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遊於歷史與現代之間

        今天玩到一半，線上紀錄竟然回溯，害我要重玩了。去巴哈姆特看了一下，好像很多人都反映有這種情況，爬文後發現可以離線紀錄，應該不會再發生這種冏事了吧！

        重玩的時候，不曉得為什麼手感特差，「從上方抓住聖者」的任務都沒辦法完全同步，玩了三次才抄近路抓到，路徑大概是下面這樣，首先先上樓梯，過了鍊橋後不要追著聖者，右轉直走就可以以逸待勞，在花棚上面撲倒他。

    還沒過主線任務就探索拿索地圖的人可能跟我一樣，找不到最後一塊Animus碎片，但是走到主線任務旁邊就發現了，原來是被驚嘆號擋住了。

以往中國史的研究架構是以朝代為斷限，而異族王朝的統治，其合法性不在占有土地的大小，在於是否受漢文化的薰陶，這種現象被稱作「漢化」。近年的新清史研究則以另一個視角看待，他們認為滿人的統治已跨越長城的障礙，改變了漢人政權對「中國」的定義，且滿人的王朝嫻熟的運用「滿州特性」，與過去的朝代是孑然不同的。

粗略的比較新清史與傳統清史的差異，大致有三點：一、新清史強調「斷裂」而非「延續」，雖然滿人的政治制度是延續明代的傳統，但都做出了創新，例如軍機處、內務府、密折制度、各地的八旗駐防等等；二、新清史強調族性「區分」，而非文化「涵化」，傳統的學人多以夷夏之辨的民族觀看待清朝，如錢穆認為清朝是野蠻的部族政權，與士人政權完全異質，這是漢化論的表現，卻也說明了滿人和漢人在實施統治時，有著不同的民族特徵，滿人仍保留滿語、嫻熟騎射、木蘭秋獮的活動等，皆意在保持與他族的分界；三、新清史在空間上強調「東─西」，而非「南─北」，新清史學者注意到屬於清朝統治區內的腹地分布草原、沙漠、森林，以及他們的物質文化，打破以「中原─江南」為核心的王朝框架，乾隆皇曾做〈古長城說〉意在消解長城所劃分的文明、種族觀。在新清史學者看來，「中國」與「清朝」可能代表不同的概念，清朝不但在疆域上突破了傳統「中國」的界線，以平等心態看待西北、江南等各地區，且在文化上異於「中國」以同心圓散發漢文化的邏輯。

摘自：楊念群，〈超越「漢化論」與「滿洲特性論」：清史研究能否走出第三條道路？〉，《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1：2，頁116-124。本文只摘錄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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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早稻之品種漸多，栽培也更普遍，但清中葉以後，人口快速增加，糧食不能僅靠稻作，還須倚賴雜糧，主要的便是番薯、玉蜀黍。而農家也開始從事兼業，常見的是家庭手工業，此外也有從事工商業者。

蠶絲與絲織在南方地區最發達的是太湖流域，其他地方雖然也有，但無論質與量都無法與江浙並論。苧麻及夏布的生產以江西、湖南、福建、廣東最盛，浙江山區因有華南移民，所以山地也有種苧。苧絲不僅可織夏布，也與棉、蠶絲混織。藍靛用於染布，浙江、江西、江蘇都有種，而菸草起初在福建、廣東種植，清中葉以後，因為吸食者多，湖南、湖北、嘉興也有栽種，因為收益高，所以有廢稻而種者，但種菸草會使土壤貧脊，故有倡禁之聲。

福建、廣東地區稻米不足當地所需，故多種經濟作物與其他地方交易糧食，也有專門產果物、蔗糖者，產品則透過海陸銷往江、蔗、津等處。綜觀各種經濟作物生產的情況，明顯的收入會比糧食作物豐富，中央為了維持「重農貴粟」，故不推廣種植經濟作物，反將人口增加，糧食不足的問題歸咎到佔田種植經濟作物上。地方志的作者會將物產的衰盛與奢並論，認為風俗簡樸是可喜的事，不過乾隆《吳縣志》反倒鼓勵奢華，認為刺激消費可以養活許多窮人，可見在清盛的時候，城市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以有高度消費的情況。

