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遊於歷史與現代之間

        這個故事是來自尼古拉‧孔塔(NicolasContat)所撰《印刷工趣事》的其中一篇，他敘述1730年巴黎兩位印刷工人因受不了師父(同樣的也具僱主身分)長期不合理的待遇，因而決定採取以惡作劇的方式對師父進行反擊，藉此宣洩不滿，其惡作劇的方法就是從「貓」下手，其過程饒富趣味(當然也有一點血腥)，且展現出十八世紀法國工人階級的文化，故事的內容大略如下：

        傑侯姆(Jerome)與雷維耶(Léveillé)是兩個印刷工學徒(apprentice)，經過了一整天的辛苦，好不容易可以捲入溫暖的被窩享受一夜好眠，可是事與願違，外頭的貓吵得他倆一刻也不得安寧，這些貓後面的靠山是師父與「資產階級」(bourgeois)，這一夜好覺顯然睡不成了，可是明日一早他們還得早起做一堆瑣事，比方給水槽加水、為鍋爐點火。說真的，那些讓新入行的學徒來做就可以了，不知為何師父硬要全部的職工(journeymen)都參與。

        天還沒全亮，印刷廠內職工和學徒都到齊了，當然除了師父和師母以外，因為他們還在睡呢！即使中午他們也未必會到─除非師父心情不好想找個學徒罵罵。雷維耶對此感到憤恨，他的老爸是屋頂工人，因此他也學到了一身飛簷走壁的好工夫，除此他還有一項特殊的專長，就是上帝賜給他一副特殊的好嗓，雷維耶學起周遭同仁的聲音都可以學得維妙維肖，因此他想到了一個好點子可以愚弄一下師父。

    本章節內容將魏、趙、楚、韓、齊、秦六國的變法改革做一個完整的介紹。

1.魏國李悝的變法主要有三個面向，其一為「盡地利之教」，教導農民同時播種不同的作物，以避免作物發生災害時造成難以補救的窘境，同時也督促農民努力耕耘、除草，成熟時盡快收成以降低風雨造成的損失，他相信如此實施田租必能豐收，國家亦能富強。其二為平糴法，穀賤則農損，糧貴則民傷，李悝認為如此將不利國家的統治，故應該平穩糧價的價格波動，於是他將糧物分成上、中、下等級，好年時政府糴進，壞年時糶出，後代的均輸法即承此而來。其三則為法經，李悝作法經成了中國第一步比較有系統的法典，分盜、賊、囚、捕、雜、具六篇，後商鞅即由此借鏡。

2.趙國的公仲連推薦了牛畜、荀欣、徐越等三人，烈侯遂起用牛畜為「師」負責教化；起用荀欣為「中尉」指揮作戰及選拔官吏；起用徐越為「內史」徵收田租及考核諸臣，而三人各不同道，因此趙國可謂儒法並進。

    前世史家側重中央制度，至於地方則相對忽略，然地方行政實為一國政治重要之一環，不可不重視。西周之時，尚為宗法封建時代，無地方行政制度可言，東遷之後，封建制度逐漸解體，至春秋戰國時之際，形成數個中央集權的新軍國，遂成郡縣制度的前身，此即為中國地方行政制度之始。嬴秦一統天下，廢盡封建，廣推郡縣，行中央集權至全國每一角落，郡縣制度至此才趨完備。劉漢初興，適應時勢，恢復封建，與郡縣制雙軌並行，秦漢雖為兩代，而制度實為一體，此類制度，多有可述，略有以下特點：

(一)、漢代地方行政，惟郡縣兩級，郡為地方行政之重心，郡首掌治一郡，權括民、刑、財、軍，無不綜攬，而於佐立屬於縣之控制，可見其權力之絕對性。且全國百郡，大小得中，財政足自給；軍力足維安，固郡有餘，叛中央則不足，是為可稱道者。

(二)、武帝分州置刺史，秩位卑而察權隆，秩卑使人激昂，權重則能申其志，故「得有舉察之勤，不生陵犯之釁」。至東漢中葉以後，刺史權力增大，反成地方行政之最高長官，統治郡縣成三級制，然此非漢代之經制。

    漢化在胡族中是一種潮流，在這種潮流中當然也會有反漢化的逆流存在，北魏的漢化逆流可以從崔浩事件中得到說明。當北方兵戈擾攘之際，漢人未能南遷者，皆築塢堡以自保，他們結聚在一塊，或以宗黨，或以婚姻，或以佃戶為核心，有自己的政治、經濟與家族主義，在地方上形成一股強大的勢力。胡人在意的便是此等大族，因此所謂漢化與反漢化，在胡族的層面來講，就是與漢人大族的關係問題。

