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遊於歷史與現代之間

王成勉教授在〈再論明末士人的抉擇─近二十年的研究與創新〉中提到了以「創傷」做為方法，研究清遺民的例子[1]。文中列舉司徒琳(Lynn A. Struve)的“Confucian PTSD: Reading Trauma in a Chinese Youngster's Memoir of 1653.”(儒者的創傷─《餘生錄》的閱讀)[2]，以及嚴志雄的〈體物、記憶與遺民情境─屈大均一六五九年詠梅詩探究〉為例[3]。本文即為司徒琳的論文簡介。

司徒琳此文首先介紹中國在鼎革之後的動盪與歐美研究「創傷後壓力失調」(PTSD)的理論；次而探討張茂滋在《餘生錄》所經歷的苦難；最後是儒家信仰在創傷中的表現。全文圍繞在事件是否在記憶中留下創傷？受創的心靈是否能夠痊癒？受創者的信念與價值系統為何？張茂滋做為一個儒者，他篤信的儒家價值體系，如何在「舒放」(acting out)與「修通」(working through)間產生功能[4]。

        1620-1670年代是中國歷史上極具暴力的時期，動亂的原因有流寇橫行、明清鼎革、清朝壓制、三藩之亂等。這些動盪對文學產生衝擊，刺激描述自我(self-writing)的著作普遍發展，使得17世紀中葉湧現大批回憶錄式的個人記事。其內容繁多，缺乏一致性，只適合用自我檔案(ego-document)一詞來統括。以司徒琳檢視的數十件著作為例， 會發現這類文本的作者回憶自己精神與肉體的痛苦，是希望為能傳之於後代子孫。

劉子健在〈史學的方法、技術與危機〉[1]中分享了許多寶貴的技巧，對於史學研究大有助益，惟有一些地方我覺得的其說法尚可商榷。如他提到早期的年鑑學派目空一切，收集的資料時而無關宏旨，可說「彙集年鑑，得不到分析線索。」此說未免偏頗，應是受當時量化史學方興未艾的風氣影響[2]。年鑑學派的旨趣在注重歷史的長時段發展與跨學科的研究，汪榮祖嘗言：「年鑑一類的史學正是此派不屑一顧者[3]。」且第三代勒華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亦以量化方法所見長，而愛力克森對於甘地的研究倒也沒有像劉子健講得如此不值。1980年代年鑑學派提出的新史學，影響所及，劉子健已無從知曉。

至於量化學派與心理學派的困境，杜正勝對1971年復刊的《食貨》雜誌有以下評論，或可做為參考：「《食貨》引用的社會科學方法，主要是計量分析和心理分析，在美國都曾經風行一時，也有少數成功的著作，然而中國史料(尤其近現代以前)卻很難應用。中國傳統缺乏數據觀念，即使有，也不精密；至於記錄個人心內的資料更少，過去幾十年只有明清族譜的分析研究稍有成績[4]。」

        在此我想試以嚴耕望在《治史經驗談》[5]第一章中提到一些方法與劉子健稍微做比較，觀其異同，相互補充。首先，嚴耕望談及「專精」與「博通」，但強調的還是博通，寫道：「為要專精，就必須有相當博通。」所謂博通，一則要是史學本身的博通，即對上下古今有相當的了解，尤其是自身研究的前後代。二則是史學外的旁通，即涉獵各種社會科學。

本文是劉子健，〈史學的方法、技術與危機〉[1]的摘要。作者首先提到90年代初期海內外的中國史研究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趨勢，一種是討論方法的風氣很盛；一種是思想史的研究風行一時。在這種情況下要如何談史學方法？作者認為許多談史學方法的書籍，無非就是教導學生把握參考工具、小心考證、精細分析、搭配適當史觀以達成結論。除了這些也沒有其他旁門，因為「歷史是綜合範圍的綜合科學」，研究的範圍、對象不同，不見得有共同的方法。

        在海外有許多新穎的綜合方法，但未必適用於中國史研究。作者以年鑑學派、量化學派與心理學派為例。認為年鑑學派收集資料，加以排比，試尋其關聯與背景，但往往花了莫大力氣，卻無從判其所以然。由於中國歷史變亂相循，資料散失，社會調查不易進行，所以也不必強尋歷史全貌。而量化學派統計數據來綜合各方面的資料，作者認為是可行的，只是必須要有足夠的數據，當前研究中國歷史不能採用的原因在於數據不足。至於心理學派方面，作者以愛力克森(Erik H. Erikson)為例，《青年路德》把心理和行為綜合起來加以分析，將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史料當成心理診察，一出版即造成轟動，但他以相同方法研究甘地，出版《甘地的真理—好戰的非暴力起源》卻令人失望，因為西方的心理分析不見得適合東方人。

