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遊於歷史與現代之間

過去在討論明代的國子監生資格捐納問題時，多持負面的見解，認為此舉惡化國子監的素質，甚至影響士風與正常仕途途徑。但伍躍的〈明代的社會：納貢與例監──中國近世社會庶民勢力成長的一個側面〉一文分析這樣政策的出現是源自民間生員的提案，且政策延續了五個世紀，可說明社會確實其需求。[1]

        正統初年以後，捐納成為解決政府財政收入不足的重要手段，起初只在需要軍餉的地區出現，且捐納項目限於低級武官、散官冠帶，影響有限。景泰初年，由於土木之變後，在于謙等人積極推動之下，政府開始大規模地推行捐納政策。生員對這樣的政策變化十分敏感，希望透過援助國家財政而獲利，如景泰元年（1450）有一位南直隸常州府無錫縣廩膳生員張賢向政府要求「送監」成為國子監生，但請求被拒絕。不過翌年，順天府房山縣儒學生員傅寧因為捐虜馬而被賞賜，他要求辭賞入監，如願成為國子監生，這個例子仍屬特例。在兩、三年後，北直隸、山東、河南連續發生水災，臨清縣學生員伍銘等願納米八百石，並申請入監讀書，禮部於是上奏請示，得到了批准，後來這樣的政策就順勢被推廣。國子監生的主要來源是會試下第舉人、歲貢、蔭監、恩生等，本來主要都是倚靠學力，少部分是餘蔭，而景泰四年登場的納貢則開了另一條途徑，即學力加財力。

前述的作法，捐納者的身分仍有一定學力，後來更從廩生逐步擴大到增生和附生，甚至擴大到一般庶民，納米入監的標準也持續下降。成化二年（1466），南直隸地區發生飢荒，起初南京兵部尚書李賓為籌集糧食，欲將廩增生員為對象開辦國子監生資格的捐納，但受到禮部尚書姚夔的反對未能實現，隨後南京糧儲右都御史周瑄又以救濟、加強治安為由，再次提出開辦捐納，終於得到批准，廩生捐一百石，增生只要比廩生再多捐米五十石，都可以成為國子監生。

成化二十一年（1485）閏四月，國子監生資格的捐納範圍又被進一步擴大，戶部為了籌措軍儲，決定將允許納貢的對象擴大到附生，令再加三十兩，亦許入監。到嘉靖年間開始，為了籌集興修山陵等大規模土木工事的費用，捐納向無任何生員資格的民間子弟開放，清朝仍繼承這樣的制度。這代表國子監已失去的培育人才的機能，轉而成為單純取得入仕資格的機構。且明朝後期，財政狀況的惡化，國子監生資格的捐納從數年舉辦一次變成幾乎常年舉辦，連府州縣儒學生員的資格也稱為捐納的項目之一。

作者援引渡昌弘的研究，指出明朝政府在景泰四年至萬曆二十四年（1596）之間，至少實施了三十八次監生的捐納，頻率到愈後期愈密集，人數亦愈來愈多。據林麗月的研究，國子監生中例監生的比例只有少數幾年低於三分之一，其餘年分往往超過50%，與謝肇淛在《五雜俎》中所言提到的捐納厠身國子監者達百分之七十，大致相符。

要討論例監生眾多的原因，作者認為要從明代府州縣學生員的功名意識，以及明代的學校和人事制度來理解，如袁中道曾說他連作夢都不忘功名，取得功名其最終目的應該都是為了入仕得官，不但可以致富，也可以改善社會身分。故追求功名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意識，農、商等其他行業的人也都想往此途發展，這也可以從應試人數和生員人數的增加看出，據吳金成的估算，洪武年間各類生員的總數約在3萬，宣德、正統年間則激增至6萬。

由於競爭者眾多，追求功名的阻力加大，與其參加難度高的鄉試，生員們也可能選擇補廩之後等待出貢，即通過成為監生取得官職。但補廩和出貢也不是那麼簡單，補廩可成為廩膳生員，享受政府津貼，當廩生空缺時，增生遞補；增生空缺時，附生再補，可惜每次缺額總是不多，所以其實機會不大，文徵明就提到家鄉蘇州有廩生等了三十年都無法出貢成為國子監生，在這種情況下，捐納相當於換了三十年的機會了，可說相當划算。

捐納的不公，讓本來依循正途的國子監生任官機會降低，他們在成化十一年（1475）上奏提出不滿。對於這樣的指控，納粟實邊得入國子監的監生也強調自身也是學校出身，只是響應朝廷的號召捐粟而已。禮部在商議之後，不敢得罪兩方，因為承認正途的指控就表示在批評國家的納粟入監政策，只說捐粟是一時權宜，然後把問題還給國子監，國子監則表示往後會相兼撥用，作者認為從納粟監生的反擊中，可窺得他們得理自豪，沒有一點自卑和羞恥。

而明中葉社會上也視異途為理所當然的事情，在許多地方志中，捐納入監者不但不會有什麼鄙視的記載，甚至強調捐納入監乃「實民生之計」，編纂地方志的都是地方菁英，這說明捐納進國子監是一件光彩的事。或許有些士人對於納粟後不長進的人有些微詞，但有些納貢例監之人在捐納之後，經過科舉考試得到更高的身份和地位，也獲得了士人的尊敬，如羅玘納貢進入國子監後的第二年，舉順天府鄉試解元，次年登進士後改翰林庶吉士，官至南京吏部右侍郎，並曾署國子監。當年未納貢的友人萬良弼看到之後，竟也後悔當年未納貢，淪為一名地方儒學教官。

        明末有許多大規模民眾抗議，原因包括礦稅、政策等各種原因，但目前不曾看到反對捐納的民眾運動，這樣的制度在明亡後仍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可知這種尋求出身的途徑有其需求。而捐監出現於明朝中葉絕非時間上的偶然，此時期庶民勢力發展的巔峰，庶民勢力發展的社會標誌就是取得國家認可的功名，成為士大夫、國家官僚。另外，何炳棣等學者在討論社會流動時，觀察對象限於正途的科舉合格者，未考慮到同時利用異途與正途的人，忽略了捐納在科舉中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