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遊於歷史與現代之間

人口壓力的問題可分兩個方面討論，一是人口與土地的關係；二是人口壓力下，同樣土地投入過多勞力，導致勞動生產率下降的問題。人多地少是中國農業的根本性問題，儘管三零年代卜凱、翁文灝、陳長蘅等學者曾估計中國耕地面積只佔國土的8%，還有20億畝以上大量待開發的土地，雖然這樣的估計過於樂觀但諸如拋荒、墳場等土地未合理利用，以及從事工商業等非農業人口的增加，使得平均農戶耕地下降的程度不如平均人耕地那麼多。而耕地需與耕作能力相適應，1946年統計江、浙兩省農戶平均每戶有耕地16.9畝、13.2畝。明清農書多提及一個農夫約能耕10畝，李伯重、費孝通、黃炎培等學者的研究亦指出除牛耕者外，一般農戶耕作能力在10畝上下，故以耕地最緊張的江南地區而言，與傳統的集約化耕作相適應。

        人口與土地的關係，波斯坦（M.M.Postan）認為人口增長超過土地承受力時，會發生人口下降的「自我調節」。但在中國卻沒有這樣的情況，因為歐洲是農牧一體，反觀中國的農業區與畜牧區是分離的，農業區除種植外，就是手工紡織業，基本上不會用到土地，即使是種棉、桑、麻等原料，也可以透過手工業成品與外地交換糧食。以農業生產而言，作者認為重要的不是耕地面積，而是播種面積，因為中國農業以復種見長。人與土地的關係不只是種植的自然關係，還包含了社會關係，社會關係諸如佃農與地主的租佃關係、農產品商品化等等，皆影響勞動力與土地的關係。總之，人與土地的關係不能光看數字，要注意各種數字之外的因素。

        勞動生產率下降的問題，在人口壓力下，投入更多勞動力，使農業生產是在邊際收益遞減的情況下進行的，作者贊同黃宗智的看法，將一個有剩餘勞動力的小農投入他的田產裡，儘管只能獲得較少的邊際收益，卻可以獲得很大的邊際效用。況且這是理論上的情況，實際上耕地面積是增長的，通過人口往西部、東北流動，對人口高密度地區有舒緩的作用。而在最密集的江南地區，明清以來的集約化耕作不是靠投入人力，而是投入資本，例如使用肥料。作者認為小農經濟是精打細算的經濟，不會浪費資本與人力，農民不會不斷地將剩餘勞動力投入土地，而產生「五個人幹三個人的工作」的情況，尤其在近代社會，剩餘的人力可以從事手工業或到外地尋求出路。邊際產量遞減的情況是存在的，但總有效用，否則不會存在。

        作者認為中國沒有出現資本主義社會，所以用比較史的方法有所盲點，例如中國學者將地主使用較多雇工生產視為資本主義萌芽，但這是英國的衡量標準，英國十八世紀的糧食單位生產量增加，因為雇工人總直接生產人口的百分比大增。而明清中國的單位糧食產量沒有增加，刻意找出百分比不高的雇工人比例來證明資本主義萌芽，不是一個可行的方法。此外，有些史學家不太願意正視江北地區從1804年後，水稻從兩熟退回一熟，而相信《補農書》、《沈氏農書》上的精耕技術，認為技術不會倒退，只會發展或停滯。作者以家庭式農業為例，長江中下游的農家除務農物外，往往會生產經濟作物或手工業，所以家中多有紡織機，但是只有農閒才會使用，不能一味的將其視為農村副業。

中國學者在討論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時，有十六世紀與十八世紀兩個說法，作者比較兩個時期的「農業結構」看發生何種變化。「農業結構」可以從四種關係來觀察：一、直接生產者間的關係；二、直接生產者與業主的關係，即田租關係；三、土地所有者和國家的關係，即業佃關係，即稅關係；四、國家與佃農或直接生產者的關係。

直接生產者間的關係方面，明朝農村社會組織，包括里甲、糧長制度都是政府或地主操控的制度，沒有發展出農村共同體。農民的資發組織大約在地主城居化後才出現，活動大概只限於抗租，對於農業發展的正面作用較小。業佃關係方面，明初多為鄉居地主，明中葉以後地主城居化，業主對佃農的人身關係鬆弛，以往地主可以控制大量奴僕從事生產，甚至商業活動，而清代的業主只能倚靠契約來保障其土地投資的利益，主僕的關係也變得較為平等。城居地主的出現只是佃農人身控制鬆弛的一個原因，其他原因包括明末的奴變、清朝開始削減紳衿地主的賦役優免特權，以及皇帝直接介入業佃關係，皇帝豁免稅糧時，亦請業主酌情寬減佃農田租，都防止了紳衿地主勢力過度發展。

