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範在〈明清江南研究的期待與檢討〉中[1]，批評加州學派的比較研究在前提上就不正確，應該將社會科學的概念擱在一邊，不能一味套用，以論代史。接著以「城市化」的概念為例，指出許多江南市鎮的研究推算城市化比例，以及各種五花八門的估計數據。作者以自身的經歷反駁，他發現即使在現代，江南鄉下人對於城市有強烈的疏離感，因此回顧明清時期的市鎮生活，即使城鄉有著物流的中轉關係，但「城市化」並非城市擴張的結果，而是鄉村經濟生活的擴展。
另一方面，江南雖有著豐富的史料，但主要是文人所寫，而文人的詞藻多有溢美與危言，要呈現基層民眾得社會實況，有一定的難度。作者最後觀察明清江南研究，歸納出三個特色：一、時間多數止步於1840年前，少有延伸至晚清、民國時期；二、地點多數集中在太湖流域，使江南只有中心而沒有邊緣，缺乏整體意義；三、史料多以文集、地方志，因此集中在經濟、貿易等項目，其他專題較為缺乏，且縣、村等小單位的個案考察也較少，使江南研究沒有形成擴散性效應，此皆為江南研究的瓶頸。
明代在京的官員，每天早上要進行朝會，朝會後到衙門畫押簽到，然後開始公座辦公。朝會有分元旦、冬至、萬歲聖誕等「大朝」，以及朔望日朝、早朝、午朝等「常朝」，有時還有祭太廟等特別祭典。
要參與早朝官員上自公、侯，下到九品官員、雜職官，約在一千三百人之上。為避免官員無故缺席朝會，所以設置了一個稱為「門籍」的職官名冊，上列有赴朝參官員的名單，官員須簽到填註，若生病則註明有病，稱為「註門籍」，無故不赴朝參稱為「失朝」，鴻臚寺序班、六科給事中、十三道監察御史等官員可題請予以懲處。明朝開國舊制「公」、「侯」、「駙馬」、「伯」不在門籍查核之列，但到宣宗時期，宣宗認為人臣不論大小，凡早朝不到，皆一體受罰，此制維持到明末。
按制度而言，鴻臚寺序班、六科給事中、十三道監察御史每日須點查朝會名單，實際上卻只有皇帝下令時才會抽查。故請病假的「註門籍」制度也為怠慢者開了方便之門，《明實錄》記錄了官員失朝人數，憲宗、孝宗朝時期，時有五百人缺席的情況，甚有千人的紀錄，其中又屬夏天尤為嚴重。失朝至明末都未有改善的跡象，如崇禎十六年（1643）元旦，鳴鐘集合時，竟只有兩人準時，再鳴後也只有四、五成趕到，崇禎十七年（1644）元旦最後亦只來了百餘人左右，反觀李自成入北京後，次日竟有一千三百餘人趕往朝賀。
過去學者基於考古、體質、文化等特徵，將「民族」定義為有共同血統、語言、文化、生活習慣等的人群。六零年代後，人類學家轉而更強調主觀認同與族群邊界的族群定義。王明珂嘗試以中國人族群邊緣的形成與變遷來嘗試解「什麼是中國人」，以底下幾個例子說明。
中國黃土高原邊緣，包括青海河湟、內蒙古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遼西三個區域，原本接受仰韶與龍山文化的影響，人類生態上與黃河中下游地區沒有太大差別。大約在西元前2000至1000年左右，氣候變得乾冷，青海地區養羊的風氣漸漸勝於其他家畜，同時陶器數量減少，陪葬品變成了馬牛羊的腿骨。這即是以擴大對自然資源的利用，進而放棄了不利移動的文化因素，所以氣候乾旱化使得農牧混合經濟區南移，西元前1400年左右，在現在的陜、晉、冀三省之北，出現了一群倚賴牧羊的人群，為了生存而爭奪南方人群的農牧，南方的商人在甲骨文中稱他們為「羌」，即羊人。後來的周人也幾經遷徙後，重新強調農業與定居，以區別那些非農業、非定居的人群。
南北的對立，在西周到春秋時期逐漸凝聚成華夏觀，華夏諸國紛紛吞併或驅逐戎狄，並建築長城，這亦迫使北方人群更加遊牧化，從此沿著長城展開數千年資源競爭與維護的戰爭。商、周時期，華夏與夷戎蠻狄之分的觀念逐漸形成，其凝聚則賴共同祖源記憶，華夏各國上層家族把各種彼此的古帝王英雄傳說逐漸串聯起來，如帝嚳成為商人與周人的共同祖先。到了漢代，黃帝與炎帝成了所有華夏的共同始祖，此後「炎黃子孫」的記憶變成華夏的根源。
