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鳳龍在〈海洋史與世界認知體系〉[1]中首先提到過去我們對歷史的認知是「封閉式」、「隔斷式」的，歷史研究按地域被分割為國別史，按時代被分為斷代史，這種思維使得我們對歷史的認知被分化成一個個的「時空段」。陸地雖然分為數個板塊，但海洋卻是一體的，有的政權透過海洋積極交流；有的政權卻極力禁止交流，從歷史經驗來看，世界的主導權往往掌握在那些與海洋交流的勢力手中，所以將「海洋史」作為一個空間，可以有效地認識世界史的背景。
反思當今通用的世界史論述，過於偏向「歐洲中心」的歷史觀，使得近代歐洲世界成就的文明與文化變得普遍化且具有支配性，而其他文明與文化就成了受支配的地位。近來亦有出現反面的聲音，即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弗朗克(Andre Frank)等人提出的「世界體系論」，其認為近代以前就存在有世界體系，係以中國、印度為首的亞洲區為中心，歐洲做為中心只是近代的一個短暫時期，此後中心轉移到美國，現又漸漸向亞洲遷移。但是「世界體系論」主要採用經濟或人口的規模作為指標，難免不夠全面。因此，試圖區分中心與周邊地區，以及其如何交替的同時，亦有必要關注同一個時代的其他地域文化圈，以及文化圈內的文化差異。而海洋史的正好可以打破歐洲中心論的偏見，通過對比亞洲海洋世界與歐洲海洋世界，可以具體分析出歐洲崛起為近代世界體系中心的過程，也可以了解當今新興世界體制出現的動因。
歐洲文化歷經一個以地中海為中心，形成、發展、傳播的過程。在希臘時便已開始爭奪地中海的霸權地位，而後羅馬取得了地中海的支配權，並宣稱是自己的內海，意圖長期保持霸權地位。與此同時，波斯與阿拉伯勢力也加入地中海霸權的爭奪戰中，隨著伊斯蘭教徒勢力日增，地中海的爭霸權自7世紀後日益激烈，在這種情況下，以地中海為中心的海洋爭奪戰逐漸跨越了地中海的範圍，波及印度洋、大西洋等其他海洋世界，是為近代歐洲取得世界主導權得原因。
與歐洲不同的是，以中國和印度為中心的眾多亞洲國家卻保持著非常平和的關係。特別是中國以其大陸性為基礎，強烈的影響亞洲的海洋性，把韓國、日本等國納入了「朝貢冊封體制」之中，東南亞眾國也是在此體制的影響下，通過印度與伊斯蘭教勢力進行平和的海上交流。然而15世紀明朝施行海禁，隨著海禁更加嚴重，「朝貢冊封體制」趨向死板，亞洲海洋交流無可避免的陷入枯萎，取而代之的是「倭寇」的橫行，最後歐洲海洋以暴力支配了平和的亞洲海洋，亞洲海洋也被編入「歐洲式的體制」，變成爭奪海洋霸權地位的戰場。另外，非洲、美洲、澳洲等其餘大陸是如何對應歐洲海洋活動的？如何漸漸成為歐洲殖民地？欲了解此點則需要研究各大陸以海洋文中心的文化體制有何特徵，以及這種特徵如何形成與維繫。即通過海洋史，建構另一個認識世界史的框架，從海域的擴大的過程觀察起。
地球上海洋與陸地的比例是7:3，海洋雖佔了大部分，但我們定義現實空間時卻以陸地為中心，海洋被定義為想像的空間，例如「地球」、「地理」、「地域」等概念隱含著我們以陸地為中心的思考方式。有鑑於此，重新喚起對海洋的關心，「海球」、「海理」、「海域」的概念也是值得一提的。而海洋世界是以海洋為中心的空間，也包括海洋中的陸地空間(島嶼)、連接海洋與陸地的淡水入海口(江河)、海岸邊的一小部分陸地。
大陸是由數大個板塊組成，各版塊又由山脈、沙漠分割成幾個部分，海洋與陸地不同，雖然在概念上還是被劃成數個區域，但海洋是一體的，其劃分並非是根據入海口所在的陸地型態，而是一種強調地理性的劃分觀念，即將海洋以陸地名稱冠名。若從歷史文化觀來看，我們現今常用「東方」、「西方」代指亞洲、歐洲，若將陸地的概念將轉換到海洋上，也可重新將海洋分成「亞洲人的海」、「歐洲人的海」。