清初人口調查，是實行編審的方法，初定三年編審人丁一次，後改為每五年一次。編審的目的是作為徵收丁稅的依據，但人民因為耍逃避丁稅的負擔，普遍隱匿戶口，且非定居的客戶、賤民不算丁，而有身分的紳士可優免丁額，甚至有些貧脊地區、遇災荒的地區有時會免編、停編，這些都影響清初的人口統計。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但正額之外仍需繳交加派，百姓亦擔心差徭及身，不敢實報。到雍正時期，丁銀攤入地糧後，丁冊失去作用，編審廢弛，雍正十年（1732）的人丁戶口數字甚至降低為26364855單位，比康熙六十年（1721）的29148359少上許多。乾隆帝即位後，飭令各省、督、撫於每年十一月將各府、州、縣的戶口與穀數，其摺奏聞，並改以保甲查報戶口，故到前隆五年（1740）年，全國人口激增至1億4300萬人，不過這個數字是人口數，與過去的人丁數字有很大的不同，丁數原為成年男子的意思，在賦役上是屬於納稅單位的數目。所以乾隆以後的數字是較可靠的人口數字，只是在咸豐時期，遭遇太平天國之亂、捻亂等戰亂，致使保甲制度崩解，其人口報告的數字又較之前失真。

據何炳棣的研究，十四世紀末的人口數當在6500萬人以上，至1600年左右達1億5000萬人，後來經過鼎革戰亂，至乾隆六年（1741）才又恢復到1億4300萬人。再據《東華續錄》記載，乾隆二十七年（1762）已超出2億，乾隆五十九年（1794）達3億1328萬人，至道光三十年（1850）年達4億3000萬人。據羅爾綱計算的平均人口增加率，乾隆年間約千分之十四、乾隆五十九年至道光三十年（1850）降為千分之五，作者根據清末民政部、郵政局等數據，將清代人口變動分為四個時期。

一、恢復時期：十七世紀下半，經過流寇破壞，山東、直隸一代人口死亡、土地荒蕪嚴重。至康熙帝即位後，全國統一，進入太平時期，清朝軍費開支少，且康熙帝重視河務，並鼓勵開墾，雲南、四川、陝西、湖廣等地均招民開墾，人口在此時期恢復很快。

        過去有一種論述，認為中國歷代王朝的滅亡的原因不外乎是向農民課徵壓迫性的賦稅，特別是田賦。而本書作者王業鍵認為稅收負擔是否導致人民革命，應觀察該時期的社會經濟狀況，故以《清代田賦芻論（1750-1911）》一書，考察清代田賦，檢視該理論的正確性。[1]

        20世紀以有許多研究清代田賦的專著，作者認為這些研究有幾個不足之處，如大多以《大清會典》、《賦役全書》為依據，但這些官方彙編與實際情況有很大的差距，且前人的研究在估算數據時，帶有很大的推測性質，不見得準確。本書目的在確定田賦於清朝稅收結構上的重要性，考察不同地區繳納田賦比重的變化，並加以比較。本書獨特之處是使用1911年前後各省提交的《賦稅說明書》，這份材料是各省的臨時機構──「清理財政局」提交的，該局由布政使主持，中央還委任督察，這份材料內容詳實徹底，雖然仍有些不可靠之處，但可透過地方志、其他官方稅收報告彌補。

過去在討論明代的國子監生資格捐納問題時，多持負面的見解，認為此舉惡化國子監的素質，甚至影響士風與正常仕途途徑。但伍躍的〈明代的社會：納貢與例監──中國近世社會庶民勢力成長的一個側面〉一文分析這樣政策的出現是源自民間生員的提案，且政策延續了五個世紀，可說明社會確實其需求。[1]

