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熟縣在弘治十一年(1498)建造的一個節婦祠顯得不太尋常,錢姓寡婦的事蹟不但書寫在縣志內,還建祠供奉,待遇與節義之士幾無二致。錢寡婦祠堂可能是明代浙江的第一座節婦祠,將錢寡婦被神化的過程與社會階層的問題連繫起來,有助於我們理解江南地區的儒家節婦觀。

記載錢節婦的兩個文本分別是《常熟縣志》中季篪的敘述,以及龔詡的《野古集》,雖然《野古集》故事中的主角為陳節婦,但故事是一樣的,且都經過美化。《常熟縣志》的記載是一封向官府請求表彰的上書,內容提到陸茂重病且貧,但錢婦堅持不改嫁,最後自縊於茂屍旁。

季篪曾在江南數縣擔任教官,並參與地方志的編修,因此他有意將錢氏塑造成一種道德典範,結局的殉夫情節應是受到了宋代理學的影響,《宋史》、《元史》都有不少殉身的列女傳。因此,在元朝之後建立的「儒家朝廷」,強調錢氏的死也不足為奇了。但錢寡婦的事蹟不儘是簡單的道德說教,也隱含了季篪本人的目的,當時頌揚烈女的風氣,在季篪初入仕途的昆山尤為盛行,季篪可能是通過頌揚錢氏成為文人墨客一員,而他確實達到了,他為《常熟縣志》撰寫的唯一作品就是錢氏的表彰文,這篇文章無疑提高了他在地方上的知名度。

再看龔詡在《野古集》的記載,他在〈追賦魯烈婦歌〉前記錄了這個故事,儘管細節上有些誤差,但描寫的確實是與季篪同為一個故事。然而兩人的關懷點也有些差異,龔詡從這個故事抒發貧富差異,認為應該推崇那些貞潔優秀卻未受到社會承認的年輕寡婦。他的思想可能與明初的動盪社會環境有關,他在靖難時,正是金川門衛,這使得他得以站在平民的立場批評那些利用民情為己謀利的人。錢氏的苦難豐滿龔詡詩中人物的個性,而龔詡日益提升的名聲也讓錢氏的故事受到關注,最終建立了祠堂。

在錢氏祠堂之前的一個世紀,昆山縣也曾為毛節婦立過石碑,與祠堂不同的是,石碑沒有春秋兩季,且此時貞節寡婦尚未成為江南地區的崇拜偶像,儘管當地人祭拜白龍廟裡白龍的人間母親,但此事作為神靈,而非楷模。這些跡象顯示,十五世紀初的常熟縣尚無明中葉後將寡婦殉夫作為壯舉的情況,至永樂三年(1405),朝廷頒布《內訓》與寡婦自殉的具體規定,加上《古今列女傳》的通行,這類的故事才有可能在偏方下邑的婦女中流傳。

即使如此,十五世紀時,節婦崇拜也僅是文人圈裡的話題,季篪關於錢節婦的措詞顯然不是對大眾講述。弘治《常熟縣志》羅列的50位寡婦中有16位受到朝廷旌表,但其中8位來自士人、官宦家庭,只有1位明確記為民婦。嘉靖《昆山縣志》中26位節婦,只有5人出身貧民、匠人、商人之家,其他都是士人之家。只有在地方戲曲的作品中才能看到普通民婦忠孝節義的事蹟,而民間也會進行自己的理解,例如祭祀漢代竇孝婦的祠堂,是因為相傳上天曾以三年乾旱作懲罰,所以民眾的祭拜是來自危險而非德行,與此類似的還有紀念幫助伍子胥逃生的浣紗女祠等等,雖然祠堂多以儒家德行為名,卻與儒家無涉。

錢節婦也同為被奉為菩薩般的人物,因此在為錢節婦立祠堂的理念,民眾與士人間可能存在著歧異,地方上立祠主要受到佛道廟觀、地方神靈寺院的影響,反觀文人是以樹立儒家道德作為訴求。嘗試站在當事人的角度,一個普通婦人面對再婚或是賣掉等困境,可能會將自殺作為一個出路,她可能聽過當地節婦以死抵抗兵匪等事蹟,可是顯然當時普遍流行的神鬼地獄、佛祖極樂世界等觀念對她的影響會更大。換言之,一個普通寡婦面對生死時,儒家的觀念絕非唯一的思想。

楊子器在弘治九年(1496)年擔任常熟縣令,他此前曾擔任昆山縣令時下令徹毀淫祠,修建社區學校、儒家祠堂。楊子器在轉任常熟縣時,受到地方鄉紳大力的支持,與曾任浙江布政使司右參政的周木尤其契合。弘治十一年,他們建立錢寡婦祠堂,並將龔詡的詩刻在石上,但據順治《常熟縣志》的記載,石碑上的詩被刪去了結尾同情窮人的部分,而將重點集中在儒家正統上。楊子器在常熟縣三年任內,前後建了八座祠堂,目的都是宣揚忠誠、貞節的觀念。季篪記載錢寡婦的事蹟可能是為了提升自己的文學聲譽,而楊子器德動機可能也是來自仕途晉升,他熱衷彰揚儒家思想,還修纂了明代第一部《常熟縣志》,種種的政績最終讓他獲得更高的品秩,升為河南布政使司。

十五世紀末,掀起廣泛掃除淫祠運動,地方上的各種神祇被城隍取代。考察21部江南地方志,至少有一半的方志內出現像楊子器那樣「文化英雄式」的官員,成化六年(1470)至嘉靖二十九年(1550)間,浙江和江蘇出現了一股建名宦祠、鄉賢祠的熱潮,建祠的社會作用是提高縣作為地方機構的重要性,地方菁英的貢獻,以及地方官因在任期間的政績而入祠,祠堂名稱型制的一體化和普及化便將此縣納入了全國網絡中。很明顯的,祠堂的功能是世俗而非靈界的權力典範,名士的祠堂取代有靈的祠堂,即社會菁英的勢力取代超自然的勢力。

婦女祠堂只在儒家祠堂中站有一小部分,大約是十分之一左右,但祠堂的意義不在數量的多寡,而在於他們是存在的簡單事實。女祠都在男祠基本完工後所建,有的女祠是在舊祠堂的基礎上改建而成,但主角的故事會被重新詮釋,例如《江陰縣志》的何氏祠堂原本是紀念五代時投水自盡的何氏,後來被改為送子的七娘子廟,在正德四年(1509)年恢復為列女廟時,石碑上明確告訴世人何氏的儒家美德。女祠和男祠共同塑造一個縣的儒家形象,並將此緊密地與國家連成一體,不過男女的作用是不同的,男性多因學業或公務被表彰,女性則因殉道而表彰。儘管如此,在弘揚儒家道德觀上,男女祠具有相同的作用。

錢節婦的形象在清初又有一次轉化,順治十二年編纂的《常熟縣志》是在明末龔立本的基礎上完成的,龔立本有意以大量的細節展現十六、十七世紀的常熟歷史,他花很多筆墨記載嘉靖時期自殺陸氏,同時也保留錢節婦的記載。當萬曆年間,建文餘黨被平反,使龔詡的形象有所轉變,此後關於他的記載都在歌頌金川門的英雄行為。因此當龔立本寫到周木將龔詡的詩介紹給楊子器時,龔詡所喚起的是一種為理念獻身的情操,被龔立本所推崇的是錢節婦的忠誠。

        摘自:柯麗德(Katherine Carlitz)著;王碩譯,〈明中期江南的祠堂、統治階層特點及寡婦守節的流行〉,《當代西方漢學研究集粹‧婦女史卷》,頁11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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