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遊於歷史與現代之間

第一章    明代的各種當官途徑
多途並進，納賢才、入國子監、考科舉

上海浦東的「陸家嘴」，是中國最繁華的金融商業區。六百年前，還沒有陸家嘴這個地名，東流的黃浦江在此折向，形成一塊沖積地，《上海縣志》記載此地名為「洋涇」，當地人則將這種細流縱橫的灘地稱為「浜」。陸氏聚族而居的「二十四圖」，正是黃浦江急彎之處[1]，昔日水患頻發的瘠地，如今已高樓林立，東方明珠、金茂大廈、上海環球金融中心、上海中心大廈皆坐落於此。

陸氏家族發跡於陸深（1477-1544），他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文章與書法在鄉里中頗有名氣。弘治十四年（1501），陸深應鄉試，其中策論出了一道時事題：「宗室日繁，而祿入不繼。」陸深以恩義角度立說，認為皇家若無力澤被後世，應當以義斷恩，果決地裁省經費，過分的恩澤對宗室不是好事。[2]此論獲得主考官王華（1446-1522）與劉忠（1452-1523）的激賞，大讚：「此人必為天下名士。」將其評定為解元（鄉試第一）[3]。陸深所在的考區為南直隸應天府，是全國最大的鄉試考場，亦是江南英才匯聚之處，能夠考取第一，實屬不易。

拔擢陸深的主考官王華也不是一位簡單的人物，若要參加科舉考試，須先進入官學，經過考核後才有資格應試，但王華未受官學教育就直接應鄉試，這種身分稱為「充場儒士」，是相當罕見的奇才。當時有兩張試卷難分軒輊，主考官楊繼宗（1426-1488）興奮地向眾人說：「這兩位考生都非常卓越，皆有中狀元的潛能，我為朝廷得了人才感到高興！」其試卷的主人，一張是王華，另一張則是李旻（1445-1509），楊繼宗認為王華的試卷更佳，但考慮到他是個儒士，考官應當激勵具有官學背景的考生，所以將李旻改列為第一，王華屈居第二。[4]王華亦不負期望，翌年殿試高中狀元，李旻則是下一科的狀元，楊繼宗慧眼識才，可謂一語中的。

網路版的國語辭典檢索「得年」，解釋就是「享年」，又補充「敬稱人死之年在三十以下者。」但沒有任何史料來源補充。檢索「享年」，解釋是人獲有的壽命，出典《文選》：「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檢索「享壽」，解釋：「死者存活的歲數，習慣上稱卒年六十以上者為享壽，不滿六十者稱享年，三十以下者稱得年。」給了很明確的界定了，但僅說是習慣用法，也沒有史料依據。檢索「耆壽」，沒有收入。檢索「嵩壽」，解釋為高壽。

一般常見的說法：「29歲以下過世稱之得年，30至59歲用享年，60歲至89歲則用享壽，90歲至99歲稱之享耆壽，100以上稱享嵩壽。」出自「臺灣殯葬資訊網」，可能也是轉引的，而非原出處，這個分界大致上是依照國語辭典中「享壽」內的解釋，再多了一些延伸用法，推測是殯葬業要製作印刷品，方便界定。

查明代專門收入墓誌銘的《國朝獻徵錄》，發現「享年」和「得年」是完全通用的，得年用在高壽的紀錄也很多，並沒有年齡區分。但是總筆數來看，得年有180筆，享年有360筆，不是因為年齡的關係，只是用享年，行文比較典雅而已。「享壽」則只有6筆，從字義上來看就是偏向高齡，史料中亦如此呈現，分別為56、64、66、80、86、100歲。

元末明初的文學家陶宗儀（1316-1369）觀察蒙古人的求雨方式，他說禱雨的蒙古人都不是方士，因此不用印令、旗劍、符圖之類的道具，簡單地拿了一盆乾淨的水，裡面放著幾枚雞蛋大小的石子，一邊念著密咒，一邊過濾石頭，不久之後就有雨了。陶宗儀覺得很奇妙，認為蒙古人的儀式可能是虛晃騙人的，精髓是那些石子，他說石子叫做「鮓答」，是動物身體裡的結石，牛、馬的最有效力。[1]