        正統初年以後，捐納成為解決政府財政收入不足的重要手段，起初只在需要軍餉的地區出現，且捐納項目限於低級武官、散官冠帶，影響有限。景泰初年，由於土木之變後，在于謙等人積極推動之下，政府開始大規模地推行捐納政策。生員對這樣的政策變化十分敏感，希望透過援助國家財政而獲利，如景泰元年（1450）有一位南直隸常州府無錫縣廩膳生員張賢向政府要求「送監」成為國子監生，但請求被拒絕。不過翌年，順天府房山縣儒學生員傅寧因為捐虜馬而被賞賜，他要求辭賞入監，如願成為國子監生，這個例子仍屬特例。在兩、三年後，北直隸、山東、河南連續發生水災，臨清縣學生員伍銘等願納米八百石，並申請入監讀書，禮部於是上奏請示，得到了批准，後來這樣的政策就順勢被推廣。國子監生的主要來源是會試下第舉人、歲貢、蔭監、恩生等，本來主要都是倚靠學力，少部分是餘蔭，而景泰四年登場的納貢則開了另一條途徑，即學力加財力。

前述的作法，捐納者的身分仍有一定學力，後來更從廩生逐步擴大到增生和附生，甚至擴大到一般庶民，納米入監的標準也持續下降。成化二年（1466），南直隸地區發生飢荒，起初南京兵部尚書李賓為籌集糧食，欲將廩增生員為對象開辦國子監生資格的捐納，但受到禮部尚書姚夔的反對未能實現，隨後南京糧儲右都御史周瑄又以救濟、加強治安為由，再次提出開辦捐納，終於得到批准，廩生捐一百石，增生只要比廩生再多捐米五十石，都可以成為國子監生。

陳叔倬教授在去年以《刑科題本》為材料，初步探討近代中國人的身高，非常有趣，由於是研討會論文，所裡這裡只能簡介該文的題旨。[1]

文中先提到過去的研究表明營養的攝取、醫療的技術，比起基因而言，對於身高有更直接的影響。由於資料掌握的困難性，近代中國人的身高並沒有太多研究，Stephen Morgan有幾篇18至19世紀中國人身高的相關研究，其得到幾個結論：一、北高南低；二、城市高鄉村低；三、男高女低；四、家庭收入會影響身高發育。

Stephen Morgan的結論是否適用於17至18世紀的中國呢？《刑科題本》婚姻姦情類的檔案詳載兇死者的個人資料，正好可以作為研究的資料。將1660至1780年以十年為一世代分析1828筆資料，平均下來，男性為162.42公分；女性為152.8公分，值得注意的是男女身高皆呈現逐漸下降的趨勢，1750年的平均身高比總平均降了2公分。

張彬村的〈賦稅與經濟發展：以十六、十七的松江府為例〉[1]一文選擇松江府作為研究主題，是因為過去學界認為此區的賦稅有其特點，並影響當地經濟發展，作者欲對此觀點重新評估，且在前工業化以前，松江地區棉紡織業興盛，亦方便作為研究對象。全文分為三個部分，首先檢討傳統看法之得失，其次考察問題的癥結，最後評估賦稅對該地方經濟發展的實際影響。

作者歸納前人的研究，得出一個結論，即松江府地區賦稅太重，人民必須尋求其他經濟機會來生活，所以成為發展棉紡織業。作者計算松江每畝額徵稅糧，大約是全國的五至七倍，原因是長江三角洲的官田數量偏高，而官田的畝徵量亦較他地高，尤其松江地區的稅糧負擔是全國最重。何以官田比例會偏高？作者援引前人的研究指出，從南宋賈似道以降，官府就已經開始在徵收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土地，直到明初朱元璋，仍持續抄沒當地富豪土地，才會造成官田比例極高的情況。

作者嘗試從《大明會典》、《松江府志》中估算松江府的每畝賦稅，發現十六至十七世紀的數字都較全國高，然而作者認為實際情況並非如帳面所顯示，應該較輕才對，因為洪武朝、建文朝曾有幾次逋免措施，永樂朝雖取消建文朝的更張，但至宣德五年(1430)周忱巡撫南直隸又有減賦，減少了302885石，相當於原額的25%。不過，當永樂朝北遷後，起運到北方的漕糧、白糧都需要相當多的運費與人力，所以必須多徵收耗米，加上這些耗米後，總額約120萬石，看似與洪武二十四年(1391)的1318012石差不多，惟作者指出洪武二十四年的數據是沒有耗米的，所以宣德五年後松江人民確實是減少了25%的賦稅負擔。