江南的出版印刷業在宋代以來就有著重要地位，但略遜於福建，至萬曆以後，江南出版印刷業才獨占鰲頭，其中蘇、杭、寧三大城市，以及湖州、無錫、常州、松江等城市。謝肇淛曾形容天下刻書最精緻的地方在湖州、南京、徽州，胡應麟亦曾表示天下十分之七的書都來自江南。以下介紹明清時期江南的出版印刷業出現四種大變化：
一、官營與私營出版業的消長。明代以官營為主，其書稱為「官刻本」，印刷目的不在營利，而在傳遞政治訊息以及教化百姓，尤其明初南京為全國政治中心，故有大量此類的印刷品刊出，至永樂北遷後，仍保持一定的規模，印刷最多的是南京國子監，不但接收元代集慶路儒學的舊藏，亦收購地方上的書版，還有監生親自寫字、校對、刻字，《南雍志》、《古今書刻》兩書中記載南京所印的書籍大概有兩至三百種之多。明代中期以後，私營印刷業開始蓬勃發展，「南都繁繪圖」中可看到南京店家有「刻字」、「镌碑」的招牌，據張秀民在《中國印刷史》的統計，蘇州無縣與長洲縣就有37家書坊。到了清代，官營出版業更衰弱，刻書以私營為主，且康熙十年，印刷業還成立了同業公會。私營刻印刷業的書稱為「坊刻本」，江南集中全國主要的私家藏書，是私營出版業的有利條件之一，著名藏書家毛晉，也在家中設立「印書作」，刻印他的「汲古閣」藏書。
二、印刷術的進步。最主要的是活字印刷的推廣，以及彩色印刷的出現。活字版始於宋代畢昇，明代將臘泥改為木版，價格低廉，效率高。此外，還有鉛活字和銅活字，皆見於常州，銅活字最著名的使用者是無錫的出版家華燧、安國。另外，明代江南書坊出現少數的彩色套印技術，如兩色的《蘇長公密語》，以及安徽刻書家胡正言以五色套印的《箋譜》、《十竹齋畫譜》。
澳門自1554年開埠後，雖獲明朝認可，但明朝與澳門葡人的關係並不融洽，曾發生多次摩擦，如十六世紀末日本禁天主教後，到澳門避難的日人被明朝稱為「澳門畜倭」，在澳門的日人曾在私築城牆時與明朝官兵衝突。萬曆四十四年（1616）「南京教案」爆發，南京、北京的傳教士被押送回澳門。天啟元年（1621），又有廣東政府派兵入澳門毀城之事。至明朝對東北戰事失利，具有天主教背景的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遂開始思考如何借助澳門葡萄牙人的軍事技術，最後藉由天啟、崇禎年間，明朝兩次購買葡萄牙大炮，重創滿洲兵，以及澳門葡人協助打擊華南地區的海盜等事，使明朝與澳門葡人關係恢復穩定。
雙方關係的改善體現在四個方面：一、由於皇帝對澳門提供的武裝協助讚譽有嘉，明朝對澳門葡人的態度變得較為友善，天啟二年（1622）荷蘭武裝艦隊進犯澳門，兩廣總督協助葡萄牙人抵抗；二、天啟二年後，允許傳教士在內地自由傳教；三、放寬了對葡萄牙人的管制，明朝過去曾多次有入澳門毀城的干涉行為，天啟二年後，對於築城之事大為放寬；四、重新開放廣州市場，允與澳門葡商到廣州貿易，此後又有數次開閉貿易，可視為雙方關係的晴雨表。
在明朝將滅亡之際，澳門葡萄牙人政權，始終與各地傳教是緊密聯繫，與南明朝廷亦有所聯絡，並採取援明抗清的立場。澳門葡人曾提供火炮以防衛廣州，而南明諸政權亦使臣赴澳門求援，澳門葡人對此則有善意回應，派葡萄牙兵三百人援助永曆，故永曆政權宮內後妃、太監多加入天主教。來自澳門的軍事支援一共四次，此外澳門還協助永曆使臣卜彌格赴歐洲謁見羅馬教皇。
