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誠，〈談明代的衛籍〉[1]一文分成四個部分，第一部分先從李東陽的籍貫談起，討論衛籍與原籍的問題；第二部與分第三部分為本文的主題，分別討論衛籍是如何形成，以及衛籍與軍戶的關係；第四部份則從雲南、貴州的衛所分析衛籍對明帝國人口分布的影響。
衛籍是明代衛所制度下形成的一種特殊戶籍，對人口的遷徙和分布曾有重大的影響。而在開始討論之前，作者首先對「籍貫」二字的古義做解釋，「貫」是鄉貫，相當於現在所說的籍貫。而「籍」是世代承襲對國家應負的不同義務，如軍、民、匠、灶等役。
接著作者從李東陽的籍貫切入，指出許多古籍中皆將李東陽視為湖廣茶陵人，但若細讀《李東陽集》會發現李氏在江西住了八世，遷至湖南茶陵傳歷九世至李東陽的高祖，曾祖從軍後攜妻小移居北京，故李氏自曾祖以下世居北京。因此若說李東陽是北京人也是正確的，考慮到高祖以上的原籍而說是湖南茶陵人也無不可。又如正德年間的兵部尚書彭澤往往依衛籍而定為蘭州，《國朝獻徵錄》將其作「蘭州衛人」。這樣籍貫上的記載標準不一的例子很多，因此作者要問，何以有的籍貫以以原籍為準，有的以衛籍為準呢？作者認為人口遷徙的是祖籍與本人籍貫差異的原因，而明代衛所制度下形成的衛籍，一方面來源於明帝國強制性的人口遷徙，一方面又因政策規定必須載明祖軍原籍，使得記載上難免有所混亂。
明代的軍官和旗、軍都是世襲的，在實施的時候，有兩個重要的立足點：一是在衛所的軍官都要把妻小遷來合聚，以家庭為單位；二是要畫出一定地區歸衛所管轄，並撥給畝數不等的屯田、馬場、桑棗園、果菜園等，透過這兩項措施來保證軍人繁衍承襲。衛所的第一代軍家數額應與同衛所的軍、旗、官數相等，此時還沒有衛籍的問題，衛籍的形成是第二、三代以後軍士的後裔不斷增加，除長子繼承外，次子以下成為舍餘、軍餘，出現越來越多的小家庭。因此立衛至三世以下就用衛籍來概括衛所的人口。至明代中葉以後，衛籍一詞就在文獻上廣泛的出現。
衛所畢竟是軍事性質的地理單位，因此舍餘、軍餘也要負擔一些輔助性軍事義務，但多數的情況下，衛籍人口的生活與州縣下管轄的人口並沒有太大的差異，衛所內的居民從事各行各業的都有，政府也設立「衛學」，為衛籍人口提供就學條件，《宣宗實錄》宣德七年記載道：「衞所與府、州、縣治相隣者，令入府、州、縣學讀書；相遠者，或一衛所，或二、三衞所共設一學，以教訓之。學有成者，聽赴本處鄉試從之。」顯示衛學與府州縣學是同一類型的儒學，且學業優秀者均可參加各省鄉試，並無差別。當越來越多衛籍出生的官員入朝後，衛籍在文獻中出現的頻率也就增加了。
起初，衛籍與原籍州縣的本戶的關係是密切的。但三代以下，血緣一代比一代淡，且地理位置上相距遙遠，於是便漸漸地疏遠了。但出軍之家即為軍戶，因此在列編造黃冊時，仍會把軍戶載入州縣管轄的戶籍中，康熙《無錫縣志》就記錄明朝舊制：「人生十六歲則成丁出幼，編名黃冊入籍當差，而有人丁徭里之徵。其冊十年一造……冊有二項：曰軍冊、曰民冊。」引文中的軍冊舊址州縣管轄下祖軍所出原戶冊籍，並非衛所的軍黃冊。