周良霄的〈明代蘇松地區的官田與重賦問題〉一文是較早期討論江南地區重賦問題的研究[1]，全文分為兩大部分，首先討論蘇松地區的重賦問題，並對官田科則重以致重賦的說法提出質疑，而後探討周忱的田賦改革。

作者先援引況鍾所奏之數，長洲等七縣秋糧的稅糧比，官糧為民糧的十五倍，但此僅是官田賦稅較重的關係，蘇松地區宣德年間的官民田比例，蘇州約二比一；松江約五比一。接著作者介紹官田的種類，分為古額官田與近額官田兩大類，前者是指明代以前包括賈似道、元代豪族、張士誠等人收購的田產；後者是指明初朱元璋抄沒地方豪強的田地。

一般而言，官田起科較重，相傳是朱元璋要報復蘇州惡民依附張士誠之故，但作者認為官田科則未必盡重；民田科則未必盡輕，官田中功臣還官田、開耕田的科則較重。而洪武朝曾數次下令免逋，建文朝也採取類似的政策，可說明朱元璋並未遷怒蘇松百姓，只是永樂朝盡革建文措施，蘇松地區才重賦如故。

族譜蘊含的人口資料

本章先點出中國歷史人口的研究不足，再簡介以族譜作為人口學研究的契機，並闡述使用族譜的優缺點，中式族譜的優點是頭銜、排行、配偶姓氏、生子人數等人倫關係清楚，缺點則是多不記女兒、不記結婚年齡或日期、不記子殤早逝者。

        接著介紹材料來源與狀況，49種族譜人口資料，其地區多來自南方。近15萬名男子中，生年詳者約80%，卒年則較粗略，詳細者約40%。而11萬餘名女子中，生年詳細者約68%，卒年亦為40%。族譜中約4.2萬組核心家庭，平均有二十世，多數都是從十六世紀後開始記錄，少數有名望的家族則追溯宋代。有些族譜中的人物生卒年與世代不合，作者認為族譜記載的生卒普遍可信，錯誤應是誤刻、誤植所致。

陳君靜的〈近三十年來美國的中國地方史研究〉[1]一文討論美國的中國學研究如何從中央轉向地方，除了認為施堅雅(William Skinner)有重大貢獻外，還提到了年鑑學派(Annales School)的影響，此是其他論文中較少談到的。全文詳細地介紹美國中國學各時期的重要人物，及其代表著作，礙於篇幅，本文做了刪節，讀者有興趣，可自行參考原文。

二戰後的美國中國學有著明顯的「官方史」特徵，當時最重要的人物是費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及以其為首的哈佛學派，因此美國的中國研究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是以「衝擊─回應」模式來進行的。但六零年代起，美國學界開始反思，太強調中國的變化來自西方衝擊，卻忽略了中國內部的差異，這使得學界走出過去簡單地將中國視為「單一實體」進行研究的框架，開啟了將空間上分解的「地方史」研究浪潮。

        其中最具標誌性意義的是孔復禮(Philip A. Kuhn)考察華南地區，此後有路康樂(Edward J.M. Rhoads) 研究廣東革命軍、凱普( Robert A.Kapp)研究四川軍閥等等。與此同時，亦有一些以省級以下單位為考察範圍的研究，如貝蒂(Hilary J.Beattie)研究明清的桐城縣、包德威( David Buck)研究清末到民國的濟南、羅威廉(William T. Rowe)從漢口考察中國城市的商業與社會。

        李伯重的〈「選精」、「集粹」與「宋代江南農業革命」──對傳統經濟史研究方法的檢討〉一文分為三大部分[1]，作者首先對「宋代經濟革命」的成說提出質疑，而後以「選精」、「集粹」檢視學界對於「宋代經濟革命」所產生的誤解，最後檢討材料取捨之偏差，並提出克服方法。

        1957年宮崎市定認為中國歷史的發展在宋代超越西亞，位居世界前列，直到西方文藝復興後才落後。1973年伊懋可(Mark Elvin)亦提出類似的理論，認為中國在唐宋出現經濟革命，麥迪森(Angus Maddison)用經濟學的方法計算宋代人的GDP，顯示北宋出時期GPD從唐代的450美元增加到600美元，比起同時期的歐洲還要高100美元，這種優勢一直持續到18世紀才被超越。此類「宋代經濟革命」的論點各國學界都曾提出，伊懋可總結宋代的經濟革命，認為其包括農業、水運、貨幣與信貸、市場結構、都市化、科技技術等因素，斯波義信的論點亦與此類似。作者認為宋代在前述各方面都有重大變化是無庸置疑的，但應該重新檢視這些變化對宋代經濟實際造成的影響有多大。