陶宗儀的觀察，也間接透露一些訊息，他正好說明了漢人的求雨儀式大多是由懂方術的道士主持。通常是由地方官迎請方士開壇作法，當然也不是每次都能應驗，陶宗儀也提到一個失敗的案例，至元二年（1336）松江地區久未下雨，官府特地請來一個相傳道術高妙的方士，結果他每天殺蛇、燕焚燒為祭，看起來相當厲害，但始終沒效果，只好羞愧地趁著半夜逃走了，當地的人還寫兩句聯譏諷這件事。[2]

殺蛇是比較少看到的，各地方士的儀式略有不同，嶺南（廣東、廣西一帶）認為龍性好色，用少女誘惑[3]，誠如用女性身體誘惑的例子，祈雨不僅是用牲畜為祭，民間更有許多將身體作為犧牲品，諸如剁手、自焚等激烈手段，然而這些方式都被傳統士大夫視為邪術，官方也不容許這樣的求雨方式。雍正二年（1724），皇帝給禮部的聖諭就提到民間祈求晴雨的事，非常不合乎禮法，讓不肖的僧道得以妄行非為，皇帝說道：「如果要求雨，只要各存誠心祝禱即可，何必擺壇做法。從此以後，遵從旨意，在寺廟誦經求雨就可以了，如果私設祭壇，假借求雨的名義作法，就是妖言迷惑百姓，將其治罪。」[4]

史料介紹階段

1.梁方仲，〈評介《萬曆會計錄》〉（1935）

2.徐蜀，〈明代重要經濟文獻《萬曆會計錄》〉（1989）

查慎行的《人海記》裡面有一條〈弛會試禁〉：「舊制：貢士三科不第，禁會試。弘治三年始弛此禁。」我原先找不到出處，在明代初期的科舉中，並沒有看到這樣的規定。

後來在查慎行族叔查繼佐的《罪惟錄》看到了，略載：「弘治元年，閣臣劉吉聞監中一老舉人以詩嘲吉，吉恨之，奏舉人監生三科不中者，不許會試。舉人林潤請再寛一科，許之。踰年弛此例」是什麼詩則沒有說。

既然知道是劉吉的故事，再去翻《明史‧劉吉傳》，看到了原委，並不是嘲詩，是罵劉吉「老棉花」，《明史》略載：

趁博客來特價的時候，購入了王汎森先生的新著《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發現有幾篇好像看過了，細查發現又是一本論文集。最近幾年的著作，如《權力的毛細管作用》、《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也都是論文集。無怪乎書名主標題為《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大概是想不到合適的書名，不得不為之吧。

1. 〈從「新民」到「新人」──近代思想中的「自我」與「政治」〉，收入《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
2. 〈五四運動與生活世界的變化〉，收入《二十一世紀》113卷
3. 〈「煩悶」的本質是什麼──近代中國的私人領域與「主義」的崛起〉，收入《思想史》1卷
4. 〈主義時代」的來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一個關鍵發展〉，收入《東亞觀念史集刊》4卷
5. 〈時間感、歷史觀、思想與社會──進化思想在近代中國〉，收入《數理人文》15卷
6. 〈中國近代思想中的「未來」〉，收入《探索與爭鳴》2015年9期
7. 〈如果把概念想像成一個結構──晚清以來的「複合性思維」〉，收入《思想史》6卷
8. 〈「儒家文化的不安定層」──對「地方的近代史」的若干思考〉，收入《近代史研究》 2015年6期
9. 〈人的消失？！──兼論二十世紀史學中「非個人性歷史力量」〉，新論
10. 〈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收入《新史學》，14卷4期。

義大利 Ming Qing Yanjiu
http://booksandjournals.brillonline.com/content/journals/24684791

關於明代蔭襲的規範，最早見於《太祖實錄》，後來《大明會典》也將此抄錄進去。但是具體的規定只提到蔭官的職位與品秩，如正一品官子蔭五品等等。蔭官以後能不能考科舉，則沒有說，也沒看到學者有討論過。

《萬曆野獲編》紀載一則故事，首輔沈一貫（1531-1615）勸告他聰明的長子沈泰鴻道：「你為何不授蔭為中書舍人呢？屆時成為國子監生參加順天鄉試，不是好過參加競爭激烈的浙江鄉試嗎？」沈泰鴻接受了父親的建議，沒想到沈一貫竟題請將兒子蔭為尚寶司丞，從此沈氏父子反目成仇，再也不見面。