作者在文中首先指出現代化的深度是思想，廣度則涵蓋知識、政治、經濟、社會、心理等層面，而作者在文中論述的現代化，則以經濟、社會、思想為主。接著作者分析西歐現代化的觀念可追溯至十四世紀的文藝復興運動，市場與商業的發展，以及通過政治和制度的變革，導致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然而現代化不只是工業化，過去美國學者以「衝擊─反應」模式解釋中國的現代化，其假說建立在現代化即西方化的前提下，現今已被擯棄。早期參與討論「資本主義萌芽」的中國學者，多認為現代化即資本主義化，但作者主張現代化即市場經濟，不一定要先經過資本主義社會，十六世紀出現的徽商、晉商等大商幫，就可以視為現代化的徵兆。以下作者就十六、十七世紀的經濟、社會、思想變遷討論中國的近代化。
十六、十七世紀的經濟變遷，可作為現代化因素者，大約有六端：一、大商人資本的興起。眾多商幫的出現並非偶然，許多從原本的開中納糧轉變為長途販運；二、工場手工業的出現。包括江南的絲織業、廣東佛山的冶鐵業、江西鉛山的造紙業、浙江崇德的榨油業等，已形成十人以上的工場手工業，雖然發展不快，但對於經濟發展有重要貢獻，如棉紡織業終在明代成為重要的產業；三、財政的貨幣化。政府原本以徵收實物為主，正統前後改為納金花银，萬曆以後推行的一條鞭法，讓田賦、徭役基本納銀化，確立貴金屬本位；四、租佃制的轉變。地租由分成制改成定額制，有利佃農的生產。而承租方式也出現了押租制與永佃制，押佃制是以佃權的商品化和貨幣化為前提，反應佃農以貨幣權力獲得更多自由，永佃制讓經營權和土地所有權的分離，佃農有經營自由，並可出賣田面，提高經營者的效率；五、雇工制的演變。1588年的條例將短工視為凡人，1788年又解放長工，雖然規定未確實實踐，但法律已承認雇工的人身自由；六、白銀內流。隆慶時期解除海禁後，中國對南洋、日本、英荷諸國的貿易順差，使大量白銀內流，有利國內的貨幣流通。以上諸點雖涉及制度上的變遷，可惜未能引起體制的瓦解，中國最終仍未能出現保障產權和戰權的商法，導致現代化出現了困難。
十六、十七世紀的社會變遷在江南最早，珠江三角洲次之，內地的變化較少，其變化均有地域侷限性，表現在四點：一、就業結構變化和商人地位提高。文獻中常出現棄儒從商或棄農就商者，陝商、晉商故鄉文獻有「商賈十之九」的誇張說法，且商人地位提高，士大夫亦喜結交富賈，朱國楨、龐尚鵬均有農商平等之說；二、宗法制度復興。明中葉大禮議事件後，富家興起建祠堂、修族譜、置族田之風。復興宗法制度與商貿繁榮互為因果，只要條件允許便會有復興運動，復興也有助於貿易經營；三、鄉紳權力的膨脹。晚明大量無緣入仕的舉人、監生、貢生形成龐大的紳衿階級，且土地買賣活動活躍，大量土地集中在鄉紳手上，由於經濟實力驟增，鄉紳不但有優免、贖刑等特權，甚可干預地方事務，或是協助調解糾紛，維護社會秩序，以及參與水利等公共事業。另一方面，晚明思想解放，鄉紳不以仕途為唯一目標，亦是邁向啟蒙與現代化因素；四、奢侈的風氣。晚明時期收入普遍提高，消費又帶動生產，故社會風氣奢靡。有識之士雖注意到規範社會等級的禮制被破壞，卻有另一派的士人主張崇奢，崇奢論涉及國民收入與消費理論，其實是一種現代化的思想。
作者指出全國性市場的形成，是判別「近代」的明顯特徵，在非西方地區，資本主義多為西方殖民者所帶入，因此印度等殖民地的全國性市場，可說是西方殖民主義的副產品。而1500至1840年，中國經濟有很大的發展，國內的生產總值占世界的四分至一到三分之一間，王國斌亦認為明清中國和早期歐洲經濟成長的動力相同，都是來自地區專業化和勞動分工，這兩項因素皆要在一個整合性市場中能運作。那麼中國是否在鴉片戰爭前已形成全國性市場呢？反對者認為1840年前中國仍維持封建社會的型態，商品經濟只侷限在區域性的農副產品交換，支持者認為明清時期的中國國內長途貿易發展快速，將各主要經濟區聯繫在一塊，故1840年早已形成全國性市場。