中國重視海洋思維是從何時開始，又是如何形成的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要注意東方與西方的概念，此是由早先「亞洲海一分為二」的主張轉變而來的，這種主張如下：宋、元時期，中國人出海東南亞，累積了不少海洋知識，從事過去被誤稱為「南海」的東南亞以西海域被劃分成東、西兩個海域。到了元朝起，海洋知識又更豐富了，於是以蘇門答臘─馬來半島間的海峽(馬六甲海峽)為界，重新界定了東(東南亞海)、西洋(印度海)，而原先以廣州─汶萊劃分的東、西洋，就被改稱為小東洋、小西洋，此展現了認識海洋的範圍變化過程。
古代人的海域之停留在極小的範圍之內，之後人們對海域的認識才擴大至今。各時代的海洋認識，其範圍為何？又是如何擴大的？從這一點出發，試探查古代文明圈中的各個「地中海」(地中的海)，如南歐地中海、東南亞地中海、東北亞地中海、北歐地中海、阿拉伯地中海等，這些地中海是中古世紀海域交流的基本單位。當8世紀以後，伊斯蘭教進入「南歐地中海」與「東南亞地中海」，通過原有「阿拉伯地中海」將兩個地中的海連接起來，成為印度洋世界的新地中海，這是海域認識的首次擴大。15世紀後，隨著地理大發現，開闢了大西洋與印度洋航線，歐洲人開始進入了印度洋與大西洋世界，是為海域認識的第二次擴大。1622年麥哲倫船隊繞行地球一圈後，南北美洲、大洋洲、太平洋世界被引入並獲到重視，這是第三次的海域認知擴大，也使得歐洲人對海域的認識囊括了全部的海洋，這種海洋認識擴大的過程就是世界史的發展過程。
自然環境對人的生活方式有著強烈的影響，且古代的自然環境幾乎具絕對的主導地位，所以從農耕人、游牧人、海洋人生活方式的差異就可以看出自然環境對人的影響。例如農耕人的定居性較強；游牧人與海洋人則具流動性。農耕人為維持安定，故重視社會秩序；游牧人與海洋人則有著超越界限的越境性和自由性。海洋史的視野來看，能不能把游牧人看作是「陸地上的海洋人」呢？兩者一個以馬；一個以船，同樣過著自由的生活，雖然存在著相似的性質，卻也有也有不同的地方，例如游牧人是以部族為單位移動，以放牧為主；生活方式較單一，偶爾會在統治者的號召下，對農耕人進行掠奪攻擊。與其相比，海洋生活的危險性較高，海洋人的生活是冒險、探索，此呈現出通過各種海洋信仰來祈求平安的現象以獲得心理上的安全現象。
後記：對於姜鳳龍的文章，我有幾點想要補充：其一、文中有一些詞彙在臺灣比較少使用，我試著將其簡化或轉化，但不知道有沒有理解錯誤之處。其二、姜先生在序言的地方指出：「歷史學界對各分段之間的聯繫與整合的努力反而日益弱化。」但近十幾年來新文化史帶來新的史觀與研究視野，無論在兩岸，乃至於世界的歷史研究，皆早已注意到區域整合的重要，「全球史」的概念與「海洋史」的重視，也是這樣應運而生的，似不像姜先生形容的這麼悲觀。其三、文中結束語提到海洋人冒險出海，「因此呈現出通過各種海洋信仰來祈求平安的現象。」我的疑問無論是農耕人或游牧人，差別在於生活方式不一樣，所以在面對所謂的冒險、危險、不安定等時候也有類似的信仰，況且海洋人與游牧人一樣也有掠奪者(海盜)，此要如何解釋呢？其四、關於海禁是否造成「朝貢冊封體制」在海洋的交流停滯，我曾閱讀張彬村的〈明清兩朝的海外貿易政策：閉關自守？〉[2]，其顯示「海禁」並未造成民間海洋貿易的蕭條，且明清時期多次實行海禁，亦代表期間多次的解除，並非像姜教授講的漸趨嚴格。
[1]姜鳳龍，〈海洋史與世界史認知體系〉，《海交史研究》，2010:2(2010年12月)，頁25-33。
[2]張彬村，〈明清兩朝的海外貿易政策：閉關自守？〉，收錄在吳劍雄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四輯》(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3)，頁4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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