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遊於歷史與現代之間

        我花了大概30 多個小時，達到100%同步，也許是主線劇情短，破關速度比起前面幾代都還要快。不過遊戲的過程不太愉快，雖然剛開始的幾天還在「最致命刺客」排行榜名列前茅，但雲端存檔會回溯的原因，我後來改成離線存檔（據悉現在好像已無法雲端同步了），竟又生存檔損毀的憾事，讓我對Uplay很不滿意。且遊戲的優化應該還要加強，我的電腦設備不算太差，無論怎麼調教特效，FPS始終維持在25至30左右，拉不起來。

        在遊戲發售之前陸續釋出的資訊、遊戲畫面皆顯示這是一款重視海戰的遊戲，遊戲場景以海洋為主，但仍保留幾個大型陸上城市，聽了讓人很期待。實際玩了之後發現，零碎的海洋小島大多類似，而拿索、金士頓、哈瓦那等陸上城市也沒什麼特色。

        本作改進了繁複的寶箱開鎖、武器盤的功能，算是小部分的優化，但拿掉了呼叫刺客同伴的功能，顯得有些可惜。且謎題的難度顯得太低，二代的解題難度是大家叫苦的，三代的共濟會開鎖難度較為適中，本作馬雅遺跡只要轉圈，完全沒有挑戰性可言。另一方面，登艦無敵的設定讓人有點無言，對付大型軍艦群、或是奪堡時，可以先把雜船打癱，待自己的船快沒血時，利用雜船補血，敵人完全不會趁虛偷襲，似乎少了一點真實感。

林麗月的〈商稅與晚明的商業發展〉一文[1]，旨在從商稅制度的演變觀察晚明的貨幣經濟發展，並探討宦官介入榷稅，對晚明商業的影響。文中首先介紹古代關稅有「關征」、「市征」兩大形式，在安史之亂後，中央統治力不如前，對通過關津的關稅漸趨重要，而商鋪課徵的營業稅退居為次要。元代的商稅分別有常制的正課、常制外的額外課，以及對商船課徵的船料稅三種，其中額外稅名目繁多。吳元年四月，朱元璋下令改應天府的官店為宣課司，府州縣官店為通課司，作為明朝政府徵收商稅的機構。明初由兵馬指揮司監管京城內外的城鎮市場，管理項目包括校勘市斛、稽查物價，而各省則設稅課司，州縣設稅課局，至洪武十三年裁併全國為四百餘所。

明初休養生息，在商業上採取輕稅措施，稅率三十取一，但對於貨物的品物則無規定，導致稅吏往往任意徵稅，至洪武十三年才規定「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車絲布」不徵稅，永樂初年再補充「自織布帛、農器、食品及買既稅之物，車船運己貨物，魚蔬雜果非市販者」俱免徵。明初南北兩京設有「塌房」專供貯藏貨物，其既是官營貨棧，亦是徵稅機構，客商需繳納貨物稅，此外還要繳納貯存貨品的「塌房錢」，以及「免牙錢」（實際上就是官方徵收的牙錢），三稅合計後，實際稅率為十取一（三十取三），但其中只有貨物稅是由宣課司徵收，餘二稅由貨物看守人收用。

接著介紹明代的商稅，除貨物稅外，尚有四種不同性質的商稅：一、抽分，洪武時期在南京的龍江與大勝港設竹木抽分局，永樂時期再於北京附近增設通州、白河、蘆溝、通積、廣積五局，對竹木商人課徵的商品稅，商人須繳納竹木實物，惟抽取標準不一，從五抽一至三十抽一皆有；二、河泊，明初設有三百二十個河泊所負責魚鮮的課稅，其中多在黃河以南，並集中在湖廣地區，黃河以北僅有河北鹽山縣，宣德以後陸續裁撤；三、肆市門攤，洪熙元年始對市鎮店鋪門攤課稅；四、船料，洪武、永樂時期在兩京間運河沿岸重鎮設「鈔關」，中央派遣御史與戶部主事在鈔關監收，負責徵向商人裝載貨物的舟船課通過稅，稅額依貨量與路程而不同。

全漢昇的〈鴉片戰爭前江蘇的棉紡織業〉一文[1]，首先指出長江三角洲地區在元代就已有糧食不足的問題，隨著日漸增加的人口壓力，蘇松地區解決的辦法正是倚靠棉紡織業。棉花原產於印度，大約在宋末傳入中國東部，並在黃道婆引入棉紗紡織技術的契機下，松江烏泥涇等水高土低不適合種稻的地區，形成廣植棉花的情況，且有效解決了人口過剩的生計問題，到了明代則更為興盛，松江附近地區有數百家布號，交通發達的上海更成為棉布批發的集散地。

        接著本文進入主題，討論鴉片戰爭前江蘇紡織業發展的因素，其包括四點：一、棉花產產量的增加，由於長江三角洲新漲沙洲面積愈來愈大，且具有不保澤的土質，所以皆被用來種棉；二、潮濕的氣候，褚華在《木棉譜》曾指出潮濕的上海適合種棉與紡織，根據竇卜生（B.A Dobson）的科學實驗亦證明溼度紡織的棉紗產量與韌度有正相關；三、人口對土地壓力的增大，由於糧食供應不足，人口仍持續增加，道光二十二年（1842）江蘇的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達1114，更是全國之冠（表一、江蘇人口密度），致使人均耕地面積小，除了靠江西、湖廣、安徽等省接濟外，更須種獲利較高的棉，以及從事手工紡織；四、利用剩餘的農村勞動力，由於農業收入有限，且有農閒期，所以家庭的勞動力在農業生產外，需要從事紡織生產，以彌補收入。

