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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ule Module1 Sub Main() Dim x, i, y(48) As Integer For i = 0 To 48 y(i) = 0 Next For i = 1 To 6 Randomize() x = Rnd() * 48 If y(x) = 0 Then Console.Write(x + 1 & " ") y(x) = 1 Else i = i - 1 End If Next Console.ReadKey() End Sub End Mo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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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的機會，我聽了張廣達院士的一場講演，講題是他自身的學思歷程。方開場，他便引巫寧坤的回憶錄《一滴淚》與《孤琴》作那個年代的背景介紹，巫寧坤化用凱撒的名言：「我至，我視，我克」(I came, saw and overcame)改作「我歸來、我受難、我倖存」(I came,I suffered, I survived)，簡短的三句話概括了他坎坷的一生。
張先生受苦的遭際，在他的文集《史家、史學與現代學術》中已有扼要的說明，在講演中則更詳盡的講述，如他提到從1957到1979年一生青春都耗費在毛澤東的政爭下，包括1969年至1971年在林彪一號命令下動員到江西的鄱陽湖勞動兩年，走五七道路學農學工，其主要任務是挑糞施肥，並在各種場合下自我檢討，批判自己是右派，誠心反省犯過的錯誤，表示而後積極擁護黨的領導，做了心口不一的巧偽人二十二年之久，在這種人格分裂的詭隨下，他屈從而不倒，以太史公的〈報任安書〉、王陽明的〈瘞旅文〉為勉，並將張載〈西銘〉中的「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改作「生，吾逆適；沒，吾寧也。」以砥礪自己。
這時，我雖早聞巫寧坤之名，但尚且未讀過他的回憶錄。隨後，我在網路上讀了余英時院士為二書寫的長序，余先生長期致力於中國知識分子的研究，不但手著數書，也透過寫序的方式表達關懷，除了此二書之外，尚為史景遷的《天安門》、康正果《出中國記》等書作序，皆收錄在《會友集》中。余先生在序文中提起了另一位知識分子─吳宓，吳宓表面上雖亦不得不向黨低頭，但在日記中卻大為抨擊時政，如1951年8月28日對學習會上的知識分子皆奉毛著的《實踐論》為圭臬，感覺「可笑尤可恥也。」體現了身從心不從的精神。
「開阡陌」的史料記載多見於《史記》，例如〈秦本記〉、〈商君列傳〉、〈蔡澤列傳〉。關於「阡陌」有許多的解釋，但大抵不出為「田間界道」，古代又作「千伯」、「仟伯」等字，至於方向各地又有不同的說法，《風俗通義》：「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河東 以東西為阡，南北為陌。」 朱熹撰《開阡陌辨》提出了不同於前人的新解，他認為阡陌是三代就有的井田舊制而非秦朝新制，又說「開」意為破壞而非開創。後來學者大多同意此意見，例如楊寬在《戰國史》內認為開阡陌就是廢除領主貴族圈佔的標識。但作者注意到漢代人普遍以阡陌作為田地之界，而阡陌一詞在漢代時大量出現在先秦時代反而不多見， 故阡陌在漢代時應是客觀存在的現實，並非朱熹認為的「遺跡」。
再者，朱熹說商鞅「見阡陌之佔地太廣……病其地力之有餘」，但實際的情況卻非如此，杜佑《通典》記載：「秦地廣人寡，故草不盡墾，地利不盡出。於是誘三晉之人，利其田宅，復三代無知兵事而務本於內。」朱熹的論點似乎逐漸站不住腳了。
最後，因雲夢秦簡的出土，雲夢秦簡中顯是阡陌一詞是當時官吏的常用語之一，不但具有表明田界的作用外，還有道路交通的作用。開阡陌之「開」意為開立而非開裂，至此已無庸置疑了。
書籍材料的演化