        作者首先界定「經濟革命」的定義，認為不但「量」要增長，「質」也要發展。而農業社會中，經濟的成長取決農業的變化，故農業必然要先革命才會有經濟革命。檢視伊懋可、斯波義信的理論，他們皆把農業革命置於首位，且認為在各經濟區中江南地區的發展是全國最高的。換言之，「農業」與「江南」是宋代革命說的重要基石，作者便從這兩點提出質疑。

        對明清的商業訴訟，一般有兩個印象：一、官府漠視，商人無奈，有些牙行會與勾結官府，客商非到必要時刻，不輕易打官司；二、晚清以前，中國沒有商法、民法，就算告官，官府也會亂判。而講者以1882年出版的《影響中國人的商業法律》澄清，該書其中一段提到，若以中國沒有成文商業法典，就以為中國沒有任何商法，係常見的錯誤認識。講者表示，在成文法之外，政府頒行的許多詔令，以及各省的省例中，皆有不少針對商法的有用裁決可以作為依據。固然不乏有官府亂判的案例，但依地方、時間差異，各有不同之情況，不宜以有／無的二分法劃分。講者再舉了兩個反例為證：一、王肯堂的《律例箋釋》記載一個法條，內容是禁止江西人跑到北京打官司，這條禁令可以反映有很多江西商人愛打官司；二、王士性的《廣志繹》提到江西商人好訟，並補充此風氣是來自徽州商人，說明不同地區的商人會互相觀摩、交流訴訟經驗。

        明清中國處理商業交易，有兩項法律原則可以依循：一、禁止把持，即強調政府須維持市場交易的公平，在經濟事務上力求平均，在一些行會意圖壟斷市場的訟案中，官員會以禁止把持與保持小民生計間權衡；二、從《大明律》到《大清律例》，亦皆有關牙行與埠頭的規範，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市場秩序會慢慢發展出。，而十六世紀後，商人漸漸有了職業自覺，自身重視賈道，到十八世紀政府重商以利農的政策，使商人的地位與重要性提高。

        商稅對於地方行政有巨大的幫助，故在商業發達的地區，地方官員保護商業的誘因是具體存在的。十八世紀，政府曾公布一連串解決商人債務問題的相關條文，不少收錄在《大清律例》中，乾隆二十三年公布的《牙行清欠控追》把商人、牙行有無過失的問題寫入法條內，對於故意欺騙者給予較重的懲罰。曾經有英國商人到北京告狀的例子，可知《牙行清欠控追》的確有在運作。此外，地方官也會自行訂立省例，以降低牙行與客商間的債務糾紛，乾隆元年江西曾印製「行店聯單」，要求交易時填單作為憑證，但商人往往害怕多繳稅而不願填，最後江西官員則主動調查牙行的財務狀況，公布無法繳交牙帖稅的牙行以提醒客商。講者再舉一個例子說明官商關係密切，兩淮鹽商李煦曾向康熙借款，賺了不少，再連本帶利還給皇帝，康熙五十六年想再借，康熙的批文回覆是「萬萬不得」，不過實際上可能還是有借，只是不能明說，這亦說明在十八世紀時，官與商是要保持一定的距離，密切的關係只能在檯面下來往。直到晚清，為了要發展經濟，與洋人抗衡，原本的官商界線才逐漸弭平。

        明初《大明令》已規定除了老病的牛隻外，不能私宰，令中並未區分耕牛或一般牛。《弘治問刑條例》亦載：

一凡私宰耕牛 ，并私開圈店，及知情販賣牛隻與宰殺者，俱問罪，枷號一個月發落。再犯累犯者，免其枷號，俱發邊衛充軍。弘治十二年九月初一日又節該欽奉聖旨： 私宰耕牛，屢有禁例。近年人多玩法，不行遵守。都察院便出榜申明禁約，今後違犯的，照例治罪。每宰牛一隻，還罰牛五隻。

初犯戴枷，再犯則充配衛所，且宰牛還要罰五倍，罪責顯然不輕。且即使是合法的宰殺病老牛隻，運氣不好則會遇到惡質的里甲、里老人要求分一杯羹。

        濱島敦俊提出「江南無宗族論」（點此連結）之後，受到許多學者的質疑，而徐茂明在〈江南無「宗族」與江南有「宗族」〉[1]一文中跳脫「有／無」的討論，進而從「宗族」的定義反思該論的正確性。

