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遊於歷史與現代之間

澳門自1554年開埠後，雖獲明朝認可，但明朝與澳門葡人的關係並不融洽，曾發生多次摩擦，如十六世紀末日本禁天主教後，到澳門避難的日人被明朝稱為「澳門畜倭」，在澳門的日人曾在私築城牆時與明朝官兵衝突。萬曆四十四年（1616）「南京教案」爆發，南京、北京的傳教士被押送回澳門。天啟元年（1621），又有廣東政府派兵入澳門毀城之事。至明朝對東北戰事失利，具有天主教背景的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遂開始思考如何借助澳門葡萄牙人的軍事技術，最後藉由天啟、崇禎年間，明朝兩次購買葡萄牙大炮，重創滿洲兵，以及澳門葡人協助打擊華南地區的海盜等事，使明朝與澳門葡人關係恢復穩定。

雙方關係的改善體現在四個方面：一、由於皇帝對澳門提供的武裝協助讚譽有嘉，明朝對澳門葡人的態度變得較為友善，天啟二年（1622）荷蘭武裝艦隊進犯澳門，兩廣總督協助葡萄牙人抵抗；二、天啟二年後，允許傳教士在內地自由傳教；三、放寬了對葡萄牙人的管制，明朝過去曾多次有入澳門毀城的干涉行為，天啟二年後，對於築城之事大為放寬；四、重新開放廣州市場，允與澳門葡商到廣州貿易，此後又有數次開閉貿易，可視為雙方關係的晴雨表。

在明朝將滅亡之際，澳門葡萄牙人政權，始終與各地傳教是緊密聯繫，與南明朝廷亦有所聯絡，並採取援明抗清的立場。澳門葡人曾提供火炮以防衛廣州，而南明諸政權亦使臣赴澳門求援，澳門葡人對此則有善意回應，派葡萄牙兵三百人援助永曆，故永曆政權宮內後妃、太監多加入天主教。來自澳門的軍事支援一共四次，此外澳門還協助永曆使臣卜彌格赴歐洲謁見羅馬教皇。

        作者在文中首先指出現代化的深度是思想，廣度則涵蓋知識、政治、經濟、社會、心理等層面，而作者在文中論述的現代化，則以經濟、社會、思想為主。接著作者分析西歐現代化的觀念可追溯至十四世紀的文藝復興運動，市場與商業的發展，以及通過政治和制度的變革，導致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然而現代化不只是工業化，過去美國學者以「衝擊─反應」模式解釋中國的現代化，其假說建立在現代化即西方化的前提下，現今已被擯棄。早期參與討論「資本主義萌芽」的中國學者，多認為現代化即資本主義化，但作者主張現代化即市場經濟，不一定要先經過資本主義社會，十六世紀出現的徽商、晉商等大商幫，就可以視為現代化的徵兆。以下作者就十六、十七世紀的經濟、社會、思想變遷討論中國的近代化。

        十六、十七世紀的經濟變遷，可作為現代化因素者，大約有六端：一、大商人資本的興起。眾多商幫的出現並非偶然，許多從原本的開中納糧轉變為長途販運；二、工場手工業的出現。包括江南的絲織業、廣東佛山的冶鐵業、江西鉛山的造紙業、浙江崇德的榨油業等，已形成十人以上的工場手工業，雖然發展不快，但對於經濟發展有重要貢獻，如棉紡織業終在明代成為重要的產業；三、財政的貨幣化。政府原本以徵收實物為主，正統前後改為納金花银，萬曆以後推行的一條鞭法，讓田賦、徭役基本納銀化，確立貴金屬本位；四、租佃制的轉變。地租由分成制改成定額制，有利佃農的生產。而承租方式也出現了押租制與永佃制，押佃制是以佃權的商品化和貨幣化為前提，反應佃農以貨幣權力獲得更多自由，永佃制讓經營權和土地所有權的分離，佃農有經營自由，並可出賣田面，提高經營者的效率；五、雇工制的演變。1588年的條例將短工視為凡人，1788年又解放長工，雖然規定未確實實踐，但法律已承認雇工的人身自由；六、白銀內流。隆慶時期解除海禁後，中國對南洋、日本、英荷諸國的貿易順差，使大量白銀內流，有利國內的貨幣流通。以上諸點雖涉及制度上的變遷，可惜未能引起體制的瓦解，中國最終仍未能出現保障產權和戰權的商法，導致現代化出現了困難。