竹 簡和木牘是中國最早的書寫材，中國文字直行書寫自左而右的排列順序即源於此。然古代刻於甲骨、金石者皆不能稱為「書」，書的起源應追溯至竹簡和木牘，這兩 者材料因取得容易，價格低廉，故較早被使用在書寫上，甚至在紙發明以後的幾百年，仍被繼續使用。從字義上也可找到竹木應用於書寫上的線索，例如「冊」即是 的象形即是竹簡之義，「典」的象形則是冊置於几上。而早期竹簡木牘大多應用於政府文書上，《尚書‧多士》言：「惟殷先人，有典有冊，殷革夏命。」可顯示殷 商時簡牘已經作為正式文書了。
大致而言，中國書寫材料的演進是始於竹簡、木牘，後有縑帛替之，最後才演變為紙。而竹簡與木牘又以竹簡為最先，其論據是因為觀察出土文物簡面狹小，應是受限於竹簡原始的型狀所致，且查閱文獻，「竹簡」之詞於先秦就有，「牘」字始見於漢代。
「宦」一字並單非指在宮中服務的閹人，漢朝時「宦」可解釋為「仕」，如《說文》：「宦，仕也。」不過宦還有另一種意思，即是指在君王身邊擔任奴婢等卑微職務，戰國時古籍所載的「宦人」、「宦者」便是此意。關於閹人的記載最早可見於西周，《詩經‧小雅巷伯》就提到「寺人孟子」，司馬遷在《史記‧報任少卿書》也提到：「夫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者，莫不傷氣。」又見《後漢書‧文選》：「宦豎者，傳言給使之臣也。拚掃是爲，超走是供，傅近房臥之內，交錯婦人之間，又亦實刑者之所宜也。」已可見宦有指閹人之意。而這些被處以腐刑的人，無論是心理或生理的變化都十分巨大，他們被排斥在政治、社會活動之外，在公開場合上，閹人幾乎沒有立足地位，在所有刑人中閹人的地位也是最低等的，當父母過世時，他們甚至不能參加喪禮或是祭墳。
宦官的來源有數種，第一種是用天生理有缺線或有發展障礙的男人，當他們生理機能恢復後就必須辭退，如《後漢書‧欒巴傳》就記載欒巴因發遇障礙故充任宦官， 而後「陽氣通暢，白上乞退。」其次還有私自進行閹割手術而入宮的途徑，如《韓非子》提到「豎刁自宮以治內」，後來在西漢晚期至東漢時，有人甚至不以宮刑為恥。第三種來則是受過腐刑或是判死刑而減免為腐刑的閹人，如嫪毐即是此種，他處刑一事雖為作假，不過名義上仍是受過腐刑的宦者。而宦官的存在有一種根本原因就是為滿足男性君主對後宮女性的獨佔心理。 宦官弄權或干預政事在歷史上十分常見，因為他們環繞在君王身邊，君王對於宦官不會像對外戚一般存有戒心，也不會懼怕
博士名稱始見於《史記》，《史記‧循吏列傳》：「公儀休，魯博士，以高第為魯相。」戰國魯、魏皆設有博士，《五經異義》記載：「戰國時，齊置博士之官。」不過其他書則稱之為「稷下先生」，兩者名異實同。博士的職責可見於《漢書‧百官志》：「博士，秦觀，掌通古今。」如秦始皇選尊號、渡江逢大風、夢到與海神戰皆問博士。
古代學術分野有兩大類，一為王官學，一為百家言，鮑白令有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可知官言其公，掌於史；家言其私，即平民社會之新興學術。博士者，乃以家言上抗官學而擠於官學之身，故人言博士專掌六藝是為謬言，秦博士自有掌六藝者，如伏生治尚書為博士。而專掌六藝是至漢武帝後設五經博士才形成。
〈殷商文明起源研究上的一個關鍵問題〉[1]主要探討商朝文明起源的考古，張光直認為殷商文明不是從安陽殷墟開始的，應該將其定位為「晚商」，因為殷墟文化已經呈現高度的文明，在此之前必有一段長久的孕育期。不少考古學者認為龍山文化是殷商文明的前身，但是在龍山文化所屬的新石器時代和具備成熟青銅器的殷商文化中間還有一段空白，在考古一直沒有新發現填補這段空白時，一位外國學者羅越遂提出中國金屬工業的技術應是外國傳入，張光直對這種說法提出反駁，畢竟這樣的論述是建立在「全無發現」上，一旦有新發現這種說法就站不住腳了，果然翌年就在鄭州發現商城，陸續出土了許多陶器、遺跡遺物和夯土地基，在時間和文物的判定上顯然比安陽殷墟早上一階段，如此一來鄭州的商城就補足「中商」的空白期。但往前一階段的「早商」還是一片空白，於是歷史學家們紛紛指向河南偃師的二里頭遺址，經過徐旭生等人的研究，認為此地出土的夯土基臺、陶文和玉器較鄭州更為原始，如果把他視為早商，那商朝的考古歷史就拼湊起來了。我們把河南龍山文化、偃師二里頭文化、鄭州商城文化和殷商文化連成一列，可以看出他們是一脈相承且逐步演變，在位置上來解釋可以看出商朝地理上蔓延的程序。
