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文中首先做出定義，其江南的定義為南直隸的蘇州、松江、常州三府，以及浙江的嘉興、湖州兩府，即所謂的「江南五府」。而其將宗族定義為一種超越家族的概念，對內部擁有控制力量的父系血緣社會組織或社會集團，或者可以說是「血緣共同體」，而有時兼有一種基層社會的效能，特別是兼地緣性的組織，其中後者亦可以稱之為「鄉族」。宗族的效能主要在於保證家族的再生產，其中包括人的再生產和生活的再生產。
作者認為江南三角洲既沒有看不到明顯的家族組織，且表示同族結合的物質象徵，如祠堂、族產等很少見。此外，觀念上的象徵，如親族稱呼之差別、尊卑秩序等也很罕見。因此認定江南沒有宗族，並以三組材料佐證：
一、魯迅的〈社戲〉中介紹一個同姓聚落而完全缺少宗族規制的社會。
二、李日華的《味水軒日記》紀錄了生活各種雜事，但僅有在最後一卷談到了同族、宗族的事體，該事關於他召集嘉興當地姓李的鄉紳與士人執行祭祖。按禮制而言，應該要有庶民身分的族人參與，可是皆士紳階級的人參與，僅有一位庶民身分的族人（李日華之父）。且《味水軒日記》的始祖與王店的李氏相同，但《味水軒日記》沒有提到始遷祖，可能的原因是府城李氏與王店李氏一點關係也沒有，完全是府城李氏去攀附王店李氏。
三、莊元臣的《莊忠甫雜著》中包括兩種家規和十七篇書信，其內容完全沒有常套的儒家道德，而是充斥維持、擴大家庭經濟的內容，家規沒有關於同族方面的支出，書信也沒有提到家族、祠堂、祭祖等內容。
作者另外想到一個問題，何以江南鄉紳築造園林的風氣盛？作者認為這是因為江南鄉紳在官場累積的財富是屬於私家財產，不是屬於公家的，所以沒有束縛可以隨意消費。
那麼，要如何解釋江南不存在宗族的原因？若與珠江三角洲比較，會發現珠江三角洲水賊盛行，除了自然災害外，當地常常要面對此社會問題，移居當地的農民便自然組地組成血緣、地緣團體關係來互相幫助，用自己的力量來維持安全、解決糾紛。與之相比，江南三角洲雖然也有水賊出沒，但行政機制具備，況且沒有語言、族群問題。到了南宋後期，逐漸形成穩定而自律的鄉村社會，這是以社廟為核心的地緣團體，各種糾紛由鄉居地主進行領導及控制，自行解決而不必麻煩縣衙。另外，作者指出，即使江南留下的族譜不少，但編纂族譜和宗族的存在是兩回事。
總結二點：一、江南三角洲沒有作為「社會集團」、「社會組織」的宗族。二、假如看到「宗族」，多半是「擬似宗族 ( Pseudo clan )」。學人考究江南三角洲地方社會或鄉村社會的特性、結構時，「宗族」這一概念並不是不可缺少的因素。
以上是濱島敦俊的〈江南無「宗族」〉內容摘要，范金民提出三個意見，其一、文中提到江南祠堂少之說恐怕不確實，范氏以家鄉無錫惠山區為例，該區一條街上就有四十七個祠堂。其二、文中所舉的小說、日記有他們自己的側重點，可能不想記或其他原因，不能用此來論證無宗族，且文中魯迅的例子在紹興，並不在江南五府的範圍內。其三、治安良好與否與宗族的出現，兩者沒有一定的關係，例如江南也有湖匪，且晚明江南並不太平、社會治安不太好，當時江南群體性、突發性事件沒有斷過。范氏並列舉1952年的數據指出，蘇南土地改革委員會調查江南至少有10%的土地屬於義田，而集中地區甚至達到30至40%，假使江南無宗族，該如何解釋這些祖產？以及隨處可見的宗祠、江南江族豪奴成群等等現象，似乎都沒有辦法合理的解釋。
吳建華也提出意見，以寧波楊氏家族為例，他們有宗祠、宗公、族長等宗族組織。吳氏認為應該分兩方面談，普通老百姓是沒有宗族觀念的，而有地位的家族會自然地建構家族譜系。因此，江南的宗族介於有與無之間。
對於兩人的意見，濱島敦俊做了簡短的回應，重申文中要闡述的概念是，考察江南區的社會經濟，宗族並不是非考慮不可的因素，這與福建、兩廣的宗族社會是完全不同的。至於使用了不在江南五府的材料，其解釋道，府與府的界線並不是那麼清晰的，應該沒有太大的差別。
最後，巫仁恕將討論者的意見做調和，補充解釋道，如要理解清時期的基層社會，若研究華南就需要研究宗族，但若研究江南，相對而言，宗族的影響力沒有華南這麼大。與其用「江南無宗族」為題目，不如將題目改為「江南不是宗族社會」會更妥貼。
摘自：濱島敦俊，〈江南無「宗族」〉，收入鄒振環主編 ，《明清以來江南城市發展與文化交流(第四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頁28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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