        十六、十七世紀的社會變遷在江南最早，珠江三角洲次之，內地的變化較少，其變化均有地域侷限性，表現在四點：一、就業結構變化和商人地位提高。文獻中常出現棄儒從商或棄農就商者，陝商、晉商故鄉文獻有「商賈十之九」的誇張說法，且商人地位提高，士大夫亦喜結交富賈，朱國楨、龐尚鵬均有農商平等之說；二、宗法制度復興。明中葉大禮議事件後，富家興起建祠堂、修族譜、置族田之風。復興宗法制度與商貿繁榮互為因果，只要條件允許便會有復興運動，復興也有助於貿易經營；三、鄉紳權力的膨脹。晚明大量無緣入仕的舉人、監生、貢生形成龐大的紳衿階級，且土地買賣活動活躍，大量土地集中在鄉紳手上，由於經濟實力驟增，鄉紳不但有優免、贖刑等特權，甚可干預地方事務，或是協助調解糾紛，維護社會秩序，以及參與水利等公共事業。另一方面，晚明思想解放，鄉紳不以仕途為唯一目標，亦是邁向啟蒙與現代化因素；四、奢侈的風氣。晚明時期收入普遍提高，消費又帶動生產，故社會風氣奢靡。有識之士雖注意到規範社會等級的禮制被破壞，卻有另一派的士人主張崇奢，崇奢論涉及國民收入與消費理論，其實是一種現代化的思想。

        作者指出全國性市場的形成，是判別「近代」的明顯特徵，在非西方地區，資本主義多為西方殖民者所帶入，因此印度等殖民地的全國性市場，可說是西方殖民主義的副產品。而1500至1840年，中國經濟有很大的發展，國內的生產總值占世界的四分至一到三分之一間，王國斌亦認為明清中國和早期歐洲經濟成長的動力相同，都是來自地區專業化和勞動分工，這兩項因素皆要在一個整合性市場中能運作。那麼中國是否在鴉片戰爭前已形成全國性市場呢？反對者認為1840年前中國仍維持封建社會的型態，商品經濟只侷限在區域性的農副產品交換，支持者認為明清時期的中國國內長途貿易發展快速，將各主要經濟區聯繫在一塊，故1840年早已形成全國性市場。

        作者考察1500年至1840年間，中國全國性市場形成的基礎，包括五點：一、貿易的政治環境改善。明代中後期國內極少有貿易障礙，清代時期內地與邊疆的限制亦逐漸減弱，且國家鮮少干預國內貿易，反而鼓勵糧食等必需品的長途貿易。各地雖保有各自特色的度量衡，但為徵稅等財政活動推行的統一度量衡制度在全國普遍通用，方便商業交易時轉換，趨向白銀化的貨幣，亦有助商業貿易；二、交通運輸的發展。包括水運系統的進步，內河航運網絡涵蓋中國多數的經濟區域，而陸運商道至十九世紀初以連結中國多數重要城市，甚至達蒙古、新疆、青海等邊疆地區；三、地區專業化與勞動分工的發展。十九世紀以前中國已形成東部發達地帶、中部發展地帶、西部待開地帶，東部向中、西部輸入原料，並提供成品、技術、資金進行交換，形成一個以長江三角洲為核心的金融貿易中心，而其他地區成為其商業腹地；四、商人集團與商人資本的增長。十六世紀起，出現以地緣樞紐建立的商人集團，其商業網絡幾乎涵蓋全國，且商業資本加速集中在大商人手中，清代較明代又更為明顯；五、農村商業化與工業化。許多農戶改種植經濟作物，並透過市場交換糧食、棉布，農業從家庭自給轉變為過度工、商業化。

        有了上述的基礎後，中國全國性市場才得以成形，然而全國性市場必須能夠大規模自由地流通商品、勞動、資金、訊息，以下作者就對這四個部分的增長做討論。商品流動方面，十六世紀前，除奢侈品、鹽、鐵外，糧食與布疋大多限於地方市場，但1500至1840年間，中國的跨地區貿易增長迅速，長途貿易量占全國貿易的20至30%，主要有糧食、棉花、棉布、生絲、絲織品、鹽、茶等七大商品。勞動方面，十六世紀前的移民主要是政治性與強制性，十七世紀後，經濟性移民成為主流，國家亦支持人口向經濟較落後的中、西部移民，使勞力得以向中國其他地區流動。資金方面，十八世紀以前，商人須攜帶大量現款到各地採購，至十八世紀後，出現了帳局、錢莊、票號等金融機構，晉商更建立全國金融網絡，每年都有數千萬兩銀在其網絡中兌現，資金流動變得容易。訊息方面，晉商的大型商號實行聯號制，在各重要城市設立分號，彼此間交換訊息，掌握市場動向，而徽商則透過宗族樞紐，在族人聚會、祭祀活動交換各地情報。