近來數年在山東蘇北的新考古資料─青蓮崗晚期諸文化，對殷商文明與東海岸的密切關係有了重要的啟示，張光直把這諸個新石器時代文化大致分為三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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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ule Module1 Sub Main() Dim n, x, y, i As Integer Dim s(10, 10) As Integer n = Console.ReadLine() For y = 0 To n - 1 For x = 0 To n - 1 s(y, x) = 0 Next Next x = (n - 1) / 2 y = 0 s(y, x) = 1 For i = 2 To n * n y = IIf(y = 0, n - 1, y - 1) x = (x + 1) Mod n If (s(x, y)) <> 0 Then y = (y + 2) Mod n x = IIf(x = 0, n - 1, x - 1) End If s(y, x) = i Next For y = 0 To n - 1 For x = 0 To n - 1 Console.Write(s(y, x) & "") Next Console.WriteLine() Next Console.ReadKey() End Sub End Module
秦漢及更早之前的徭役又稱為「更」或「更役」，《左傳‧成公十三年》：「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據顏師古注《漢書‧百官公卿表》對「不更」的解釋是「謂不豫更卒之事」，而「更卒」就是指對徭役之卒的稱呼。
秦漢實施徵兵制度，故徭役就廣義而言，可以將兵役包含進去，不過雲夢出土的秦簡中既有《戍律》又有《徭律》，故從法律上看來，徭役並未包含兵役，因此秦漢真正的徭役只有「月為更卒」一種，服役的時間為成年男子每年一月，至年老免役為止，其中一性質不同又分為三類：
歷史敘事是一種借用文學表現來從是歷史書寫的一種方式[1]。更詳盡地說，是將歷史材料以時間順序組織起來，並將內容組成一前呼後應的故事，其中不妨有一些次要的情結點綴其間，與結構型歷史(structural history)不同的是，歷史敘事不以分析為主，注重的是人物而非環境，不過它仍無法完全離開分析[2]。當歷史學家要記錄一件事情時，敘事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近代史學未萌時，中外史家無不以敘事為體。
至18世紀，歐洲興啟蒙運動，學人意識形態丕變，無不崇尚理性，故不再以尋求宗教解釋為本，改以通過經驗與邏輯為基礎，實證與懷疑的精神與之而生。實證主義首開於孔德(Auguste Comte)，此說源於哲學思想，後被應用在歷史研究，其中又以蘭克學派最為人所知，可是蘭克(Leopold von Ranke)僅是強調客觀與史料之重要，未拋文學的圓滿，其筆法流暢、敘事生動，作品不僅為專家所寫，亦可供非專業者閱讀。惟蘭克學派主張史家須保持中立、客觀，欲將史學科學化，在對蘭克史學的理解過於片面及科學思潮的衝擊下，蘭克原本強調的特性隨著歷史主義的式微被淡化，而後他的史學被簡約為方法論，他本人也被塑造成「科學的歷史之父」(The father of scientific history)[3]，至此史學學風一轉，科學派史學大力標舉分析的專題論文寫作，使史學作品改以分析為體。
直至六零年代，有賴馬克思主義與法國安娜學派(Annales School)的鼓吹，社會史成為歷史研究中最熱門的領域，各種敘事作品亦於此期陸續出版，歷史敘事才似有「再」抬頭的趨勢[4]。然而看似文學家的敘事筆法至今仍不為學界主流所接受，今日再談歷史敘事已是新文化史、後現代主義的助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