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遊於歷史與現代之間

梁方仲，〈論明代里甲法和均徭法的關係〉[1]一文分為五節，第一節先從幾條基本史料的異同與校勘切入，由史籍上里甲制度的記載差異，推測里甲制度的情況，第二節與第三節分別討論甲首的人數問題、「十年輪役」的方法。第四節則分析「里甲正役」的任務和「里甲役制」的轉變，第五節才討論「均徭法」和「里甲法」的關係。以下分節擇要摘錄：

壹、幾條基本史料的異同與校勘

        作者先援引《明史‧食貨志》：「役曰里甲，曰均徭，曰雜泛，凡三等。以戶計曰甲役，以丁計曰徭役，上命非時曰雜役，皆有力役，有雇役。府州縣驗冊丁口多寡，事產厚薄，以均適其力。」介紹明代徭役的三大類別，但作者認為若僅憑此而不再細究，會誤以為「里甲」與「均徭」是同時產生的，對明代賦役制度錯出不正確的理解。

        對於黃冊與里甲制的介紹，《太祖實錄》在洪武十四年正月有比較詳細的記載，作者遂以成書較早的《太祖實錄》與成書較晚的《後湖志》、《大明會典》互校。做出以下的判斷：

一、《太祖實錄》載：「一里之中，推丁糧多者十人為長……」但《後湖志》與《大明會典》無「糧」字，僅以丁數多寡為先後，由於此二書是援引洪武中年頒行的《諸司職掌》，雖成書較晚，但較《太祖實錄》可信。僅以丁數為依據的原因是第一次編造黃冊時，對於稅糧的數額還未做好核實的工作，所以《大明會典》才會在洪武十七年時記載道：「令各處賦役。必驗丁糧多寡、產業厚薄，以均其力。」經過調整後，第二次編造黃冊前，《太祖實錄》才有了明文的規定：「其排年里甲，仍依原定次第應役。如有貧乏，則於百戶內選丁糧多者補充。」(《大明會典》於洪武二十四年亦載，文詞大致相同)可見以丁糧多寡為順序的編排原則是在第二次大造黃冊時才確定的。

二、承文前所見，《太祖實錄》載：「推丁糧多者十人為長。」但是《明史》則改為：「推丁糧多者十戶為長。」前者以人為單位，而後者以戶為單位，此一區別有必要說明。因明初供役方式是以力役為主，每戶出一人，故戶與人無單位上的差異，但明中葉廢除里甲排年後，改以徵銀，於是便不用戶或人來計算里長的數目，而用若干名了。

三、《太祖實錄》載：「……餘百戶，為十甲，甲凡十人。歲役里長一人、甲首十人，管攝一里之事。」作者認為「甲凡十人」應該理解為應役者十人，因為每甲決不只十人，或者應該改做「甲凡十戶」。

貳、甲首的人數問題

        《太祖實錄》中明確記載甲首十人，但《後湖志》、《大明會典》卻沒有甲首幾人的字樣，要解決此問題就要先理解明代的里甲制度戶。明代戶籍分為軍、民、匠等三大類，其中民戶佔大多數，里甲制度戶籍上的編制是以相鄰的地區為原則，賦役上的編排則是在劃分完里甲戶籍後，依各戶丁糧多寡分成上、中、下三等戶，作為編排的依據，除非有重大變動，否則十年內是不能更改的。

        明代中葉以前，里甲制在徭役上的編排是採「十甲輪年」的方式，即每年由里甲一戶率領一甲十戶去應里甲正役。那麼是十戶全部都稱作甲首呢，還是指的是一甲中的一戶？《太祖實錄》和一般記載都主張前說，而《明史‧食貨志》載：「……餘百戶為十甲，甲凡十人。歲役里長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將十人改為一人，使得解釋似傾向後者。

把甲首和一般人戶分開是有理由的，從《大明會典》曾載黃冊的編造規定為：「令人戶自將本戶人丁事產，依式開寫，付該管甲首。其甲首，將本戶并十戶造到文冊，送各該坊廂里長。」以及「所據該辦稅糧，糧長督併里長，里長督併甲首，甲首催督人戶。」此乎都顯示甲首是一個高於一般人戶的單位。但絕大部分的記載仍是把十甲內的百戶人家都稱作甲首，如嘉靖《海寧縣志》：「一百一十戶定為一里，內有十名為里長，一百名為甲首。」作者認為，甲首的人數記載差異，可能是來自於演變的結果，本來戶籍的編制是里有長，甲有首，在明初事簡里均的情況下，由甲首協助里長率領該甲九戶來完工作。後來因賦役繁重，里甲戶籍的甲首便轉移到以賦役為編排重點，於是值年應役的役甲十戶都通稱為甲首了。且應值的十戶應不是只徵收本甲的錢糧，也包含其他九甲，因此從其他九甲的眼光來看，值年的甲戶也可稱作甲首，所以《明史‧食貨志》甲首一人的說法應係指明初戶籍編制的狀況。