作者考察1500年至1840年間，中國全國性市場形成的基礎，包括五點：一、貿易的政治環境改善。明代中後期國內極少有貿易障礙，清代時期內地與邊疆的限制亦逐漸減弱，且國家鮮少干預國內貿易，反而鼓勵糧食等必需品的長途貿易。各地雖保有各自特色的度量衡，但為徵稅等財政活動推行的統一度量衡制度在全國普遍通用，方便商業交易時轉換，趨向白銀化的貨幣，亦有助商業貿易；二、交通運輸的發展。包括水運系統的進步，內河航運網絡涵蓋中國多數的經濟區域，而陸運商道至十九世紀初以連結中國多數重要城市，甚至達蒙古、新疆、青海等邊疆地區；三、地區專業化與勞動分工的發展。十九世紀以前中國已形成東部發達地帶、中部發展地帶、西部待開地帶，東部向中、西部輸入原料，並提供成品、技術、資金進行交換，形成一個以長江三角洲為核心的金融貿易中心，而其他地區成為其商業腹地；四、商人集團與商人資本的增長。十六世紀起，出現以地緣樞紐建立的商人集團，其商業網絡幾乎涵蓋全國，且商業資本加速集中在大商人手中，清代較明代又更為明顯；五、農村商業化與工業化。許多農戶改種植經濟作物，並透過市場交換糧食、棉布，農業從家庭自給轉變為過度工、商業化。
有了上述的基礎後，中國全國性市場才得以成形，然而全國性市場必須能夠大規模自由地流通商品、勞動、資金、訊息，以下作者就對這四個部分的增長做討論。商品流動方面，十六世紀前，除奢侈品、鹽、鐵外，糧食與布疋大多限於地方市場，但1500至1840年間，中國的跨地區貿易增長迅速，長途貿易量占全國貿易的20至30%，主要有糧食、棉花、棉布、生絲、絲織品、鹽、茶等七大商品。勞動方面，十六世紀前的移民主要是政治性與強制性，十七世紀後，經濟性移民成為主流，國家亦支持人口向經濟較落後的中、西部移民，使勞力得以向中國其他地區流動。資金方面，十八世紀以前，商人須攜帶大量現款到各地採購，至十八世紀後，出現了帳局、錢莊、票號等金融機構，晉商更建立全國金融網絡，每年都有數千萬兩銀在其網絡中兌現，資金流動變得容易。訊息方面，晉商的大型商號實行聯號制，在各重要城市設立分號，彼此間交換訊息，掌握市場動向，而徽商則透過宗族樞紐，在族人聚會、祭祀活動交換各地情報。
明清江南用的建材主要有竹木、磚瓦、石灰、石料，而建材隨著商業化程度提高，亦趨向專業化生產，並形成一些生產中心。磚瓦在長洲、無錫二縣，陸墓鎮與徐莊燒造明清皇宮所需官磚，而無錫製磚在明正德年間已盛行，磚窯相望，絡繹不絕。此外，嘉善縣的張涇窯、乾家窯，烏程縣的邢窯、蠻窯等地出產磚窯。石灰主要產地為宜興、錢塘、富陽，宜興。至於石料開採集中在太湖諸山、宜興、江陰、海鹽等地。太湖附近的石料在嘉靖時期曾運到蘇州府城做為防倭之用，到清乾隆時更遠輸至揚州造橋，可見其規模持續擴大。宜興名產為蓋地用的石板，江陰則產砌岸的石堰石，海鹽、烏程所產之石，往往被山戶私賣，杭州許多地區為挖石導致山地殘毀，故道光、乾隆時期屢有封禁之令。
作者觀察英國十六世紀的建材變化，發現木材漸被磚瓦取代。反觀同時期的江南，受限於石料、燃料缺乏，無法大幅提高磚瓦、石灰產量，致使江南建材生產規模無法迅速擴大，並使建材價格高居不下。民間只少盡量少用磚瓦，仍維持編茅蓋屋的工法，或是只裝修門面壁板，內部還是用竹木，因此火災時，往往災情重大。但是建造大規模廠房、倉庫則不得不用磚瓦，以絲織手工業作坊為例，擴大勞動產所的費用遠高於增置生產工具的費用，所以阻礙了小手工作坊主轉化為大規模作坊主的契機，與其建置廠房集中生產，不如通過包買的方式讓織工在家中生產。
摘自：李伯重，〈明清時期江南建築材料生產的發展〉，《東南文化》，1986：1（南京），頁129-132。
廣州從康熙二十五年（1686）至鴉片戰爭前，是中外貿易最重要的口岸，尤其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後，廣州更成為唯一對外的貿易口岸。然而清朝海關的通商制度與管理精神與明朝一致，故要考察通商制度，不能不從明代追溯。
明代廣州的中外貿易可分為兩階段，一為明初到嘉靖年間，採取貢舶貿易，以朝貢之名義進行貿易之實；二為嘉靖以後至明末，商舶取代了貢舶。但無論是哪個時期，商人到海外經商都是被禁止的，將受到嚴厲的處分。