壹、崔浩事件

    從《魏書‧高允傳》中看到高允與盧玄等「俱被徵」可以略知北魏胡人對漢人高門的攏絡態度。清河崔氏魏晉以來，雖經五胡之亂，在政治上仍居最高地位，《北齊書‧崔㥄》就記載崔㥄自負的告訴盧元明說：「天下盛門，唯我與爾，博崔、趙李，何事者哉！」而實際上，范陽盧氏在政治上的地位遠不及清河崔氏，那麼崔㥄為何會認為范陽盧氏也是盛門呢？那是因為在六朝初期，所謂勝流不惟以高官為標準，其標準有二條：一為家族顯赫者，是為「姓族」；二為個人有智慧者，是為「人倫」。清河崔氏係屬前者，至於范陽盧氏即是後者，《魏書‧盧玄傳論》就提到他們為世盛門的原因是「蓋德業儒素有過人者」。崔浩生於西元三八一年，屬於六朝初期，故論崔浩事件，須注意「姓族」與「人倫」兩個議題。

    明朝政治架構在文官的基礎之上，文官組成的集團和武官們的原則全然不同，文官施政追求的是「中庸之道」，這種牢不可破的觀念使之習慣將諸事維持在一個平衡面，他們認為刀劍下的和平只是憑藉血氣之勇所築成的脆弱屏障，時間一久屏障自然會瓦解，若一件事最後是訴諸武力那在他們眼中便是失敗至極的結果。他們一則輕視武將無墨一則又懼怕武將造反，便想盡各種方法壓抑武將，於是在總督巡撫以下設有「兵備使」、「海防道」，雖名為監察然實握調度大權，人事任免、交通各項亦皆由文官所把持，尚有武試竟以刀槍弓馬之術嫻熟與否作為依據，筆試則僅測文字粗通而未涉兵法軍事之事，開辦的「武學」講述的內容亦盡為儒教經典，預期的目的就是讓武將有勇無謀，這樣的政策導致帝國培養出的高級將領極少備有運籌帷幄的謀略能力，而士人對武將的不平等也伴其一生至終，因凡連退伍的軍人都被視為是煩麻或社會的亂源。

    戚繼光似乎完全能夠體會明朝武官的困境，他採取的方法總以務實為主，不若譚綸提出一連串超出體制的政策，但所組織的軍隊無可避免的帶有個人的色彩，加上他與張居正的關係密切，於是戚家軍在文官的眼裡不是保衛社稷的干城而是國家的威脅。

    蹂躪東南沿海的倭寇不同於一般的海盜，海盜多為烏合之眾，掠奪財物後即呼嘯而去，倭寇登陸後常會建立根據地，有時甚至圍攻城池，其中成員不乏有中國百姓，且人數還佔其大多數，肆無忌憚的行為威脅到以農業經濟為本的明朝帝國，迫使政府採取強硬手段對付，但衝突一開明朝的長期以來使然軍事缺陷盡為暴露，倭寇的熟嫻使用雙刀，與夥伴互為呼應協同作戰，又在進入村莊時驅使難民在隊伍之前，造成中國官軍陷入困惑和混亂之中，戰術優勢和武器精良讓倭寇初期時戰無不勝。

    倭寇的入侵早在洪武年間就開始，到了嘉靖時才成為嚴重的外患。太祖為此先後派使質問「日本王」良懷，但倭寇依舊時來侵擾，太祖看他沒什麼誠意，乾脆趁著洪武十四(1381)年貢使來進貢時警告說要出兵打他，事情傳回去日本後，良懷大概也知道太祖是嚇唬人的，試想若有心出兵遠洋何不直接加強邊防，於是寫了一封軟中帶硬的信回去給太祖，大概的意思是說：你是大國，我是小邦，你若要打我，我也不是好欺負的，不過咱們還是以和為貴，以免百姓傷亡。事實上日本此時藩鎮割據四方，還有成群無拘無束的浪人，懷良哪有本領派兵騷擾中國，他唯一能做就是時而進貢給老大哥，太祖可不太買帳，常常拒收懷良的進貢，大抵是因為他不曉得日本的局勢，還以為自己嚇唬人的計謀早被看穿了，只好在洪武二十(1387)年命周德與湯和在福建浙江的沿海砌起了幾十座防倭寇的城，又駐了六、七萬的兵，倭寇十之六七本為中國人，由此有膽進犯的倭寇便少了些。

    倭寇可不只是海盜集團，時有打著貢使身分的日人也幹起了偷搶拐騙的勾當，原來一些貢使來朝時身上備有武器，又往往攜帶比朝貢多出數倍的私品欲在中國交易得利，好一些的不太客氣，壞一點的就搶了東西不給錢，待遇到中國官員時便拿出貢物就說自己是貢使。後來有個貢使名叫宋素卿，原來根本是個中國人假扮的番人，他本名叫朱縞，此人理應抓去處死，但是他已經打通關節，賄賂了市舶司主管和劉瑾等人，再說中國人和東洋人也長得差不多，所以朱縞第一次進貢時倒也逍遙自在，未料，他第二次來的時候竟造成了一起重大的外交事件，因為朱縞拿的是過期的勘合符，給另一個叫宗設的貢使指為冒牌貨，加上他之前已經賄賂了不少官員以致享有禮遇，更使得宗設氣不過，便找了其他日本貢使要去揍他，追到了紹興又回到寧波，繞了一圈人沒抓到反而沿途搶東西，燒房子，最後偷了一條官船長揚而去，他不知道的是後人將此稱為「寧波之亂」。

