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遊於歷史與現代之間

1.    徐淑賢，〈台灣士紳的三京書寫：以1930-1940年代《風月報》、《南方》、《詩報》為中心〉（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2012）。
2.    陳力航，〈日治時期在中國的臺灣醫師(1895-1945)〉（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2012）。
3.    古庭芳，〈淪陷區的女作家研究：以張愛玲與梅娘為例〉（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2012）。

統一企業有一款飲料叫「飲冰室茶集」，聽起來冰冰涼涼的很可口。以前盒子上還有印朱自清的詩，後來又辦了新詩徵選，把飲料跟文藝結合，彷彿喝著喝著整個人都有氣質了起來。

但是「飲冰」其實不是個好詞，多數的時候是說生活很清貧，只能吃冰而已，所以形容官員很廉潔就會說他有「飲冰之操」。另一個意思是形容十分焦灼惶恐，梁啟超把書房取名「飲冰室」就是取這個意思，典出《莊子‧人間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是說早上接到急迫的命令，辦起來很棘手，晚上要吃冰消消火。

    Yamusic 這個網站（點此網址）還滿方便的，在「yam 天空部落影音分享」有需要的音樂，把網址貼上去就可以抓下來了，不用再安裝軟體。

圖片來源：ASSASSIN'S CREED II  

我以前玩「刺客教條」的時候，在佛羅倫斯、威尼斯、羅馬等地都會看到路上有戴著鳥嘴面具的醫生，原本只當作是義大利嘉年華的面具，不以為意。昨天看丹‧布朗（Dan Brown）的新著《地獄》才知道別有深意。

這個功能好像已經開了一陣子了，我昨天去圖書館翻雜誌才發現，今天實測了一下，也可以秒殺熱門種子，抓回的速度也不錯，至於容量可以用獎勵任務的方式免費加大。

整體說來還不錯呢！那這樣應該可以取代「迅雷離線」吧！目前迅雷的優勢應該在它的龐大資料庫，已經多到可以申請聯合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了，所以要抓舊檔還真的非迅雷不可。

族譜蘊含的人口資料

本章先點出中國歷史人口的研究不足，再簡介以族譜作為人口學研究的契機，並闡述使用族譜的優缺點，中式族譜的優點是頭銜、排行、配偶姓氏、生子人數等人倫關係清楚，缺點則是多不記女兒、不記結婚年齡或日期、不記子殤早逝者。

        接著介紹材料來源與狀況，49種族譜人口資料，其地區多來自南方。近15萬名男子中，生年詳者約80%，卒年則較粗略，詳細者約40%。而11萬餘名女子中，生年詳細者約68%，卒年亦為40%。族譜中約4.2萬組核心家庭，平均有二十世，多數都是從十六世紀後開始記錄，少數有名望的家族則追溯宋代。有些族譜中的人物生卒年與世代不合，作者認為族譜記載的生卒普遍可信，錯誤應是誤刻、誤植所致。

         本文以《經濟日報》、《民生報》、《聯合報》的報導為主要材料，整理雞排價格的趨勢圖，1993年以前曾出現25元的雞排，[1]此後呈現約每5年漲5元的趨勢，1993年至1995年賣30元，1995年至2000年賣35元，並出現三塊100的促銷價，2000年至2005年約賣40元，2005年至2008年約賣45元，2008年至2013年約賣50元，2013年下半已有店家漲至55元。不過，目前筆者生活周邊的雞排攤價格仍維持在45元，說明城鄉之間價格仍有差距。

1993年30元的資料有2筆，分別是1993年《經濟日報》的業配文，提到協力集團供應的肉源穩定，加上調味不錯，每份炸雞排又只賣30元，價格很便宜，吸引很多客戶。[2]另一篇業配文亦提到祥哥鹽酥雞有30與40元兩種價格。[3]