貢舶貿易是建立在藩屬國向中國進貢的基礎上，故雙方地位不平等，中國對貿易是以施惠的態度看待，其財政並沒有從中得到收穫，受益者為藩屬國。但廣州地方官卻受惠於市舶貿易，既可向番舶抽分，還可以營私，故嘉靖初廣州市舶停市時，巡撫都御史林富曾上疏請求重開，其理由是抽分可解京，又可充軍餉。後來因倭寇影響，其他市舶先後廢止，廣州市舶成為唯一通商口岸。
范金民的〈清代廢除匠籍的歷史意義〉一文[1]，先梳理明代的匠籍制度，再討論清代廢除匠籍後的影響，發現雖讓匠戶回歸民籍，固有其正面意義，但復徵匠班銀後，反而使部分匠戶生活更苦，最後透過匠班銀攤入地畝的改革，才稍微平衡匠戶的端。
明初的戶役制度中，將民戶分別編為若干類役戶以承擔各色差役，且役皆永充，世代罔替，其中某些工匠因為具有手藝，所以被配為匠籍。工匠又分為「住坐」、「輪班」兩種形式，前者始於永樂時，軍匠或民匠住坐京師，每月上工十日；輪班匠始於洪武十九（1386）年，三年一班，到京師輪作三個月，後來又改為四年或五年一輪。
明代的匠籍制，使工匠地位較元代稍高，雖可以免除其他徭役，但應工匠役其實也屬於徭役性質，服役期間沒有人身自由、報酬，只能依職位領取少許的月糧。有些輪班工匠奔波往返達半年之久，比應役時間更長，影響了民間手工業的生產。且官營的統治方式落後，管理混亂，例如成化年間南京內府各監局工匠還沒天亮就要工作。又如嘉靖時，御史司馬泰發現南京染織局內工作的工匠只剩530人，短少的2200餘人都被內使役佔，其錢糧也被侵吞。由於不合理的待遇，致使明中後期工匠普遍逃亡，正統三年（1438）各處逮捕逃匠4255人，至景泰元年（1450）更達34800餘人，只好挑選壯丁、輪班匠來頂替，到嘉靖時期，原定的23萬餘名輪班匠，也只剩14萬餘名。
中國農業發展史上，有三次農業作物的引進與培育，對中國農業經濟、社會產生重大影響，第一次是漢代引進西域農作物，第二次是宋代早熟稻的傳入與推廣，第三次是明清時期來自美洲的高產農作物。藍勇的〈明清美洲作物引進對亞熱帶山地結構性貧困形成的影響〉一文[1]，有別於過史家強調西方作物引進中國後帶來的正面意義，轉而從外來種入侵的角度，觀察其對環境、經濟與社會的負面影響。
作者首先分析明清長江中下游農業精耕細作的趨勢，並指出南方山區在明清之際已經開發無餘，在這樣的條件下，外延式的發展林農副業最為適合，即倚靠山地、深丘發展林牧副業，交換平原地區的農業產品，促進商品經濟的發展。但因明清之際玉米、馬鈴薯、紅薯等美洲高產旱地農作物的傳入，使南方山區形成以種植這些作物為主的產業結構，而未朝向外延式的林農副業發展。
玉米根系發達，耐脊能力強，適宜山地種植。番薯則屬於根塊作物，在丘陵、低山地區種植能夠得到高產值。且明清之際，因為戰亂使農業受到破壞，人口耗損，亟需解決糧食問題，更加速了這些高產作物傳播速度。
雖然歷史與現實中都不存在一個統合亞洲的體系，但是亞洲的局部地區卻存在超越國界的緊密關聯，例如寧波與長崎間的貿易關係，其緊密程度超過該地區國內其他地區的聯繫，其他東亞、東南亞的海濱城市也存在著這樣的現象，因此應該重視超過政治區劃的經濟圈。
日本學界的海洋亞洲論大約有三個流派，其一是強調西方資本主義進入日本，並建構出亞洲經濟秩序的「西洋派」；其二是以日本為中心，建構日本與其他亞洲國家互動的「日本派」；其三是由濱下武志所倡導的「亞洲派」，注重亞洲整體性，以及亞洲內部網絡互動關係。而濱下武志、川勝平太、黑田明伸、杉原薰等學者以東亞、東南亞為範圍展開的跨國經濟研究被稱「亞洲交易圈論」或「海洋亞洲觀」，此大約是1990年代在幾次社會經濟史的會議上所提出，如1989年濱下武志等學者認為應該突破歐美資本主義的比較史觀點，進而重視兩個問題：一、亞洲內部交易圈與近代化的關聯；二、亞洲交易圈和日本工業化的關係。此後這批學者陸續有專著出版，各自對該理論作出不同的闡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即是濱下武志的「朝貢貿易體系」。
