濟史，不談政治鬥爭、階級發展，只注重長時段的歷史，卻忽略了推動歷史的人為因素與政治因素。

接著講述德國史學，戰後的德國史學可說非常的保守，十九世紀蘭克(Leopold von Ranke)等人所提倡的「歷史主義」(Historicism)，即研究政治史、制度史的一派仍為顯學。西德雖有一些社會史學家和經濟史學家從事合作研究，但重點在於將社會史拿來配合人口史、政治史的研究，且社會經濟史的研究與史學研究，兩者是分割獨立的。此與整個德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納粹德國的興起關係密切，一則因1933年後，許多優秀的社會經濟史學者都被迫離開德國；一則為納粹黨本身要發揚民族的歷史，故早將史學家研究的題目集中在日耳曼民族的風俗習慣，反而使得戰後史學家不願意再碰觸這塊染上政治色彩的研究。直到六零、七零年代才有新的突破，韋勒(Hans-Ulrich Wehle)創辦《歷史與社會》雜誌，以長期性的結構歷史研究德國的政治發展，嘗試去解釋近代德國的歷史悲劇。他反對傳統政治史家著眼探討納粹有無迫害猶太人的問題，將戰前猶太社會學者的作品重新出版，促成戰後西德社會學的復興。此外，一些年輕的德國史家創辦了《歷史研究》(Historischer Werkstatt)研究德國生活史，但這些仍然不是主流，學院中史學的主流發展還是政治史。

戰後的義大利史學一方面採用了「年鑑學派」的創見，另一方面也在研究的方法上創造出了新的領域，其中較具代表性的期刊是由戰後年輕學者創辦的《歷史季刊》(Quaderni storici)，他們主要研究的是人的歷史，而不是長期性的、結構性的歷史。如金斯伯(Carlo Ginzburg)的父親在戰爭時被迫害而死，使得他的研究方法帶有非常濃厚的政治色彩，同情的是小人物、受迫害的人，他用教會的審判記錄撰寫《乳酪與蛀蟲》(Cheese and Worms)，書的主角不是教會裡的人物而是磨坊匠，從此反省下層人物的生活觀、宇宙觀。同時，金斯伯也開創了「微觀史」(microstoria)的研究方法，希望透過這樣的研究來反映整個時代的社會結構和歷史發展的動態。

最後，作者介紹戰後的美國史學，他以1991年12月在芝加哥召開的「美國史學年會」為例，「美國史學年會」約有一千四百個小組，共約三千人參加。作者隨意列舉幾個小組的題目，如「冷戰時代的內戰─希臘、中國、菲律賓的比較」、「巴西聖保羅黑白人的關係─從一八八八年到一九八八年」，發現題目皆相當細微，且每個題目之間沒什麼關聯，這反映了九零年代美國的史學發展沒有一個主流可言。其中一原因在於美國的歷史機構相當多，除了「美國史學會」外，當年在芝加哥開會的還有大大小小51個特別的史學組織。從「美國史學年會」的題目可以發現美國史學研究題目的分割情況己經到了驚人的地步，這使得有些史學家覺得這樣的研究變成鑽牛角尖，除了幾個同行外，外人是難以參與的。不過，從好的方面來說，這也代表美國研究歷史的人比去更多且更多元了。如六零年代從事歷史研究的，絕大多數都是中產階級的白種男人，當美國少數民族和婦女參加史學研究的比例變多了以後，就可進而擴充新的史學發展領域、找尋新的問題。六零年代婦女研究的重大貢獻，就是來自當時許多美國婦女加入了歷史研究的行列，她們不但補足了過去的空缺，且還以「性別」(gender)的概念來研究歷史。

2012年1月20日補記：關於美國歷史學會年會的相關資訊，涂豐恩先生有一篇詳盡的介紹，內容提到2012年的年會總計有257個場次，是歷年最多的一次。該文亦刊登在《史原》論壇中，請參考：「數位的與全球的──2012年美國歷史學會年會筆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