尚寶司丞為正六品，比中書舍人的從七品高了好幾個檔次。《萬曆野獲編》另一篇則紀載蔭官的升遷，提到：「中書考滿十二年，始陞三級為主事，又九年為尚寶卿，俱仍管中書事。即加至四品三品，不出局約略與璽卿等。」意即中書舍人拚了二十一年，才差不多是正五品的尚寶司卿。

萬曆《大明會典》是史語所有電子化的版本，所以引用的最廣泛。我查閱相關制度時，經常看到一句「洪武二十六年定」。反覆地看到這句話，讓我起了疑心，同樣的制度去查洪武朝的《諸司職掌》，會發現紀載的文字都一致，就是沒有「洪武二十六年定」這句話。

例如選官的條目，萬曆《大明會典》：「凡官員作缺，洪武二十六年定，內外官員考滿、侍親、致仕、丁憂、殘疾、極刑、考功司勳來付...」而《諸司職掌》則是：「作缺，凡內外官員考滿，侍親、致仕、丁憂、殘疾、極刑，考功司勳來付...」

用電子檢索的方式查了萬曆《大明會典》，一共出現了195次「洪武二十六年定」。清人在修《明史》時，必定也參考了萬曆《大明會典》，也出現了15次「洪武二十六年定」。

明末清初的私人見聞，由於事涉敏感，往往傳抄後會改個名字，或是不屬名。有時候找到一兩本稀見的書，學者們都沒引用過，還以為找到寶了，卻不是這樣。

武新立的《明清稀見史籍敘錄》提到了一本書叫做〈保桐始末方略紀〉，武氏在介紹中說這本書作者不詳，不見有刻本，還對內容做了一些考證，評價這本書記事詳盡，極富史料價值。

讀了他的介紹，我真的是很想看這珍貴的書，不過再看他寫道：「茲選錄數條如下，書前開卷即云：崇禎八年正月流賊犯桐....」我就知道他搞錯。這本書是再尋常不過的書了，就是戴名世的〈孑遺錄〉。

去年老師從北京印了一份稀見材料回來，叫做《兩都愴見錄》，作者化名雲巢野史，全書分兩卷，分別記載北京與南京明末陷落的史料。上卷前面幾段不曾讀過，讀到第三頁便覺得似曾相識，原來是抄錄顧炎武《明季實錄》。至於下卷，則是抄錄自《播遷日記》，《播遷日記》又與另一本名叫《江南聞見錄》的書相當雷同，作者還考證不出來。晚明史籍真的是一本爛帳，到底是誰抄誰的，算都算不清。

推測這個《兩都愴見錄》應該是一本拼裝書，史料價值不高。不過上卷若干篇幅，我還是不知道出自何書，或者真的是這位雲巢野史補增的也不一定。

在期刊網上讀到一篇短文，是馬良德〈在書畫家和土豪劣紳之間〉，他說：

讀馮夢龍《古今笑史》，方知華亭公乃明末著名書畫家董其昌。雖然董其昌是個讀書的種子，但他在松江華亭時，對他人的田產喜歡得說拿來就拿來。這事兒被百姓捅到海瑞那裡，被海瑞狠狠處罰了一通，把董其昌心疼得直跺腳。有縉紳出來說情，勸告海瑞說聖人不做過份的事，海瑞是何等剛烈的人呀，勃然訓斥道：「諸公豈不知海瑞非聖人耶!」

我正在找董其昌魚肉鄉民的材料，過去沒聽過這則故事，以為有材料可以用。正要找史料原文，但想一想，時間不太對，董其昌（1555-1636）跟海瑞（1514-1587）是不同時代的人，海瑞大約是隆慶三年（1569）巡撫應天，而董其昌考上進士則是萬曆十七年（1589）。換言之，在海瑞擔任巡撫時，董其昌還沒沒無聞呢。那麼這個華亭公是誰呢？我想應該是擔任過首輔的徐階（1503-1583）才對，在海瑞巡撫時，徐階也剛致仕，那時海瑞正在清算鄉紳的田土，要他們把侵蝕的田地都退還給農民，徐階在松江府的田地也受到波及。