        然而缺乏文獻的記載，鴉片戰爭前江蘇的棉花、棉紗、棉布產量都無法確切掌握。但可以從耕地比例，以及畝產量推估，乾隆四十五（1780）年每畝花產量多可至三百斤，且由於手工業興盛，江蘇地區仍要向外面輸入棉花，所以廣州從印度、孟加拉進口的棉花，也會在江南地區加工，之後在運銷至福建、廣東等地，其加工品獲利較原料獲利高近一倍。

白謙慎從徐世溥給友人的一段話中，揭開了晚明多元文化的討論，徐世溥提到：

當神宗時，天下文治向盛。若趙高邑（趙南星）、顧無錫（顧憲成）、鄒吉水（鄒元標）、海瓊州（海瑞）之道德風節，袁嘉興（袁黃）之窮理，焦秣陵（焦竑）之博物，董華亭（董其昌）之書畫，徐上海（徐光啟）、利西士（利瑪竇）之曆法，湯臨川（湯顯祖）之詞曲，李奉祠（李時珍）之本草，趙隱君（趙宦光）之字學，下而時氏（時大彬）之陶，顧氏之治，方氏（方于魯）、程氏（程君房）之墨，陸氏（陸子岡）攻玉，何氏（何震）刻印，皆與古者敝天地。而萬曆五十年無詩，濫於王（王世貞）、李（李攀龍），佻於袁（袁宏道）、徐（徐渭），纖於鍾（鍾惺）、譚（譚元春）。

這份名單裡面不只有名士，還有篆刻家、琢玉師、墨工，範圍從學術思想到藝術書畫，把不同領域的人放在一起比擬，大概是徐世溥認為他們皆有卓越的成就。

         我注意到「刺客教條4」中船隻的國旗，其中橫條紅黃紅的國旗很像西班牙，但沒有國徽，引起我的興趣，據我淺薄的西洋史知識，西班牙帝國的國旗應該是白底紅叉，後來改成紅黃紅橫紋後，應該都是有國徽的，記得法西斯政府執政後，還換成了黑鷹。

    大伊納瓜的藏寶圖畫一座橋，橋後面有像磚牆還是石牆，然後在旁邊的椰子樹打紅叉叉。我繞了全島五、六遍，找到最像的地點就是下面的水車坊遺跡，卻完全找不到寶藏。

李伯重的《江南農業的發展（1620-1850）》一書[1]，選擇以江南是因為江南文化、經濟都是發達的地區，文獻資料亦較其他地方詳細，而時間斷限選擇清中葉是為了避開清前、後期包括政治、戰亂等諸多不穩定因素，至於以農業作為研究對象，則是因為農業是中國最重要的經濟支柱。

江南的水田農業發展起初進步得很慢，粗放而簡陋的直播耕作，維持到帝國中期後突飛猛進，使用牛耕、水稻移植、施肥與排灌等等技術，到了十七世紀，江南已成為中國最重要的農業區。本書要探討的就是在這樣的進程中，清代中前期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其重心有三：一、分析勞力、資源、技術、資本、氣候等農業生產要素，考察農業的物質基礎與變化，駁斥人口增加，而農業技術停滯的理論；二、分析農業發展的途徑，觀察農民如何善用現有農業資源，提高農業生產的集約水平，獲得更高產量；三、從土地產值、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探討農業發展的表現。

明代官營局織和領織制

        蘇州織染局建於洪武元年，在洪熙年間達到最盛，各色匠人達1700餘名。當中應役的工匠，是「存留」形式在當地公役的輪班匠，輪班匠戶役屬於「機籍」，是染織局根據機籍僉補的工匠，每年要織造緞匹以供國用。另外還有一般的輪班絲織工匠，是屬於「匠籍」，三年一班供京師一季，其餘時間在家裡為市場生產，與當地織局無涉。

        蘇州織染局原本主要供賞賚用的歲造，每歲造紵絲13534匹，閏月添139匹，略高於其他府州，絲料原由屬縣交納，價銀另出，嘉靖折徵後，改為納銀。天順年間，蘇州織染除繳納歲造額數外，還要負擔加派，僅據《明實錄》統計，萬曆三年至三十九年，每年平均派織改造達18800餘匹，到天啟初年更達萬曆年間的三倍，蘇州是其中派織最多的地區，其派織量是原歲造數的兩倍半，倘若在計算派織龍袍所需的料價銀比歲造匹多五倍，蘇州實際負擔要比原本要高十倍。

         阿科巴島的藏寶圖畫得完全不像，我是偶然找到的，最像的角度應該是像上圖那樣吧！實際位置應該在616,835。

袁良義的〈從明一條鞭法到清一條鞭法〉[1]指出明代一條鞭法只是各地試行，未能克服田賦、差役、丁口銀三項分徵的現象，實際上是多條鞭，到清代以後才整合，各地執行情況趨於一致，實現真正的一條鞭法。

明中葉以後，賦役制度敗壞，百姓逃戶、地主隱匿田土，形成嚴重的社會問題，官方推行了一條鞭法，嘗試改革役法，削減官僚豪紳地主的特權，但改革限於四差，農民和手工業者並未從中獲得太多好處，故改革並不成功。到了清代以後，用銀更加普遍，諸多因素打破了封建階級，使人民社會地位較為平等，享有優免特權的地主沒落，取而代之的是一般地主，以及雇工人變成自由雇工，清一條鞭法改革不限於四差，各種力役之徵都被包納，削弱了人民與國家的人身依附關係，讓農民、手工業者、商人都受惠，改革較為成功。

明初徵收夏稅秋糧，以戶丁資產為編役標準，按戶等高下分等則，派重輕各役，丁口需納米錢。明一條鞭法與徵收兩稅的不同地方有四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