參、「十年輪役」的方法

        嘉靖《德化縣志》載：「十里一甲，挨次輪差。」由此可知，在明朝中葉時，里甲輪役的方法是採按甲輪差的方式，將一里分為一百一十戶分為十甲，丁糧多者十戶為里長，每年由里長率一甲十戶應役，十年為一輪。但在明初是否還有其他方式的可能呢？作者想出其他三種方式：其一是每年由十甲中各取一戶；其二是在黃冊里甲編制外，在製作一套里甲編制系統；其三是里與甲按照不同的原則來劃分，里的劃分是依據一百一十戶為單位，而甲是純粹按照丁糧多寡，因此每甲的人戶不一定相連。但作者認為前兩種方法都沒有文獻上的根據，且執行上存在著漏洞，如十甲各取一戶在貧富搭配上有困難，可能今年盡取富戶，隔年盡取貧戶。而第三種方式亦與史料相牴觸，據嘉靖德化縣的清冊原件，每甲十戶就是一村。

        因此作者認為里甲輪役的方式都是採按甲輪差的方式，由第一甲到第十甲按照規定順序輪應一次，十年內只需服役一年，其餘九年都可得到休息。應役的那年里甲稱「現年里甲」，不應役的則稱「排年里甲」。十年期滿，便重造黃冊，依據人戶丁糧情況做調整，重新排定下屆十年各甲輪役次序，一般而言都會與上屆相同，如遇重大變化才會更動，變化方式是將某甲某戶改隸他甲，或是某甲本在某年應役，則移動至他年。

肆、「里甲正役」的任務和「里甲役制」的轉變

        里甲組織是田賦和徭役的承擔者，可以用兩方面來理解：一、田賦和一切徭役都透過里甲來徵收；二、田賦的徵收採連帶負責制，一戶欠收由其他九戶補足，一甲欠收由其他九甲補足。由於明代賦役徵發不斷增加，對象和範圍也日漸擴大，各種役法也隨之調整，里甲的責任原是催徵錢糧、勾攝人犯兩大項。除了里甲正役外，還有屬於地方經常性或臨時性的公務差役，統稱雜役或雜泛。這些雜役，每年由值年里長斟酌各役輕重分發，或按戶徵發、或按丁起派。在徭役之外，還有中央或地方衙門的物料供應，亦屬於臨時性質，多採按里科派。在黃冊完成後，里甲正役已經有統一的制度，但雜泛和物料徵發仍由地方各自為政。

        明代初期里甲制度行得通的原因，在於里甲正役一勞九逸，且政府開支不太大，各地編制和人戶財產的登記也比較真實。後來事繁費冗，里胥為奸，弘治《赤城新志》記載，政府的徵發的額數比起景泰增加了十倍餘，並將按戶等丁糧起派的方式改為丁田額數來徵發，且正額之外還多了運輸負擔的附加稅。然而既存田產詭寄、人戶隱匿的問題，使得負擔都壓在小戶身上，遂造成大量田地拋荒、人口逃亡的現象。

        里甲役制的另一變化，是正統以後折銀之風盛行，不只物料折為物價，各種力役也陸續折為工價。「均徭」、「綱銀」諸法就是把力差改為銀差，但稅冊仍保留力差的名稱，里甲十年一輪後來改為年年應役也與折銀關係密切。折銀不只瓦解了力役制度，也引起應役者的身分變化。

伍、「均徭法」和「里甲法」的關係

        明代初年，徭役只有兩大類，除里甲正役外，其餘都屬雜役。到了正統初年，「雜役」才被從經常性差役中劃分出來，而被併入「均徭」內，從此改為「里甲」、「均徭」、「雜役」(雜泛)三分法。

        均徭法在正統二年至四年(1437-1439)由按察僉事夏時始創於江西，起初被反對詔罷，後至景泰元年(1450)復行，當時江西巡撫大力申明，廣東、四川、南直隸等省也陸續採用，在弘治年間已經成為全國性的制度。