        關於濱島敦俊的論點，此前已簡略介紹過，此處不贅述。徐茂明援引學者對於家族、宗族的各種討論作辯證，杜正勝在〈傳統家族試論〉亦曾整理學界對家族、宗族的看法，有的將家族視同宗族，有的則依據《儀禮》的典據，以共財與親疏關係區分家族與宗族。而錢杭在《宗族的傳統建構與現代轉型》中所提出的「世系原則」，其認為「家族」是根據某種親屬原理，可以是血緣關係、世系關係，也可以是姻親關係。而「宗族」形成的內部機制則是源於一「宗」的父系世系，「父系先祖與譜系」雖是宗族存在的前提，但卻非關鍵所在，因為宗族的形成，既可能是對源出於同一祖先的父系成員的「認定」，也可以是因為某種原因而對並非共祖的父系成員的「推定」，例如「聯宗」就是根據推定而形成的宗族形式。錢杭認為江南農村的宗族聚居類型有四種形式，分別為：單姓父系親族聚居、由擬制血緣產生的單姓親族聚居、由婚姻關係產生的雙姓或多姓親族聚居、由地緣關係形成的雙姓或多姓親族聚居。其中第二種形式接近濱島敦俊所認為的，宗族是以推定的血緣關係來團結同姓，是一種想像的產物。

因此，徐茂明亦認為濱島敦俊的論點並非全無道理，並指出此可能與江南人淡漠的宗族觀念與編造假譜有關。明清時期，由於商品經濟發展與家庭結構縮化，使江南人的宗族觀念趨向淡漠，如清初學者魏禧批評：「余數游江南，世家大族廣園囿第宅，而無宗祠以安先祖，合其族人；著書汗牛馬，於譜系則闕然，自高曾以上，有不能舉名氏者。」與此同時，明代的江南人為了功利目的或愛慕虛榮，也熱於杜撰家譜，通譜聯宗。[2]

明中後期，雖然商業十分發達，但客商在外，無論是商業訊息流通，或是通信皆不便利，黃仁宇認為商業通訊不正規，是各地物價不正規之一大主因。由於沒有民間郵遞信統，出外者要與家中連繫，只得倚靠政府郵遞吏員私信公傳，或托其他客商帶信。[1]此外，還有幾種方法：

一、公差私送

「縣」 是中國最底層的地方行政單位，其下的社會秩序是由鄉紳、地方菁英結合社會的力量所維持。本文先簡略回顧中國地方行政制度的相關研究，作者認為過去研究多強調 地方菁英的自主力量，卻忽略了對地方行政制度的建置問題，然而明末時人也曾討論過該議題，故文中以幾社諸子對地方制度的各種興革意見為中心，探討其改革意 見中所隱含的社會現象。

明末的結社風氣盛行，其中又以江南地區為最。本文次而介紹幾社的成員與文社風氣，作者分析幾社人物較少涉入政治紛爭中，以研討制藝文章為主要活動，並關注晚明的地方社會與政治制度。

萬曆中後期，邊區與沿海騷亂漸起，對地方與中央形成極大的威脅，這些動亂發於地方，但地方卻沒有消弭亂事的資源與力量，陳子龍認為原因可能來自財政上的困難。而其他幾社士人面對時代與社會，也紛紛提出己見，喜論政、談時務。這樣的風氣與中央控制力減弱，以及思想風氣活潑有關，且崇禎年間，官方對此也加以鼓勵，崇禎帝屢次下詔求言，包括了夏允彝、陳子龍等幾社成員皆曾應詔，提出各種獻策與主張。不過陳子龍亦認為獻策之人應提出制度性、根本性的建議，否則黨同伐異，恐反有負面效果。

        本文首先提供書訊，指出《困厄中的帝國：元明史》是卜正民主編《中華帝國史》中的第五卷。其次簡述十六世紀以來西方學者對中國社會的看法，包括啟蒙時期西方對中國片面的高評價，及後來的「停滯論」(Hegel)、「衝擊─回應」模式(Fairbank)、「近代中國論」(William Rowe)、「中國中心論」(Franck)等，顯示西方對中國的認識正逐步深化。