濱下武志重視地域經濟圈的作用，即前述所提及的，地域進行跨國家的經濟行為，並指出近代亞洲市場的形成對溝通亞洲各部分有重要的作用，正是近代亞洲市場形成，使亞洲連為一體，其中主要是以中國為中心，形成的貿易與商業網絡。故其認為亞洲內部長期以來存在一個以中國為主體的「朝貢貿易體系」（或稱亞洲經濟圈），近代亞洲經濟發展有很大的程度是被這個體系所規定著，而亞洲各區的近代化程度，是根據朝貢關係如何處理所決定，而非根據其洋化的程度，因為亞洲的發展有其內在性，西方進入亞洲只是提供了部分的外部契機，但亞洲的發展是有其固有體系的，所以當西歐進入亞洲時，也面對來自亞洲的衝擊問題。
林麗月的〈商稅與晚明的商業發展〉一文[1]，旨在從商稅制度的演變觀察晚明的貨幣經濟發展，並探討宦官介入榷稅，對晚明商業的影響。文中首先介紹古代關稅有「關征」、「市征」兩大形式，在安史之亂後，中央統治力不如前，對通過關津的關稅漸趨重要，而商鋪課徵的營業稅退居為次要。元代的商稅分別有常制的正課、常制外的額外課，以及對商船課徵的船料稅三種，其中額外稅名目繁多。吳元年四月，朱元璋下令改應天府的官店為宣課司，府州縣官店為通課司，作為明朝政府徵收商稅的機構。明初由兵馬指揮司監管京城內外的城鎮市場，管理項目包括校勘市斛、稽查物價，而各省則設稅課司，州縣設稅課局，至洪武十三年裁併全國為四百餘所。
明初休養生息，在商業上採取輕稅措施，稅率三十取一，但對於貨物的品物則無規定，導致稅吏往往任意徵稅，至洪武十三年才規定「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車絲布」不徵稅，永樂初年再補充「自織布帛、農器、食品及買既稅之物，車船運己貨物，魚蔬雜果非市販者」俱免徵。明初南北兩京設有「塌房」專供貯藏貨物，其既是官營貨棧，亦是徵稅機構，客商需繳納貨物稅，此外還要繳納貯存貨品的「塌房錢」，以及「免牙錢」（實際上就是官方徵收的牙錢），三稅合計後，實際稅率為十取一（三十取三），但其中只有貨物稅是由宣課司徵收，餘二稅由貨物看守人收用。
接著介紹明代的商稅，除貨物稅外，尚有四種不同性質的商稅：一、抽分，洪武時期在南京的龍江與大勝港設竹木抽分局，永樂時期再於北京附近增設通州、白河、蘆溝、通積、廣積五局，對竹木商人課徵的商品稅，商人須繳納竹木實物，惟抽取標準不一，從五抽一至三十抽一皆有；二、河泊，明初設有三百二十個河泊所負責魚鮮的課稅，其中多在黃河以南，並集中在湖廣地區，黃河以北僅有河北鹽山縣，宣德以後陸續裁撤；三、肆市門攤，洪熙元年始對市鎮店鋪門攤課稅；四、船料，洪武、永樂時期在兩京間運河沿岸重鎮設「鈔關」，中央派遣御史與戶部主事在鈔關監收，負責徵向商人裝載貨物的舟船課通過稅，稅額依貨量與路程而不同。
全漢昇的〈鴉片戰爭前江蘇的棉紡織業〉一文[1]，首先指出長江三角洲地區在元代就已有糧食不足的問題，隨著日漸增加的人口壓力，蘇松地區解決的辦法正是倚靠棉紡織業。棉花原產於印度，大約在宋末傳入中國東部，並在黃道婆引入棉紗紡織技術的契機下，松江烏泥涇等水高土低不適合種稻的地區，形成廣植棉花的情況，且有效解決了人口過剩的生計問題，到了明代則更為興盛，松江附近地區有數百家布號，交通發達的上海更成為棉布批發的集散地。
接著本文進入主題，討論鴉片戰爭前江蘇紡織業發展的因素，其包括四點：一、棉花產產量的增加，由於長江三角洲新漲沙洲面積愈來愈大，且具有不保澤的土質，所以皆被用來種棉；二、潮濕的氣候，褚華在《木棉譜》曾指出潮濕的上海適合種棉與紡織，根據竇卜生（B.A Dobson）的科學實驗亦證明溼度紡織的棉紗產量與韌度有正相關；三、人口對土地壓力的增大，由於糧食供應不足，人口仍持續增加，道光二十二年（1842）江蘇的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達1114，更是全國之冠（表一、江蘇人口密度），致使人均耕地面積小，除了靠江西、湖廣、安徽等省接濟外，更須種獲利較高的棉，以及從事手工紡織；四、利用剩餘的農村勞動力，由於農業收入有限，且有農閒期，所以家庭的勞動力在農業生產外，需要從事紡織生產，以彌補收入。