人口壓力的問題可分兩個方面討論，一是人口與土地的關係；二是人口壓力下，同樣土地投入過多勞力，導致勞動生產率下降的問題。人多地少是中國農業的根本性問題，儘管三零年代卜凱、翁文灝、陳長蘅等學者曾估計中國耕地面積只佔國土的8%，還有20億畝以上大量待開發的土地，雖然這樣的估計過於樂觀但諸如拋荒、墳場等土地未合理利用，以及從事工商業等非農業人口的增加，使得平均農戶耕地下降的程度不如平均人耕地那麼多。而耕地需與耕作能力相適應，1946年統計江、浙兩省農戶平均每戶有耕地16.9畝、13.2畝。明清農書多提及一個農夫約能耕10畝，李伯重、費孝通、黃炎培等學者的研究亦指出除牛耕者外，一般農戶耕作能力在10畝上下，故以耕地最緊張的江南地區而言，與傳統的集約化耕作相適應。

        人口與土地的關係，波斯坦（M.M.Postan）認為人口增長超過土地承受力時，會發生人口下降的「自我調節」。但在中國卻沒有這樣的情況，因為歐洲是農牧一體，反觀中國的農業區與畜牧區是分離的，農業區除種植外，就是手工紡織業，基本上不會用到土地，即使是種棉、桑、麻等原料，也可以透過手工業成品與外地交換糧食。以農業生產而言，作者認為重要的不是耕地面積，而是播種面積，因為中國農業以復種見長。人與土地的關係不只是種植的自然關係，還包含了社會關係，社會關係諸如佃農與地主的租佃關係、農產品商品化等等，皆影響勞動力與土地的關係。總之，人與土地的關係不能光看數字，要注意各種數字之外的因素。

        勞動生產率下降的問題，在人口壓力下，投入更多勞動力，使農業生產是在邊際收益遞減的情況下進行的，作者贊同黃宗智的看法，將一個有剩餘勞動力的小農投入他的田產裡，儘管只能獲得較少的邊際收益，卻可以獲得很大的邊際效用。況且這是理論上的情況，實際上耕地面積是增長的，通過人口往西部、東北流動，對人口高密度地區有舒緩的作用。而在最密集的江南地區，明清以來的集約化耕作不是靠投入人力，而是投入資本，例如使用肥料。作者認為小農經濟是精打細算的經濟，不會浪費資本與人力，農民不會不斷地將剩餘勞動力投入土地，而產生「五個人幹三個人的工作」的情況，尤其在近代社會，剩餘的人力可以從事手工業或到外地尋求出路。邊際產量遞減的情況是存在的，但總有效用，否則不會存在。

        作者認為中國沒有出現資本主義社會，所以用比較史的方法有所盲點，例如中國學者將地主使用較多雇工生產視為資本主義萌芽，但這是英國的衡量標準，英國十八世紀的糧食單位生產量增加，因為雇工人總直接生產人口的百分比大增。而明清中國的單位糧食產量沒有增加，刻意找出百分比不高的雇工人比例來證明資本主義萌芽，不是一個可行的方法。此外，有些史學家不太願意正視江北地區從1804年後，水稻從兩熟退回一熟，而相信《補農書》、《沈氏農書》上的精耕技術，認為技術不會倒退，只會發展或停滯。作者以家庭式農業為例，長江中下游的農家除務農物外，往往會生產經濟作物或手工業，所以家中多有紡織機，但是只有農閒才會使用，不能一味的將其視為農村副業。

中國學者在討論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時，有十六世紀與十八世紀兩個說法，作者比較兩個時期的「農業結構」看發生何種變化。「農業結構」可以從四種關係來觀察：一、直接生產者間的關係；二、直接生產者與業主的關係，即田租關係；三、土地所有者和國家的關係，即業佃關係，即稅關係；四、國家與佃農或直接生產者的關係。

直接生產者間的關係方面，明朝農村社會組織，包括里甲、糧長制度都是政府或地主操控的制度，沒有發展出農村共同體。農民的資發組織大約在地主城居化後才出現，活動大概只限於抗租，對於農業發展的正面作用較小。業佃關係方面，明初多為鄉居地主，明中葉以後地主城居化，業主對佃農的人身關係鬆弛，以往地主可以控制大量奴僕從事生產，甚至商業活動，而清代的業主只能倚靠契約來保障其土地投資的利益，主僕的關係也變得較為平等。城居地主的出現只是佃農人身控制鬆弛的一個原因，其他原因包括明末的奴變、清朝開始削減紳衿地主的賦役優免特權，以及皇帝直接介入業佃關係，皇帝豁免稅糧時，亦請業主酌情寬減佃農田租，都防止了紳衿地主勢力過度發展。