均徭法的改革有兩點：一、把經常性的差役，如衙門的防夫、鋪兵等，與臨時性的差役分開。並把前者的名額確定後，改以折銀，作出固定開支細數，以免臨時僉點的弊病。且原本里甲長點差的權力，被收歸政府掌握。二、由於黃冊的戶等紀錄已經失實，故在黃冊之外，另造「均徭文冊」，進行察勘各戶丁糧實數，重定戶則。

不過，從海瑞在隆慶三年(1569)擔任應天巡撫時所著《均徭冊式》指出，相關的弊端仍沒有改善，如折銀後雇役者與被雇役者的中間人加倍增收役銀，又如點差權雖已收歸官府掌握，但因均徭額數無定，官吏乘機舞弊，臨時加額增派。因此，官府方面又做了若干改革，如由巡撫衙門根據各州縣各項差徭的原額銀數，分派於各項田地、人丁上面，做出固定的稅率，以免胥吏剝削。又設「備用銀」做為每年平衡收支的手段，即各項丁田稅率不變，當年度入不敷支，則借用備用銀填補，收入有餘時則撥歸備用銀內。由此，均徭便與輪甲應役脫勾。

均徭法未出現前，一年中要同時應里甲與雜役。而在均徭法尚未每年編銀時，均徭的應役方式也是採取十年一輪的輪役制，如雍正《江西通志》載：「景泰初，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首行均徭法，編冊輪役，一勞九逸。」《明史》中也有數條記載與此相符，但並沒有具體辦法，僅能略知均徭的輪役次序與里甲輪應次序有密切的關係，各地通行的辦法是里甲正役後停歇若干年再應均徭，如《閩書》：「均徭之役，十年輪差，十年一次：正役歇後五年，一著役。」相隔五年是比較常見且適當的時間，嘉靖《德化縣志》云此：「蓋亦寬民力之意也。」均徭與里甲雖然都是十年一輪，但里甲是全甲十戶應役，而均徭是從現年十戶中選點，有時候不必勞動到全甲。

        均徭法起初推行時受到反對，從反對的爭論中也可以看到階級的矛盾，徐學聚在《國朝典匯》中記載重慶府民的反對之聲，載：「今惟以稅糧定其科差，則富商鉅賈力役不及，而農民終年無休息之日矣。」意即以糧數多寡為依據徭役都交給納糧戶，沒有田糧的商賈就可以不必負擔。惟作者指出，這些反對聲音不盡然是真的來自重慶府民，大概是出自那些在舊法中佔到便宜的地主，因為均徭法在實行前，無定額的臨時負擔都落在小戶身上，照理而言均徭應是比較有利的。另外，成化二年(1466)年禮科給事中丘弘上疏的反對理由是富豪與官吏勾結，均徭冊的紀錄不比舊的黃冊近實，且均徭輪甲的方式與里甲輪役方式結合起來，使戶不得閒。但丘弘仍主張保留二點均徭辦法；一、將均徭雜役各色都制成定額；二、仍以丁糧多寡作為評定戶則的根據。他並提出了兩點改革：一、重新詳勘各里人戶丁糧增減實數，並別造「富戶冊」；二、對各戶丁糧增減的情況，每三年進行一次通審。

        作者分析丘弘的改革用意，三年通審意味著三年輪役一次，改革的企圖便是要把均徭與里甲劃分清楚，不再受到十甲輪役的束縛。從外在環境來看，成化元年湖廣爆發了流民叛亂，在此之前已有大量的流亡人口，十年一造的黃冊紀錄更是脫實。而三年一輪就是把徭役的額數分配到比較廣大的稅基上，由一甲改為全里的三分之一稅戶來供應，後來一條鞭法由三年一派改為每年一派的成功經驗，正可證明這項改革是符合客觀情況的。另一方面來看，丘弘雖主張另造富戶冊，希望將重役家到富戶身上，但在改革上，對於優免的問題他又回到官僚地主的立場，寫到：「士大夫之家，皆當皂役；致仕之官，不免雜差。」因此，作者認為丘弘的改革，所冀望的不是貧富一體當差的平等，僅是多少出點銀罷了。

後記：關於甲首的人數、里甲的輪役方式，李新峰對梁方仲此說曾進行辯證，並提出了一個新的說法。詳見李新峰，〈論明初里甲的輪役方式〉，《明代研究》第14(臺北，2010.6)，頁17-43。 另外，關於均徭法的創立時間，唐文基認為是正統八年，見唐文基，《明代賦役制度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1991)，頁228-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