然而缺乏文獻的記載，鴉片戰爭前江蘇的棉花、棉紗、棉布產量都無法確切掌握。但可以從耕地比例，以及畝產量推估，乾隆四十五（1780）年每畝花產量多可至三百斤，且由於手工業興盛，江蘇地區仍要向外面輸入棉花，所以廣州從印度、孟加拉進口的棉花，也會在江南地區加工，之後在運銷至福建、廣東等地，其加工品獲利較原料獲利高近一倍。
白謙慎從徐世溥給友人的一段話中，揭開了晚明多元文化的討論，徐世溥提到：
當神宗時，天下文治向盛。若趙高邑（趙南星）、顧無錫（顧憲成）、鄒吉水（鄒元標）、海瓊州（海瑞）之道德風節，袁嘉興（袁黃）之窮理，焦秣陵（焦竑）之博物，董華亭（董其昌）之書畫，徐上海（徐光啟）、利西士（利瑪竇）之曆法，湯臨川（湯顯祖）之詞曲，李奉祠（李時珍）之本草，趙隱君（趙宦光）之字學，下而時氏（時大彬）之陶，顧氏之治，方氏（方于魯）、程氏（程君房）之墨，陸氏（陸子岡）攻玉，何氏（何震）刻印，皆與古者敝天地。而萬曆五十年無詩，濫於王（王世貞）、李（李攀龍），佻於袁（袁宏道）、徐（徐渭），纖於鍾（鍾惺）、譚（譚元春）。
這份名單裡面不只有名士，還有篆刻家、琢玉師、墨工，範圍從學術思想到藝術書畫，把不同領域的人放在一起比擬，大概是徐世溥認為他們皆有卓越的成就。
李伯重的《江南農業的發展（1620-1850）》一書[1]，選擇以江南是因為江南文化、經濟都是發達的地區，文獻資料亦較其他地方詳細，而時間斷限選擇清中葉是為了避開清前、後期包括政治、戰亂等諸多不穩定因素，至於以農業作為研究對象，則是因為農業是中國最重要的經濟支柱。
江南的水田農業發展起初進步得很慢，粗放而簡陋的直播耕作，維持到帝國中期後突飛猛進，使用牛耕、水稻移植、施肥與排灌等等技術，到了十七世紀，江南已成為中國最重要的農業區。本書要探討的就是在這樣的進程中，清代中前期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其重心有三：一、分析勞力、資源、技術、資本、氣候等農業生產要素，考察農業的物質基礎與變化，駁斥人口增加，而農業技術停滯的理論；二、分析農業發展的途徑，觀察農民如何善用現有農業資源，提高農業生產的集約水平，獲得更高產量；三、從土地產值、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探討農業發展的表現。
明代官營局織和領織制
蘇州織染局建於洪武元年，在洪熙年間達到最盛，各色匠人達1700餘名。當中應役的工匠，是「存留」形式在當地公役的輪班匠，輪班匠戶役屬於「機籍」，是染織局根據機籍僉補的工匠，每年要織造緞匹以供國用。另外還有一般的輪班絲織工匠，是屬於「匠籍」，三年一班供京師一季，其餘時間在家裡為市場生產，與當地織局無涉。
蘇州織染局原本主要供賞賚用的歲造，每歲造紵絲13534匹，閏月添139匹，略高於其他府州，絲料原由屬縣交納，價銀另出，嘉靖折徵後，改為納銀。天順年間，蘇州織染除繳納歲造額數外，還要負擔加派，僅據《明實錄》統計，萬曆三年至三十九年，每年平均派織改造達18800餘匹，到天啟初年更達萬曆年間的三倍，蘇州是其中派織最多的地區，其派織量是原歲造數的兩倍半，倘若在計算派織龍袍所需的料價銀比歲造匹多五倍，蘇州實際負擔要比原本要高十倍。
袁良義的〈從明一條鞭法到清一條鞭法〉[1]指出明代一條鞭法只是各地試行，未能克服田賦、差役、丁口銀三項分徵的現象，實際上是多條鞭，到清代以後才整合，各地執行情況趨於一致，實現真正的一條鞭法。