清初人口調查，是實行編審的方法，初定三年編審人丁一次，後改為每五年一次。編審的目的是作為徵收丁稅的依據，但人民因為耍逃避丁稅的負擔，普遍隱匿戶口，且非定居的客戶、賤民不算丁，而有身分的紳士可優免丁額，甚至有些貧脊地區、遇災荒的地區有時會免編、停編，這些都影響清初的人口統計。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但正額之外仍需繳交加派，百姓亦擔心差徭及身，不敢實報。到雍正時期，丁銀攤入地糧後，丁冊失去作用，編審廢弛，雍正十年（1732）的人丁戶口數字甚至降低為26364855單位，比康熙六十年（1721）的29148359少上許多。乾隆帝即位後，飭令各省、督、撫於每年十一月將各府、州、縣的戶口與穀數，其摺奏聞，並改以保甲查報戶口，故到前隆五年（1740）年，全國人口激增至1億4300萬人，不過這個數字是人口數，與過去的人丁數字有很大的不同，丁數原為成年男子的意思，在賦役上是屬於納稅單位的數目。所以乾隆以後的數字是較可靠的人口數字，只是在咸豐時期，遭遇太平天國之亂、捻亂等戰亂，致使保甲制度崩解，其人口報告的數字又較之前失真。

據何炳棣的研究，十四世紀末的人口數當在6500萬人以上，至1600年左右達1億5000萬人，後來經過鼎革戰亂，至乾隆六年（1741）才又恢復到1億4300萬人。再據《東華續錄》記載，乾隆二十七年（1762）已超出2億，乾隆五十九年（1794）達3億1328萬人，至道光三十年（1850）年達4億3000萬人。據羅爾綱計算的平均人口增加率，乾隆年間約千分之十四、乾隆五十九年至道光三十年（1850）降為千分之五，作者根據清末民政部、郵政局等數據，將清代人口變動分為四個時期。

一、恢復時期：十七世紀下半，經過流寇破壞，山東、直隸一代人口死亡、土地荒蕪嚴重。至康熙帝即位後，全國統一，進入太平時期，清朝軍費開支少，且康熙帝重視河務，並鼓勵開墾，雲南、四川、陝西、湖廣等地均招民開墾，人口在此時期恢復很快。

        今天聽游子安老師演講，一開始先介紹華南研究，援引詹素娟的〈從地域社會出發的華南研究──與臺灣區域史研究的比較〉[1]一文，說此文清楚的梳理出華南學派在四個區域的研究成果。投影片提到的這段我有讀過，但是我沒看過此文，所以覺得有點奇怪，回家找來看才發現註腳有提到，這段應該是轉引中國學者的研究。原出處是周建新的〈歷史人類學在中國的論爭與實踐──以華南研究為例〉[2]，其提到的四塊研究成果如下：

一、香港地域社會和族群文化，代表學者為科大衛（David Faure）、蔡志祥、張兆和、廖迪生，研究著重在族群和宗教活動。

二、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廣府族群，代表學者為科大衛、蕭鳳霞、劉志偉，研究著重在宗族社會和國家觀念。

        過去有一種論述，認為中國歷代王朝的滅亡的原因不外乎是向農民課徵壓迫性的賦稅，特別是田賦。而本書作者王業鍵認為稅收負擔是否導致人民革命，應觀察該時期的社會經濟狀況，故以《清代田賦芻論（1750-1911）》一書，考察清代田賦，檢視該理論的正確性。[1]

        20世紀以有許多研究清代田賦的專著，作者認為這些研究有幾個不足之處，如大多以《大清會典》、《賦役全書》為依據，但這些官方彙編與實際情況有很大的差距，且前人的研究在估算數據時，帶有很大的推測性質，不見得準確。本書目的在確定田賦於清朝稅收結構上的重要性，考察不同地區繳納田賦比重的變化，並加以比較。本書獨特之處是使用1911年前後各省提交的《賦稅說明書》，這份材料是各省的臨時機構──「清理財政局」提交的，該局由布政使主持，中央還委任督察，這份材料內容詳實徹底，雖然仍有些不可靠之處，但可透過地方志、其他官方稅收報告彌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