        明清江南用的建材主要有竹木、磚瓦、石灰、石料，而建材隨著商業化程度提高，亦趨向專業化生產，並形成一些生產中心。磚瓦在長洲、無錫二縣，陸墓鎮與徐莊燒造明清皇宮所需官磚，而無錫製磚在明正德年間已盛行，磚窯相望，絡繹不絕。此外，嘉善縣的張涇窯、乾家窯，烏程縣的邢窯、蠻窯等地出產磚窯。石灰主要產地為宜興、錢塘、富陽，宜興。至於石料開採集中在太湖諸山、宜興、江陰、海鹽等地。太湖附近的石料在嘉靖時期曾運到蘇州府城做為防倭之用，到清乾隆時更遠輸至揚州造橋，可見其規模持續擴大。宜興名產為蓋地用的石板，江陰則產砌岸的石堰石，海鹽、烏程所產之石，往往被山戶私賣，杭州許多地區為挖石導致山地殘毀，故道光、乾隆時期屢有封禁之令。

作者觀察英國十六世紀的建材變化，發現木材漸被磚瓦取代。反觀同時期的江南，受限於石料、燃料缺乏，無法大幅提高磚瓦、石灰產量，致使江南建材生產規模無法迅速擴大，並使建材價格高居不下。民間只少盡量少用磚瓦，仍維持編茅蓋屋的工法，或是只裝修門面壁板，內部還是用竹木，因此火災時，往往災情重大。但是建造大規模廠房、倉庫則不得不用磚瓦，以絲織手工業作坊為例，擴大勞動產所的費用遠高於增置生產工具的費用，所以阻礙了小手工作坊主轉化為大規模作坊主的契機，與其建置廠房集中生產，不如通過包買的方式讓織工在家中生產。

摘自：李伯重，〈明清時期江南建築材料生產的發展〉，《東南文化》，1986：1（南京），頁129-132。

聯經出版社1982年出版了十三冊的《中國文化新論》目次如下：

01.劉岱主編，《序論篇‧不廢江河萬古流》

02.邢義田主編，《根源篇‧永恆的巨流》

        廣州從康熙二十五年（1686）至鴉片戰爭前，是中外貿易最重要的口岸，尤其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後，廣州更成為唯一對外的貿易口岸。然而清朝海關的通商制度與管理精神與明朝一致，故要考察通商制度，不能不從明代追溯。

        明代廣州的中外貿易可分為兩階段，一為明初到嘉靖年間，採取貢舶貿易，以朝貢之名義進行貿易之實；二為嘉靖以後至明末，商舶取代了貢舶。但無論是哪個時期，商人到海外經商都是被禁止的，將受到嚴厲的處分。

        貢舶貿易是建立在藩屬國向中國進貢的基礎上，故雙方地位不平等，中國對貿易是以施惠的態度看待，其財政並沒有從中得到收穫，受益者為藩屬國。但廣州地方官卻受惠於市舶貿易，既可向番舶抽分，還可以營私，故嘉靖初廣州市舶停市時，巡撫都御史林富曾上疏請求重開，其理由是抽分可解京，又可充軍餉。後來因倭寇影響，其他市舶先後廢止，廣州市舶成為唯一通商口岸。

范金民的〈清代廢除匠籍的歷史意義〉一文[1]，先梳理明代的匠籍制度，再討論清代廢除匠籍後的影響，發現雖讓匠戶回歸民籍，固有其正面意義，但復徵匠班銀後，反而使部分匠戶生活更苦，最後透過匠班銀攤入地畝的改革，才稍微平衡匠戶的端。

        明初的戶役制度中，將民戶分別編為若干類役戶以承擔各色差役，且役皆永充，世代罔替，其中某些工匠因為具有手藝，所以被配為匠籍。工匠又分為「住坐」、「輪班」兩種形式，前者始於永樂時，軍匠或民匠住坐京師，每月上工十日；輪班匠始於洪武十九（1386）年，三年一班，到京師輪作三個月，後來又改為四年或五年一輪。

明代的匠籍制，使工匠地位較元代稍高，雖可以免除其他徭役，但應工匠役其實也屬於徭役性質，服役期間沒有人身自由、報酬，只能依職位領取少許的月糧。有些輪班工匠奔波往返達半年之久，比應役時間更長，影響了民間手工業的生產。且官營的統治方式落後，管理混亂，例如成化年間南京內府各監局工匠還沒天亮就要工作。又如嘉靖時，御史司馬泰發現南京染織局內工作的工匠只剩530人，短少的2200餘人都被內使役佔，其錢糧也被侵吞。由於不合理的待遇，致使明中後期工匠普遍逃亡，正統三年（1438）各處逮捕逃匠4255人，至景泰元年（1450）更達34800餘人，只好挑選壯丁、輪班匠來頂替，到嘉靖時期，原定的23萬餘名輪班匠，也只剩14萬餘名。