明中葉以後，賦役制度敗壞，百姓逃戶、地主隱匿田土，形成嚴重的社會問題，官方推行了一條鞭法，嘗試改革役法，削減官僚豪紳地主的特權，但改革限於四差，農民和手工業者並未從中獲得太多好處，故改革並不成功。到了清代以後，用銀更加普遍，諸多因素打破了封建階級，使人民社會地位較為平等，享有優免特權的地主沒落，取而代之的是一般地主，以及雇工人變成自由雇工，清一條鞭法改革不限於四差，各種力役之徵都被包納，削弱了人民與國家的人身依附關係，讓農民、手工業者、商人都受惠，改革較為成功。
明初徵收夏稅秋糧，以戶丁資產為編役標準，按戶等高下分等則，派重輕各役，丁口需納米錢。明一條鞭法與徵收兩稅的不同地方有四點：
以往中國史的研究架構是以朝代為斷限，而異族王朝的統治，其合法性不在占有土地的大小，在於是否受漢文化的薰陶，這種現象被稱作「漢化」。近年的新清史研究則以另一個視角看待，他們認為滿人的統治已跨越長城的障礙，改變了漢人政權對「中國」的定義，且滿人的王朝嫻熟的運用「滿州特性」，與過去的朝代是孑然不同的。
粗略的比較新清史與傳統清史的差異，大致有三點：一、新清史強調「斷裂」而非「延續」，雖然滿人的政治制度是延續明代的傳統，但都做出了創新，例如軍機處、內務府、密折制度、各地的八旗駐防等等；二、新清史強調族性「區分」，而非文化「涵化」，傳統的學人多以夷夏之辨的民族觀看待清朝，如錢穆認為清朝是野蠻的部族政權，與士人政權完全異質，這是漢化論的表現，卻也說明了滿人和漢人在實施統治時，有著不同的民族特徵，滿人仍保留滿語、嫻熟騎射、木蘭秋獮的活動等，皆意在保持與他族的分界；三、新清史在空間上強調「東─西」，而非「南─北」，新清史學者注意到屬於清朝統治區內的腹地分布草原、沙漠、森林，以及他們的物質文化，打破以「中原─江南」為核心的王朝框架，乾隆皇曾做〈古長城說〉意在消解長城所劃分的文明、種族觀。在新清史學者看來，「中國」與「清朝」可能代表不同的概念，清朝不但在疆域上突破了傳統「中國」的界線，以平等心態看待西北、江南等各地區，且在文化上異於「中國」以同心圓散發漢文化的邏輯。
摘自：楊念群，〈超越「漢化論」與「滿洲特性論」：清史研究能否走出第三條道路？〉，《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1：2，頁116-124。本文只摘錄第一節。
雖然早稻之品種漸多，栽培也更普遍，但清中葉以後，人口快速增加，糧食不能僅靠稻作，還須倚賴雜糧，主要的便是番薯、玉蜀黍。而農家也開始從事兼業，常見的是家庭手工業，此外也有從事工商業者。
蠶絲與絲織在南方地區最發達的是太湖流域，其他地方雖然也有，但無論質與量都無法與江浙並論。苧麻及夏布的生產以江西、湖南、福建、廣東最盛，浙江山區因有華南移民，所以山地也有種苧。苧絲不僅可織夏布，也與棉、蠶絲混織。藍靛用於染布，浙江、江西、江蘇都有種，而菸草起初在福建、廣東種植，清中葉以後，因為吸食者多，湖南、湖北、嘉興也有栽種，因為收益高，所以有廢稻而種者，但種菸草會使土壤貧脊，故有倡禁之聲。
福建、廣東地區稻米不足當地所需，故多種經濟作物與其他地方交易糧食，也有專門產果物、蔗糖者，產品則透過海陸銷往江、蔗、津等處。綜觀各種經濟作物生產的情況，明顯的收入會比糧食作物豐富，中央為了維持「重農貴粟」，故不推廣種植經濟作物，反將人口增加，糧食不足的問題歸咎到佔田種植經濟作物上。地方志的作者會將物產的衰盛與奢並論，認為風俗簡樸是可喜的事，不過乾隆《吳縣志》反倒鼓勵奢華，認為刺激消費可以養活許多窮人，可見在清盛的時候，城市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以有高度消費的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