接著進入本書的評介，卜正民認為十六世紀的中國已成為南洋貿易中心，是世界經濟的核心。既然如此，元、明兩朝的專制體制是否會阻礙社會經濟的發展？卜正民透過分析胡惟庸案、靖難之役、土木之變、大禮議、爭國本等五個大事件認為明代的皇權確實有意地想要擺脫束縛。而元、明政府也在經濟發展中扮演主導的角色，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體現：一、明政府的稅收從實物轉向貨幣，推動了農業商品化；二、國家的基礎建設和政策有利於資本累積，如大運河的維護在物資交流上有積極的作用，形成大量的市鎮和衛星城鎮。另外，政府透過給予食鹽、貴金屬壟斷經營，以及發展官窯、江南絲織工業、儲存糧食等政策來掌控市場；三、將勞役、穀物、田賦折銀，政府是白銀貨幣化的推動者，又碰上拉丁美洲白銀的輸入，使明朝很快地融入世界的貿易體系中。

        另一方面，朝貢體制在明朝也逐漸鬆動，明朝最終在隆慶元年(1567)解除海禁，西方各國順利地建立貿易網絡，將南洋、印度洋、大西洋聯繫在一塊兒。這樣的貿易體系能夠維持，也賴於明朝，因明朝一則有著充沛的貨源輸出，一則禁止外國進入國內市場，在貿易上取得優勢，直到了明朝滅亡，這樣全球化的趨勢才趨緩。

常熟縣在弘治十一年(1498)建造的一個節婦祠顯得不太尋常，錢姓寡婦的事蹟不但書寫在縣志內，還建祠供奉，待遇與節義之士幾無二致。錢寡婦祠堂可能是明代浙江的第一座節婦祠，將錢寡婦被神化的過程與社會階層的問題連繫起來，有助於我們理解江南地區的儒家節婦觀。

記載錢節婦的兩個文本分別是《常熟縣志》中季篪的敘述，以及龔詡的《野古集》，雖然《野古集》故事中的主角為陳節婦，但故事是一樣的，且都經過美化。《常熟縣志》的記載是一封向官府請求表彰的上書，內容提到陸茂重病且貧，但錢婦堅持不改嫁，最後自縊於茂屍旁。

季篪曾在江南數縣擔任教官，並參與地方志的編修，因此他有意將錢氏塑造成一種道德典範，結局的殉夫情節應是受到了宋代理學的影響，《宋史》、《元史》都有不少殉身的列女傳。因此，在元朝之後建立的「儒家朝廷」，強調錢氏的死也不足為奇了。但錢寡婦的事蹟不儘是簡單的道德說教，也隱含了季篪本人的目的，當時頌揚烈女的風氣，在季篪初入仕途的昆山尤為盛行，季篪可能是通過頌揚錢氏成為文人墨客一員，而他確實達到了，他為《常熟縣志》撰寫的唯一作品就是錢氏的表彰文，這篇文章無疑提高了他在地方上的知名度。

陳大康的《明代商賈與世風》一文[1]分為十五章，前七章以商賈為中心，探討商賈勢力膨脹的原因、經商方式、婚姻等等。後六章集中在社會的變遷，包括衣食住行等方面，以及商業上的詐騙與強盜，在最後結語的部分則探討小說作為史料的意義。

沈萬三與余子俊：抑商政策的興衰

黃仁宇的〈從《三言》看晚明商人〉一文[1]旨在探討中國商業制度與西方之差異，以駁明末為資本主義萌芽之論點。作者先指出中國傳統社會與西方之差異，作者認為中國社會採中央集權制，不同西洋諸國尊重人權、私產，使中國必然走向「重農抑商」。且中國幅員廣大，政府施政重點在保持全國經濟之平衡，以維持政治之統一。由於政府介入，不讓地區超度發展，長期下來對於經濟發展至為不利。明清之際是中國金融猛進的時刻，雖不乏有傑出的商人，但在制度上仍無突破，商人的地位既未全部提高，政府的經濟政策也缺乏周延考慮，例如發寶鈔無準備，以致通貨膨脹。至嘉靖時期全面用銀，也無全面準備，多數的白銀係從日本與菲律賓輸入。接著作者從《三言》考察明代的商人組成、商人的種類、商人組織，其認為馮夢龍所寫的故事，雖人物、官名雖沿襲前朝，實為陳述時事，包括物價、物產皆為明末實況。

商人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