        作者接下來談到嚴耕望在《治史經驗談》論及的「專精」與「博通」[2]，揶揄道：「假定不進一步加上實用的定義，有與空談何異？」在「精」方面作者認為治史最好先選擇某一時代，再進而選擇某些方面，但是不能疏忽大背景。在「博」方面則要涉獵其他學科，最理想的方式串聯研究，定個大題目，從各方面去分析，才能達到集體的「博」。不管多精多博，都是相對的，先決條件還是要以題目或問題做中心。作者提到余英時的「史無定法」說[3]，認為研究歷史的題材不同，自然沒有一成不變的方法，所以更妥貼地說，應當是「史採佳法」，因題制宜。再更大膽地說，是「因問求法」，如同科學家做實驗一樣，不斷嘗試，終可能走出一條路來。或許有人懷疑，應當先有方法再尋問題。作者認為不對，應先有問題意識再去嘗試，並強調「學問」的「問」尤為要緊，古人治學常以問答形式。用功日久，自會產生新學術、激發新思路，進而去尋求新方法。

壹、導言  

    唐宋變革說是一種新思路，至今仍帶動學術研究，且隨著與「歷研派」的論戰，課題因而不斷擴展，研究不斷深入，熱烈的辯難結出了碩果。學者紛紛發現宋代的新事物與制度可以在唐代中期覓得端緒。在日本的中國史學界，1945年前的唐宋並稱，而今天則是把宋元放在一起看待。而內藤學說影響所及，不只是愛東方歷史研究，也被引介到西方：白樂和的《宋史手冊計畫》、宮川尚志加上宮崎市定的補充發表在《遠東季刊》、華茲生翻譯吉川幸次郎的《宋詩概說》、谷川道雄刊出英文本《關於日本學界對中國歷史分期的幾個問題》。杜希德、蒲立本皆給予高度評價。陳寅恪在《論韓愈》中也有類似的見解[1]。   

    關於內藤學說的論戰共有兩波：1940-1970與歷研派的直接論戰是第一波，內容是就中世、近世的時代性質做爭論，沒有脫離唐宋本身；1980年代的反向啟發是第二波，試圖超越唐宋變革的定律思維，從研究帝制晚期的成果，如地域研究、專制國家等回顧唐宋變革期。第二波的質疑有寺地遵認為唐宋變革說重於注重形式而簡約化歷史，欠缺對人的行為的理解、包弼德認為內藤將宋代與西方近世比擬，陷於以歐美近代為趨歸的目的論。 

姜鳳龍在〈海洋史與世界認知體系〉[1]中首先提到過去我們對歷史的認知是「封閉式」、「隔斷式」的，歷史研究按地域被分割為國別史，按時代被分為斷代史，這種思維使得我們對歷史的認知被分化成一個個的「時空段」。陸地雖然分為數個板塊，但海洋卻是一體的，有的政權透過海洋積極交流；有的政權卻極力禁止交流，從歷史經驗來看，世界的主導權往往掌握在那些與海洋交流的勢力手中，所以將「海洋史」作為一個空間，可以有效地認識世界史的背景。

反思當今通用的世界史論述，過於偏向「歐洲中心」的歷史觀，使得近代歐洲世界成就的文明與文化變得普遍化且具有支配性，而其他文明與文化就成了受支配的地位。近來亦有出現反面的聲音，即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弗朗克(Andre Frank)等人提出的「世界體系論」，其認為近代以前就存在有世界體系，係以中國、印度為首的亞洲區為中心，歐洲做為中心只是近代的一個短暫時期，此後中心轉移到美國，現又漸漸向亞洲遷移。但是「世界體系論」主要採用經濟或人口的規模作為指標，難免不夠全面。因此，試圖區分中心與周邊地區，以及其如何交替的同時，亦有必要關注同一個時代的其他地域文化圈，以及文化圈內的文化差異。而海洋史的正好可以打破歐洲中心論的偏見，通過對比亞洲海洋世界與歐洲海洋世界，可以具體分析出歐洲崛起為近代世界體系中心的過程，也可以了解當今新興世界體制出現的動因。

歐洲文化歷經一個以地中海為中心，形成、發展、傳播的過程。在希臘時便已開始爭奪地中海的霸權地位，而後羅馬取得了地中海的支配權，並宣稱是自己的內海，意圖長期保持霸權地位。與此同時，波斯與阿拉伯勢力也加入地中海霸權的爭奪戰中，隨著伊斯蘭教徒勢力日增，地中海的爭霸權自7世紀後日益激烈，在這種情況下，以地中海為中心的海洋爭奪戰逐漸跨越了地中海的範圍，波及印度洋、大西洋等其他海洋世界，是為近代歐洲取得世界主導權得原因。

        本文是李培德，〈導論：香港史研究回顧與展望─十九世紀至1988年書籍出版的統計和分析〉摘要[1]。作者在引言的地方先談到香港從1842年開埠至今已餘一個半世紀，期間歷經租借新界、辛亥革命、香港大罷工、日佔時期、中國解放、1967年暴動、1970年民主化運動、1997年主權回歸等重大變化，香港史也逐漸從邊緣轉變為一門顯學，若要進行研究，其所涉及的層面相當廣泛，包括政治、文化、經濟、社會等，實有必要對香港史的研究做一回顧與整理，此亦為作者撰文之宗旨。 

        作者首先將香港史的研究書籍依中/英文分類，再將其依出版地點與研究領域做統計，計有中文書籍1525冊、英文書籍1219冊。依據統計圖表，作者做出以下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