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遊於歷史與現代之間

過去在討論明代的國子監生資格捐納問題時，多持負面的見解，認為此舉惡化國子監的素質，甚至影響士風與正常仕途途徑。但伍躍的〈明代的社會：納貢與例監──中國近世社會庶民勢力成長的一個側面〉一文分析這樣政策的出現是源自民間生員的提案，且政策延續了五個世紀，可說明社會確實其需求。[1]

        正統初年以後，捐納成為解決政府財政收入不足的重要手段，起初只在需要軍餉的地區出現，且捐納項目限於低級武官、散官冠帶，影響有限。景泰初年，由於土木之變後，在于謙等人積極推動之下，政府開始大規模地推行捐納政策。生員對這樣的政策變化十分敏感，希望透過援助國家財政而獲利，如景泰元年（1450）有一位南直隸常州府無錫縣廩膳生員張賢向政府要求「送監」成為國子監生，但請求被拒絕。不過翌年，順天府房山縣儒學生員傅寧因為捐虜馬而被賞賜，他要求辭賞入監，如願成為國子監生，這個例子仍屬特例。在兩、三年後，北直隸、山東、河南連續發生水災，臨清縣學生員伍銘等願納米八百石，並申請入監讀書，禮部於是上奏請示，得到了批准，後來這樣的政策就順勢被推廣。國子監生的主要來源是會試下第舉人、歲貢、蔭監、恩生等，本來主要都是倚靠學力，少部分是餘蔭，而景泰四年登場的納貢則開了另一條途徑，即學力加財力。

前述的作法，捐納者的身分仍有一定學力，後來更從廩生逐步擴大到增生和附生，甚至擴大到一般庶民，納米入監的標準也持續下降。成化二年（1466），南直隸地區發生飢荒，起初南京兵部尚書李賓為籌集糧食，欲將廩增生員為對象開辦國子監生資格的捐納，但受到禮部尚書姚夔的反對未能實現，隨後南京糧儲右都御史周瑄又以救濟、加強治安為由，再次提出開辦捐納，終於得到批准，廩生捐一百石，增生只要比廩生再多捐米五十石，都可以成為國子監生。

科大衛（David Faure）在〈告別華南研究〉一文中詳述了他的學思歷程，在文中最後，他告訴讀者為什麼要告別華南研究？因為他認為華南研究只是瞭解中國社會的一條路，必須把「華南學派」的理論拿到別處檢驗，其寫道：

我感覺到我不能一輩子只研究華南。我的出發點是瞭解中國社會。研究華南其中必經之路，但不是終點。從理性方面來想，也知道現在是需要擴大研究範圍的時候。從華南的研究，我們得到一個通論，過來的工作就不是在華南找證據。我們需要跑到不同的地方，看看通論是否可以經起考驗。需要到華北去，看看在參與國家比還華南更長歷史的例子是否也合乎這個論點的推測。需要跑到雲南和貴州，看看在歷史上出現過不同國家模式的地區（我是指南詔和大理）如何把不同國家的傳統放進地方文化。我們不能犯以往古代社會史的錯誤，把中國歷史寫成是江南的擴大化。只有走出華南研究的範疇，我們才可以把中國歷史寫成是全中國的歷史。[1]

1. 許雪姬，〈在「滿洲國」的臺灣人高等官：以大同學院的畢業生為例〉，《臺灣史研究》， 19：3（臺北，2012），頁95-150。
2. 劉恆興，〈大道之行也──「滿洲國」大同時期王道思想及文化論述（1932~1934）〉，《漢學研究》，30：3（臺北，2012），頁297-329。
3. 郭靜如，〈日治時期臺灣、「滿洲國」小說中的「空間變異」書寫比較〉，《中正臺灣文學與文化研究集刊》，9（嘉義，2011），頁37-59,61。

陳叔倬教授在去年以《刑科題本》為材料，初步探討近代中國人的身高，非常有趣，由於是研討會論文，所裡這裡只能簡介該文的題旨。[1]

文中先提到過去的研究表明營養的攝取、醫療的技術，比起基因而言，對於身高有更直接的影響。由於資料掌握的困難性，近代中國人的身高並沒有太多研究，Stephen Morgan有幾篇18至19世紀中國人身高的相關研究，其得到幾個結論：一、北高南低；二、城市高鄉村低；三、男高女低；四、家庭收入會影響身高發育。

Stephen Morgan的結論是否適用於17至18世紀的中國呢？《刑科題本》婚姻姦情類的檔案詳載兇死者的個人資料，正好可以作為研究的資料。將1660至1780年以十年為一世代分析1828筆資料，平均下來，男性為162.42公分；女性為152.8公分，值得注意的是男女身高皆呈現逐漸下降的趨勢，1750年的平均身高比總平均降了2公分。

張彬村的〈賦稅與經濟發展：以十六、十七的松江府為例〉[1]一文選擇松江府作為研究主題，是因為過去學界認為此區的賦稅有其特點，並影響當地經濟發展，作者欲對此觀點重新評估，且在前工業化以前，松江地區棉紡織業興盛，亦方便作為研究對象。全文分為三個部分，首先檢討傳統看法之得失，其次考察問題的癥結，最後評估賦稅對該地方經濟發展的實際影響。