    嘉靖三十二(1553)年時，有個倭寇集團大舉入侵，他們的頭頭也是個中國人，名叫汪直是個安徽人，他和同夥以及真正的倭寇們組織的船有上百艘，把海平面都給遮蔽了，上岸後隨即攻破定海，然後如入無人之境，幾個月內江陰、嘉定、蘇州、松江、嘉興等都被他搶遍了，還從容的在柘林屯軍。守軍王忬對他一籌莫展，朝廷於是將他撤掉換上李天龍並調派兵部尚書張經坐鎮，好不容易才有點成就，斬了一千九百餘個倭寇，沒想到世宗聽信讒言，反而把李天龍及張經打入大牢。

    賈似道，一個活躍於南宋末期政治上的角色，一般人對於他的印象是無能懦弱的權臣，是傲慢的亡國宰相。對於這種種批評，史家艾柏華(Eberhard)認為是賈似道實施土地改革產生的直接結果，因為土地改革無可避免的會和地主發生衝突，而在中國，史學家大部分都是地主階級。

    那麼，要如何還原賈似道真實的樣子呢？我們必須注意到，在中國史書中，一個人如果有個人傳記，那會被視作一種褒揚，而那人有損於其典範的瑕疵往往會被史學家所忽略，後人也會視而不見。賈似道恰好是一個反例，他的傳記被收錄在「奸臣傳」中，這類的人不會有博學的朋友替他撰寫祭文和訃告，政府的人事部門如果還保留其功過記載，也幾乎被修改過。在原始史料就不公正的情況下，這類人作惡多端的記載，實際上不完全可靠。以賈似道為例，在宋史本紀中提到他的事蹟並未完全被採用，反而是一些對於賈似道有偏見的人所撰的《宋季三朝政要》等半官方史料被採用。除了這些偏激的史料外，宋史本身也是在倉促中編纂，所以編者可能並未費心考證這其中史料的真實性。

    我們可以將其對賈似道的非難括分成三類：一、他的無能，即賈似道是倚仗姊姊在後宮受寵才得勢。二、他與蒙古人私下交易且擬了一個失敗的外交政策。三、他急進的土地及經濟政策。但其實這些指控並不全然符合史實。賈似道出生於一二一三年，當他十八歲時，他的姊姊以「文安郡夫人」的名銜入了後宮，很快的成為寵兒，在一個月內就被理宗升為才人，一年之內又被升為貴妃，達到妾所能及最高品位，而她在一二四七年二月過世。因此，若將賈似道的升遷歸功於他姊姊的影響力是不符合事實的，儘管賈似道在一二四七年擔任的職位已經相當的高，但絕非特殊職位，而他真正得勢是在一二五零年以後的十年間，例如他被任為丞相是一二五九年，那已經是他姊姊死後十二年發生的事情。關於對賈似道缺乏擔任低職官員和他無能的指控，其來源大多來自一些非官方的雜談。誠如前述，他在擔任丞相前已經具備十二年的資歷，曾任太常丞也擔過灃州的知州，除非有人認為一個沒有才能的人能夠在宋朝安安穩穩的為官二十年，否則對於他無能的指控也是空穴來風。

    清談的興起是由於東漢末年黨錮之禍諸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殘與壓迫，原本具體評議朝廷人物認用當否的「清議」，一變改為抽象的玄理的討論。起自郭泰，成於阮籍，他們都是避禍遠嫌，消極不與當局政治合作的人物。

    東漢的清議以人倫鑑識為要旨，而郭泰與之不同，《後漢書‧郭泰傳》記載郭泰「雖善人倫，而不為危言覈論」，而《抱朴子外篇‧正郭篇》也提到他「周旋清談閭閻，無救於世道之陵遲。」這說明郭泰不具體評議朝中人物，所以當黨錮之禍時，可以倖免於難。郭泰只是一個開端，魏晉兩朝的清談又是另一個面貌，可將他們分為兩期。西晉初期的清談當日政治上的實際問題，是士大夫藉以表示本人態度及辯護自身立場方法。到了西晉後期直至東晉時的清談已是口中或紙上的玄言，喪失政治上的實際性質，僅止於名士身分的裝飾品。

    竹林七賢以嵇康、阮籍、山濤為領袖，向秀、劉伶次之，王戎、阮咸為附屬。其名是先有「七賢」而後有「竹林」，「七賢」自《論語》中「作者七人」的事數，有標榜之義。「竹林」之辭，源於西晉末年，僧徒比附內典、外書的「格義」風氣盛行，乃托天竺「竹林精舍(Vlenuvena)」之名，加於「七賢」之上，成「竹林七賢」。由此可知《世說新語‧傷逝類》提到的王戎與嵇康、阮籍飲遊於黃公酒壚，共作「竹林之遊」是好事者捏造出來的，至於《水經注‧清水篇》提到「七賢祠東，左右筠篁列植」以河北名勝附會竹林七賢的說法也是因不知其名由來而虛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