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軍與兵
明代初期創立衛所制度，軍與民分開，至明中葉以後，衛軍廢弛，又募民為兵，遂形成軍與兵兩種平行的制度。軍籍屬於都督府，軍不受普通行政官吏管轄，且為世襲，一經為軍，則家族便世代充軍，住在指定的衛所，如在衛所的軍士死亡，還須到原籍勾族人頂充。而兵則不同，任何人都可以應募，自願充當，與家族、子孫無關，無固定的駐地，戶籍上也無特殊區別。
在軍費方面，明代初期的軍費基本上是自給自足，軍餉由軍田收入支給，因此衛軍總數即使達到二百七十萬餘人以上，國家財政尚能保持平衡，偶有不足時，則靠「開中法」鼓勵商人至邊塞去開墾，以換取鹽引。衛所軍制的制度至明中葉後開始廢弛，以致不能自足，變成極需要國家財政開支。兵則是因應特殊情勢而臨時招募的，其費用原本沒有在國家預算中，靠的是臨時加賦、加稅，由於費用是大部分的農民來負擔，因此兵額越多，農民負擔越重。當兵費超出農民的負擔能力時，可能造成農民反抗，此時又要增兵政府為鎮壓抗爭，是為一連串惡性循環。
「論文大綱發表會」有感欒成顯，〈明初地主制經濟之一考察─兼敘明初的戶帖與黃冊制度〉[1]一文圍繞著幾件徽州文書的黃冊抄件，作者先介紹四則材料，接著考證其真實性，而後透過材料中提到的線索，討論明代徽州地區的土地制度，最後兼論明初的戶帖與黃冊制度。
作者首先介紹四則材料，第一、二則為人丁事產抄件，分別為「永樂元年黃冊李務本戶人丁事產‧永樂十年黃冊李景祥戶人丁事產抄件」、「永樂二十年黃冊李景祥戶人丁事產‧宣德七年黃冊李阿謝戶人丁事產抄件」。此兩件材料有幾個特色：一、均以一戶為單位；二、抄寫的年代是連續的；三、並沒有將四柱式的項目全部列出，沒有變更的項目就沒有抄出。第三則為「李舒戶所有各號田地山產清單抄件」，此文件第一部分先開寫李舒戶所有土地總數，分列各號土地的具體項目、土名、被人占業和退還的情況。第二部分載李舒戶所有山產的具體數目與雇人情況，且註有「原未起科山產」字樣，故黃冊未載。第四則為「洪武四年徽州府祁門縣十西都汪寄佛戶戶帖原件」，與前三件屬同一地區，故一併抄錄於文中(附文見頁57-60)。
接著作者分別從幾個方面考證這些材料的真實性：一、從年份上考證，材料中的黃冊時間均為大造之年無誤。二、從格式上考證，黃冊以戶為主，人丁、事產為所載的主要內容，並分「舊管」、「開除」、「新收」、「實在」四種，名曰「四柱式」，材料的格式與所載的內容完全符合。三、從地點考證，徽州府祁門縣明初時析為十東都與十西都，根據第四則材料可知李舒戶所在的地點是徽州府祁門縣的十西都。四、從徽州文書作旁證，其他徽州地文書檔案中多次出現相關的記載。可由此確認這些材料確為徽州府祁門縣李舒戶的人丁事產抄件，以下作者開始考察材料的內容：
濱島敦俊，〈圍繞均田均役的實施〉[1]一文以嘉興府海鹽縣、湖州府烏程縣為例，考察田均役法實行時的社會條件。作者首先說明均田均役法的改革契機。指出明末大土地所有發展形成，除了經濟上的契機外，另一方面是政治上的契機，即官僚階層由上而下的掠奪、優免特權等。鄉紳土地所有建立在直接生產者之間的矛盾上，而鄉紳身分特權的優免亦造成了其與無特權的中小地主、自耕農的階級的對立，對於這種矛盾的解決方式，即是均田均役法的改革。
江南在嘉靖至隆慶，十段法、一條鞭法已經實行，雜役也實現納銀化，而糧長、里長的具體職務均已被分化，或是管轄區域縮小，這些都是為減輕徭役而採取的措施。小山正明指出，優免的限制已經進行，這是向均田均役的一種過度。但稅糧的催徵、解運等部分的徭役與里甲正役到萬曆年間都還以力役的型態殘存著，徭役的問題不但未能完全解除，甚至日益加重，加上胥吏的非法掠奪，造成低下階層的人戶負擔更重。