作者以萬曆初年工部尚書為曾省吾家族為例，曾氏在元末以前都是江西彭澤人，元順帝時曾家寶二公有曾永一、曾永二、曾永三、曾永四等四個兒子，而曾永四因身材高大被朱元璋看中，收入常遇春部下為軍，被編制於安陸衛。按照明代制度，曾永四的後裔屬於安陸衛籍，而三個哥哥為原籍的軍戶，他們有義務為衛所的正軍提供補貼。起初兩邊往來無間，到了嘉靖年間，曾永四的後代照例派人回原籍索取裝備費用，但族人不但不肯認這個遠親，甚至為了避軍戶的責任，把祖宗牌位也燒了，從此雙方斷絕往來近五十年，直到曾省吾父子考中進士，歷任高官後才又有往來。儘管曾省吾父子曾回彭澤祭祖，但時人都以將他視為湖北人，張居正被抄家後，曾省吾也受到牽連。
從這個例子來看，彭澤的曾氏自嘉靖後賴掉軍戶的名色，這種現象可能是普遍的，作者舉江西臨川縣為例，二百年間軍戶丁絕者超過三分之二，正常而言，太平時期人口應不致於有如此嚴重的傷亡。軍戶不斷減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不願負擔幫貼費用、擔心衛所軍一旦缺伍時被強行勾補赴衛等等。不過，勾補軍丁的效果是很差的，文獻中都說十不得一。關於衛所的弊病，可從洪熙元年，興州左屯衛軍士范濟的上疏中略知，《宣宗實錄》載：
近年以來多以為事官吏、人民充軍，其間白面書生有之、老弱疾病有之。列之行伍，虛費錢粮。遇征差，有力者則用錢買免，貧弱者乃備數而行。軍裝不能措辦，糗粮不能自給，心寒膽怯而望其赴敵力戰，是以往往自斃，而脫身逃竄勢所必至。
作者亦懷疑將犯罪者充軍的制度，是否能增加衛所的軍事力量？犯罪者充軍有分終生與永遠二種，前者止於本身，後者則須世襲為軍。
衛籍與軍戶的關係還有另外一種，即將衛所多餘的人丁發還原籍州縣，這種情況從明初到明中葉都有，《英宗實錄》正統元年載：「衛所官軍多有父祖遣下義男、女壻等項隨住者，丁力漸多，為非不一。宜通行勘實，官留應襲親屬，軍留應存餘丁，其餘悉發原籍當差。」正德年間是祖父遺下義男、女婿等，後來就擴大到軍官舍餘和軍士餘丁了。可見明朝中後期由於衛所人口膨脹，難以維持生活的情況。
作者還提到徐渭的特例，他的籍貫有浙江山陰說與貴州龍里衛，因為其父徐鏓曾以龍里衛軍生的身分參加雲貴鄉試，得中舉人，罷官後則回山陰縣。其實徐鏓是為了做官才跑到貴州，而徐渭的兄長徐潞原因祖籍得補紹興府學生員，但在江浙人文之地，應考不易，於是他與其父一樣，跑到貴州考試，還引起當地衛生的反感。作者認為，徐鏓跟他的兒子應該是摘丁回原籍的，但既然已發回原籍，卻還以龍里衛軍生資格參加雲貴鄉試，顯然是取巧性質，即所謂的「冒籍」。
最後，作者講述衛籍對明帝國人口分布的影響，但僅討論雲南、貴州兩地。指出傅友德、沐英欲將衛所制度推行到雲南，《滇粹》記載洪武三十二年攜江南、江西人民二百五十餘萬入滇，給籽種資金，區劃地畝。次年又奏移民湖廣、江南八十萬實滇，並稱沐英在滇鎮守十年共移民四百萬餘，墾田九百萬餘畝。不過作者認為這一記載的成文較晚，數據不一定準確，但仍可反應明初大量和民移居雲南的情況，其移居的方法便是編入各衛所。貴州的情況也與雲南類似，除少部分的府州由四川、湖廣布政使司管轄外，大部分的土地與人口都歸貴州督指揮史與其下的衛所治理。作者認為所制度的結果之一是大批漢人移居到西南等地，且有部分少數民族受到禮遇，被安置到內地衛所，因此在民族凝聚力加強的過程中，衛所曾有過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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