1995年到1997年35元的資料有2筆，1995年3月因為雞瘟的關係，帶動雞排價格上揚，從每台斤15元左右攀升到25元，《經濟日報》提到一家連鎖業者已決定從3月20日起漲價，一塊香雞排從30元漲到35元。[4]儘管該篇報導預估雞肉會回穩到每台斤21元，但仍有40%的漲幅。翌年，《聯合晚報》報導受到飼料價格持續上揚、天氣炎熱及農民飼養意願低落等因素影響，白肉雞的從每台斤20元左右，一度高漲到28元，後維持在25元，有雞排業者悄悄漲價。[5]1997年有一則逢甲大學旁的文華路有五、六家雞排攤販「聯合漲價」的行為，價格從30元漲至35元，學生們悲憤地發起拒買運動。[6]

陳君靜的〈近三十年來美國的中國地方史研究〉[1]一文討論美國的中國學研究如何從中央轉向地方，除了認為施堅雅(William Skinner)有重大貢獻外，還提到了年鑑學派(Annales School)的影響，此是其他論文中較少談到的。全文詳細地介紹美國中國學各時期的重要人物，及其代表著作，礙於篇幅，本文做了刪節，讀者有興趣，可自行參考原文。

二戰後的美國中國學有著明顯的「官方史」特徵，當時最重要的人物是費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及以其為首的哈佛學派，因此美國的中國研究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是以「衝擊─回應」模式來進行的。但六零年代起，美國學界開始反思，太強調中國的變化來自西方衝擊，卻忽略了中國內部的差異，這使得學界走出過去簡單地將中國視為「單一實體」進行研究的框架，開啟了將空間上分解的「地方史」研究浪潮。

        其中最具標誌性意義的是孔復禮(Philip A. Kuhn)考察華南地區，此後有路康樂(Edward J.M. Rhoads) 研究廣東革命軍、凱普( Robert A.Kapp)研究四川軍閥等等。與此同時，亦有一些以省級以下單位為考察範圍的研究，如貝蒂(Hilary J.Beattie)研究明清的桐城縣、包德威( David Buck)研究清末到民國的濟南、羅威廉(William T. Rowe)從漢口考察中國城市的商業與社會。

今天上明代社經史聽到黃宗智曾把美國近代史研究分三代，還滿有意思的。這是1980年黃宗智在上海社科院的一場名為「三十年來美國研究中國近代史、近代經濟史概況」演講中所提到的。[1]

第一代有四位，分別是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芮瑪麗(Mary Wright)、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他們是費正清所領導的哈佛學派，主要使用官方材料研究官方史，故觀點會與官方雷同。與此同期的海外華人史學家則有張仲禮、蕭公權、瞿同祖、何炳棣，他們研究的共同性是用了大量材料，並結合社會學的概念。

第二代有三位，分別是施堅雅(G.William Skinner)、珀金斯(Dwight H Perkins)、孔復禮(Philip A. Kuhn)，他們做的是綜合性研究，且以地方史為主。

        以前讀史學方法相關的論文，許多人都會引用「史無定法」之說，此說應係來自余英時的〈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史學評論》代發刊詞〉[1]，余英時認為史學研究法除了傳統的文獻學、訓詁學外，更應該借鏡地質、考古、心理史學等各個學科的分析技術，他說道：「我們這樣的分析並不是要證明史學沒有方法論；我們只是要指出，史學的確沒有固定的方法；在技術層面上，史學是在不斷地吸收其他各有關學科的方法為己用。」

但是使用其他學科的方法，仍要考慮其侷限性，如心理史學的失敗之作多於成功之作，所以余英時又提醒道：「史無定法，而任何新方法的使用又隱藏著無數的陷阱，這一事實充分說明在史學研究上沒有捷徑可走的，一切都要考史學家自己去辛苦而耐心地摸索。」

後來讀明清經濟史，讀到中國學者們的著作，他們也會引用「史無定法」之說，但出處不是余英時而是吳承明，至於出自吳承明的哪篇著作，就不太清楚了。就我的閱讀經驗，應該是〈中國經濟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2]吧！文中吳承明認為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有許多，而經濟史應力求具體，不可墨守馬克思史學的教條主義，並說道：「我國早有『史無定法』之說。我贊成此說。這當然不是說可任意判斷，而是說治史可因對象、條件之不同，採用不同方法。」主張方法論有新舊之分，卻無高下之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