徭役的免除有兩種情況，其一是對官僚機構的人們優免，其二是對持有零碎土地的「畸零戶」優免。其中前者的優免從明初就存在，且嘉靖二十四年曾作出了限制，對雜泛的免除依官職的種類、品級做出了詳細的規定，且規定優免只限本人而不及親族，進而至隆慶十年，規定只優免本圖下田土，他圖田土不免。不過，政府的規定被未確實執行，江南的優免不僅是鄉紳本人，更擴大到家族與親友，他們甚至以「詭寄」的方式將他人田土都收到自己名下。另外，鄉紳也利用畸零戶的免役，串通胥吏進行「花分」，將田土的名義細分到鬼戶名下。於是原本由大戶僉充的解糧諸役，則多由沒有身分特權的中小地主階層充當，而小戶、佃戶階層也成為攤派的對象。因此，明末江南實施的均田均役法，雖然型態各有不通，但都是把限制鄉紳優免、以田土做為徭役科派基準當作基本內容。這一改革直到康熙年間才在中央統一指示下實施，此前都是以縣為單位分別進行，作者以下從嘉興與湖州兩府的改革過程為例，並從改革的契機、社會條件為線索，加以討論。
何炳棣，〈從納稅單位到耕地面積〉一文[1]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討論明清時期全國土地數字，首先指出明朝《諸司職掌》中全國土地數字的錯誤，以及分析其錯誤的原因。清朝因為乾隆後，改計民數、穀數，而不計土地數字，使得土地數字僅見於《會典》、《戶部則例》，且該數字紀錄失實，完全不能反映真實的情況，其數字仍是納稅單位而已。第二部分是民國時期的土地數字評價，以立法院統計處的調查與卜凱的研究為分析對象，此是中國土地數字從納稅單位轉為耕地面積之始，惟作者以土地陳報數據、航空測量數據進行比較，發現土地數字仍偏低。第三部分是人民政府時期的土地數字評價，作者發現人民政府在宣布的1952年土地數字，竟是1930年卜凱預估的最高面積加上《滿洲國年鑑》東北諸地的總和，可見人民政府在土地改革運動中亦無精確的農田的測量，據蕭乾的報告指出，土地畝數是按照收成的斗石數來粗略計算的。因此作者指出，1949年以後的數據也非實數，實際的數據絕對更高，但卻不為西方學者所接受。直到1980以後，才有學者對於耕地數字的不實進行討論，且1984年人民政府國務院開始進行徹底的土地改革。在此契機下，作者將明清至1949年的失實情況寫出，給大眾作參考。
明清全國土地數字
顧誠，〈談明代的衛籍〉[1]一文分成四個部分，第一部分先從李東陽的籍貫談起，討論衛籍與原籍的問題；第二部與分第三部分為本文的主題，分別討論衛籍是如何形成，以及衛籍與軍戶的關係；第四部份則從雲南、貴州的衛所分析衛籍對明帝國人口分布的影響。
衛籍是明代衛所制度下形成的一種特殊戶籍，對人口的遷徙和分布曾有重大的影響。而在開始討論之前，作者首先對「籍貫」二字的古義做解釋，「貫」是鄉貫，相當於現在所說的籍貫。而「籍」是世代承襲對國家應負的不同義務，如軍、民、匠、灶等役。
接著作者從李東陽的籍貫切入，指出許多古籍中皆將李東陽視為湖廣茶陵人，但若細讀《李東陽集》會發現李氏在江西住了八世，遷至湖南茶陵傳歷九世至李東陽的高祖，曾祖從軍後攜妻小移居北京，故李氏自曾祖以下世居北京。因此若說李東陽是北京人也是正確的，考慮到高祖以上的原籍而說是湖南茶陵人也無不可。又如正德年間的兵部尚書彭澤往往依衛籍而定為蘭州，《國朝獻徵錄》將其作「蘭州衛人」。這樣籍貫上的記載標準不一的例子很多，因此作者要問，何以有的籍貫以以原籍為準，有的以衛籍為準呢？作者認為人口遷徙的是祖籍與本人籍貫差異的原因，而明代衛所制度下形成的衛籍，一方面來源於明帝國強制性的人口遷徙，一方面又因政策規定必須載明祖軍原籍，使得記載上難免有所混亂。
期中回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