作者歸納前人的研究，得出一個結論，即松江府地區賦稅太重，人民必須尋求其他經濟機會來生活，所以成為發展棉紡織業。作者計算松江每畝額徵稅糧，大約是全國的五至七倍，原因是長江三角洲的官田數量偏高，而官田的畝徵量亦較他地高，尤其松江地區的稅糧負擔是全國最重。何以官田比例會偏高？作者援引前人的研究指出，從南宋賈似道以降，官府就已經開始在徵收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土地，直到明初朱元璋，仍持續抄沒當地富豪土地，才會造成官田比例極高的情況。

作者嘗試從《大明會典》、《松江府志》中估算松江府的每畝賦稅，發現十六至十七世紀的數字都較全國高，然而作者認為實際情況並非如帳面所顯示，應該較輕才對，因為洪武朝、建文朝曾有幾次逋免措施，永樂朝雖取消建文朝的更張，但至宣德五年(1430)周忱巡撫南直隸又有減賦，減少了302885石，相當於原額的25%。不過，當永樂朝北遷後，起運到北方的漕糧、白糧都需要相當多的運費與人力，所以必須多徵收耗米，加上這些耗米後，總額約120萬石，看似與洪武二十四年(1391)的1318012石差不多，惟作者指出洪武二十四年的數據是沒有耗米的，所以宣德五年後松江人民確實是減少了25%的賦稅負擔。

1. 内田孝，〈『新モンゴル』誌第2号とモンゴル人留学生による文芸活動〉，《北東アジア研究》，14-15（2008），頁225-243。
2. 吉田順一，〈モンゴル研究の過去と将来〉，《北東アジア研究》，7（2004），頁15-24。
3. 寺山恭輔，〈スターリンと満州:1930年代前半のスターリンの対満州政策〉，《東北アジア研究》，9（2004），頁89-110。

周良霄的〈明代蘇松地區的官田與重賦問題〉一文是較早期討論江南地區重賦問題的研究[1]，全文分為兩大部分，首先討論蘇松地區的重賦問題，並對官田科則重以致重賦的說法提出質疑，而後探討周忱的田賦改革。

作者先援引況鍾所奏之數，長洲等七縣秋糧的稅糧比，官糧為民糧的十五倍，但此僅是官田賦稅較重的關係，蘇松地區宣德年間的官民田比例，蘇州約二比一；松江約五比一。接著作者介紹官田的種類，分為古額官田與近額官田兩大類，前者是指明代以前包括賈似道、元代豪族、張士誠等人收購的田產；後者是指明初朱元璋抄沒地方豪強的田地。

一般而言，官田起科較重，相傳是朱元璋要報復蘇州惡民依附張士誠之故，但作者認為官田科則未必盡重；民田科則未必盡輕，官田中功臣還官田、開耕田的科則較重。而洪武朝曾數次下令免逋，建文朝也採取類似的政策，可說明朱元璋並未遷怒蘇松百姓，只是永樂朝盡革建文措施，蘇松地區才重賦如故。

        以前我玩「仙劍奇俠傳」的時候，巫女趙靈兒最厲害的武器叫「天蛇杖」，後來我在救護車或是醫院也常常看到蛇的形象圖案，就把兩件事聯想在一起，古今中外蛇與醫療好像皆有密切的關係。

 醫療院所常出現的蛇徽「緊急醫療救護服務系統」的國際標誌，又叫做「生命之星」，我國的「衛生福利部」、「世界衛生組織」的徽章上都有蛇杖的圖案。

        本書作者藤木ただし（筆名）原在租賃店任職，適逢AV熱潮，常常要發派劇照、宣傳新作品，後來養成興趣，成為AV評論員，曾為許多成人雜誌撰稿，亦有許多AV相關著作。

本書除前言、後記外，共有六章，分別是：〈AV前史〉、〈AV的誕生〉、〈AV女優出場〉、〈AV的「本番」時代〉、〈AV新浪潮〉、〈走向無碼〉。從《日本AV影像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書名來看，頗有新文化史的味道，可惜翻開章節，發現本書屬於通論性的介紹，仍是傳統教課書式的撰寫手法，畢竟作者並非史學工作者，此無須對此過度責難。

如果是我要操作這類的議題，我會以消費者的眼光出發，相信這樣的寫作方式，應該會更引人入勝吧！像我最近看醫療史專家涂豐恩先生的部落格（點此連結），他有一個專題介紹是「認識現代日本的十個關鍵詞」，我認為AV也可以放進去。誠如本書作者所敘述的，全球的AV產業，除了美國外，最興盛的就是日本，我們能不能從這一點去了解日本呢？美國人類學家露絲‧潘乃德（Ruth Benedict）說日本人有著矛盾的民族性，既有菊的含蓄，亦有刀的鋒芒，AV產業似乎是嘗試理解日本人另一條幽徑。

1. 塚瀨進，〈1940年代における滿洲國統治の社會への浸透〉，《アジア經濟》，7（1998），頁2-21。
2. 山本有造，〈「滿洲國」農業生產力の數量的研究〉，《アジア經濟》，38：12（1997），頁32-47。
3. 井村哲郎，〈「滿洲國」社會事業史〉，《アジア經濟》，38：11（1997），頁9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