國家圖書館有一本善本書登錄的名稱叫《一席紀聞》，共有兩冊，作者不詳。我還以為找到寶了，調閱出來看，原來是一本常見的書，大失所望。

《一席紀聞》是記述明末農民軍領袖李自成的事跡，其作者很簡單，第一段末就提到了，叫做顧杲，就是復社領袖顧憲成的從子。問題是這本書並不叫《一席紀聞》，因為這是一本筆記集，〈一席紀聞〉只是第一篇，第二篇叫做〈明史從闖賊各官〉。真正作者是顧公燮，這是他記錄明末清初的史事筆記，也收了幾篇顧杲的文章。這本書的書名應該是《丹午筆記》，或《消夏閑記》，只是抄本沒有目錄，國家圖書館就誤把第一篇當作書名了。但國家圖書館的這本《丹午筆記》與江蘇古籍出版社的點校版仍有些差異，或許有些條目在點校版中沒有，有空再細細比較。

聽聞森正夫教授有譯作出版，趕緊買了一本收藏。不曾聽過《「地域社會」視野下的明清史研究：以江南和福建為中心》的日文版，以為是新的作品。看了目錄後，發現是舊作合輯，還沒見到實書，不知道內容是否有增訂。其中部分文章過去無中譯，所以此書仍相當令人期待，當然，更希望有朝一日能有完整的《森正夫明清史論集》譯本。以下是各篇的出處：

1.民眾叛亂、社會秩序與地域社會觀點——兼論日本近四十年的明清史研究

這篇是《森正夫明清史論集》的長序，由于志嘉教授譯出後整理合併，經森正夫教授審定，發表在香港的《歷史人類學學刊》第五卷第二期。

康熙二十六年八月，寓居江寧的董含正陪著兒子董威寶赴棘闈應試，突然看到滿天的蝗蟲，《三岡識略》記載道：「舉子才點名，忽聞空中聲勢洶湧，仰視見飛蝗蔽天，自東北來，日色為其所掩，經過之處，屋瓦層疊數寸。」並抄錄了一則當時的童謠：「蝗蟲入考場，有米也要荒。」這則童謠當然是有心人士教導孩童唱的，因為當年江南鄉試的主考官米漢雯疑似狥情受賄，中試者半為膏粱子弟，落榜的舉子舉行了激烈的抗議活動。

《三岡識略》該條目是隱喻科舉不公正，但他也隱約的透露了江南有蝗蟲似乎是一件稀見的事情，我在吳應箕的《留都見聞錄》也看到類似的話，他說：

江南蝗災甚少，萬曆丁巳曾見之。時府尹徐公救捕之，未幾輒盡。至崇禎戊寅以後，則遍江南諸郡無不有蝗，凡蝗所至之處，有同一禾苗而田畝相連，有食有不食者，不可解也。

《平吳事略》的作者是著明南園嘯客「輯」，至於是輯自哪裡則沒有明說，我發現他與明末清初嘉興人王逋的《蚓庵瑣語》多有雷同。《蚓庵瑣語》常有「余」如何如何的，且又記嘉興一帶之事，應當是原作。若稍微比較一下，《蚓庵瑣語》似乎記載略詳，例如：

《蚓庵瑣語》：「六月二十六日，城破。廿一日，有鄉民十餘舟出城，至南湖。天尚未明，見燐火青青，散漫水波，彌千亙萬。眾懼，足擊船板，揮之不去，豈兵死生魂預遊波上耶？又廿三日，城外見城內天星散落如雨。」

《平吳事略》：「順治二年乙酉六月二十六日，破城。二十一日，有鄉民十餘舟出城，至南湖，天尚未明，見燐火青青，散漫水波，漲千亙萬，眾懼，揮之不去；抑兵死，生魂豫游波上耶！二十三日，城外見城內天星亂落如雨。」

很多地方都說《三岡識略》的作者董含是董其昌的孫子，但這是有問題的，因為董含的祖父並不是董其昌。葉夢珠在《閱世編》提到：「少宰之孫閬石含，以順治辛丑登進士。」少宰即是曾任吏部侍郎的的董羽宸。而董含在《三岡識略》的〈蓴鄉贅客自述〉也可作為佐證，略云：「先大父邃初公，萬曆癸未進士，歷任左副都御史，吏部左侍郎。」邃初是董羽宸的字。

那董含與董其昌是什麼關係呢？從上海圖書館的《董氏族譜》來看，兩人是不同支，應該是從曾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