中國農業發展史上，有三次農業作物的引進與培育，對中國農業經濟、社會產生重大影響，第一次是漢代引進西域農作物，第二次是宋代早熟稻的傳入與推廣，第三次是明清時期來自美洲的高產農作物。藍勇的〈明清美洲作物引進對亞熱帶山地結構性貧困形成的影響〉一文[1]，有別於過史家強調西方作物引進中國後帶來的正面意義，轉而從外來種入侵的角度，觀察其對環境、經濟與社會的負面影響。

作者首先分析明清長江中下游農業精耕細作的趨勢，並指出南方山區在明清之際已經開發無餘，在這樣的條件下，外延式的發展林農副業最為適合，即倚靠山地、深丘發展林牧副業，交換平原地區的農業產品，促進商品經濟的發展。但因明清之際玉米、馬鈴薯、紅薯等美洲高產旱地農作物的傳入，使南方山區形成以種植這些作物為主的產業結構，而未朝向外延式的林農副業發展。

        玉米根系發達，耐脊能力強，適宜山地種植。番薯則屬於根塊作物，在丘陵、低山地區種植能夠得到高產值。且明清之際，因為戰亂使農業受到破壞，人口耗損，亟需解決糧食問題，更加速了這些高產作物傳播速度。

雖然歷史與現實中都不存在一個統合亞洲的體系，但是亞洲的局部地區卻存在超越國界的緊密關聯，例如寧波與長崎間的貿易關係，其緊密程度超過該地區國內其他地區的聯繫，其他東亞、東南亞的海濱城市也存在著這樣的現象，因此應該重視超過政治區劃的經濟圈。

日本學界的海洋亞洲論大約有三個流派，其一是強調西方資本主義進入日本，並建構出亞洲經濟秩序的「西洋派」；其二是以日本為中心，建構日本與其他亞洲國家互動的「日本派」；其三是由濱下武志所倡導的「亞洲派」，注重亞洲整體性，以及亞洲內部網絡互動關係。而濱下武志、川勝平太、黑田明伸、杉原薰等學者以東亞、東南亞為範圍展開的跨國經濟研究被稱「亞洲交易圈論」或「海洋亞洲觀」，此大約是1990年代在幾次社會經濟史的會議上所提出，如1989年濱下武志等學者認為應該突破歐美資本主義的比較史觀點，進而重視兩個問題：一、亞洲內部交易圈與近代化的關聯；二、亞洲交易圈和日本工業化的關係。此後這批學者陸續有專著出版，各自對該理論作出不同的闡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即是濱下武志的「朝貢貿易體系」。

        濱下武志重視地域經濟圈的作用，即前述所提及的，地域進行跨國家的經濟行為，並指出近代亞洲市場的形成對溝通亞洲各部分有重要的作用，正是近代亞洲市場形成，使亞洲連為一體，其中主要是以中國為中心，形成的貿易與商業網絡。故其認為亞洲內部長期以來存在一個以中國為主體的「朝貢貿易體系」（或稱亞洲經濟圈），近代亞洲經濟發展有很大的程度是被這個體系所規定著，而亞洲各區的近代化程度，是根據朝貢關係如何處理所決定，而非根據其洋化的程度，因為亞洲的發展有其內在性，西方進入亞洲只是提供了部分的外部契機，但亞洲的發展是有其固有體系的，所以當西歐進入亞洲時，也面對來自亞洲的衝擊問題。

其實我最近沉迷的遊戲不是「刺客教條4」，雖然「刺客教條4」仍然是非玩不可的大作，但是在無論是在操作、任務上都缺乏新意，整體來說和前作差不多，感覺只是劇情與場景的變化而已。

現在玩的是「大地王國：罪與罰」（Kingdoms of Amalur: Reckoning），臺灣遊戲商的翻譯向來詭異，翻譯成「大地」真的是匪夷所思。這款遊戲是由「38工作室」開發，劇本則由奇幻小說大師R.A.薩爾瓦多（R.A. Salvatore）譜寫，參與製作的還有「上古卷軸4」的KenRolston，可以說是品質保證。雖然去年初就已經出版，當時討論的人不太多，所以我沒有在第一時間購買，後來發現評價極高，EA還有意擴展成線上遊戲，其線上版叫做「哥白尼計畫」，可惜「38工作室」已經因為財務問題解散了，線上版的計畫也就再也沒有消息了。

雖然是單機版的動作冒險遊戲，但是已經已嗅到線上遊戲的味道，遊戲中有豐富的製作系統，包括製作裝備、草藥、寶石等等，且地圖相當龐大，支線任務更是多到數不完，也因為如此，所以要上手有一點時間，我個人是玩二個小時才摸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