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大有一個Taiwan Historian Network，是一個利用RSS訂閱各部落格訊息的平臺，但是年久失修，有重複匯入、排版上的問題，訂閱網站也不夠豐富，所以我就決定自己寫一個。
只要將程式碼貼在一個網頁程式碼的<body>內，然後在$rss_url=array()陣列內放上你要聯播的RSS網址，最後把網頁存成PHP並丟到伺服器上，就可以實現多站聯播了。但 simplexml_load_file()需要時間載入，因此加入越多RSS站，開網頁的速度會越慢，所以這只是初步完成的堪用版本。我再想一下更有效率的寫法吧，因為如果要預存這些RSS內容，似乎需要JS或後端資料庫。
載入要一些時間，直接前往網站：http://studentweb.ncnu.edu.tw/100105503/funny/rss.php
「宰」原本為主掌膳饈之官，因主持祭享，倍受尊崇，進而得贊國政；「相」為賓贊之官，傳導威儀之事，春秋時代後被國君引用，以抵抗貴族擅權，最後成為主持實際政務之官，故戰國時有「丞相」、「相國」之名，至漢代已成君主的最高幕僚。
宰相制度歷經三個基本發展階段，即秦漢的三公制、隋唐的三省制、明清的內閣制。秦至西漢，丞相地位最尊，掌全國政事，而太尉主掌軍事、御史大夫為副丞相並兼管監察，是為三公。漢成帝以丞相、大司馬、大司空為三公，並為宰相，獨相制遂改為多相制，隋唐亦採多人並相的三省制，元代以中書省為全國最高行政機關，宰相制度又重歸一元化。明太祖廢相為宰相制度一大變革，至永樂初年開始成立內閣，此後內閣權責漸重，大學士權位如同宰相。清延明制，仍設大學士，後別設軍機處，軍機大臣權位日重，甚凌駕內閣大學士，故清朝宰相實有內閣、軍機處兩部分。
三公制度在漢武帝時發生變化，原本丞相掌全國政事，直接向皇帝負責，漢武帝晚年把決事地點從外廷移至內廷，侍從皇帝左右的尚書、侍中、給事中等，因出入禁中方便，形成「內朝」，丞相漸變為聽命內朝的執行官，失去參與決策的權力。而至東漢初年，大權集中在內朝尚書，尚書已成為獨立機關，有審駁詔命、參議朝政等權力，人員多由宦官充任。漢和帝以後，中常侍受到皇帝寵信，成為新的內朝，尚書又變為行政機關，是東漢宰相制度又一變革。
今晚來發一篇一行的教學文，雖然我愛問的點數多到花不完了，但我後來發現下載文章其實可以根本不用點數，就是點選「保存到微盤」，然後去微盤下載就可以了。
王家範在〈明清江南研究的期待與檢討〉中[1]，批評加州學派的比較研究在前提上就不正確，應該將社會科學的概念擱在一邊，不能一味套用，以論代史。接著以「城市化」的概念為例，指出許多江南市鎮的研究推算城市化比例，以及各種五花八門的估計數據。作者以自身的經歷反駁，他發現即使在現代，江南鄉下人對於城市有強烈的疏離感，因此回顧明清時期的市鎮生活，即使城鄉有著物流的中轉關係，但「城市化」並非城市擴張的結果，而是鄉村經濟生活的擴展。
另一方面，江南雖有著豐富的史料，但主要是文人所寫，而文人的詞藻多有溢美與危言，要呈現基層民眾得社會實況，有一定的難度。作者最後觀察明清江南研究，歸納出三個特色：一、時間多數止步於1840年前，少有延伸至晚清、民國時期；二、地點多數集中在太湖流域，使江南只有中心而沒有邊緣，缺乏整體意義；三、史料多以文集、地方志，因此集中在經濟、貿易等項目，其他專題較為缺乏，且縣、村等小單位的個案考察也較少，使江南研究沒有形成擴散性效應，此皆為江南研究的瓶頸。
濱島敦俊對於江南是否為宗族社會的觀察，早在1997年的〈農村社會──研究筆記〉就已微略提及，文中援引《太祖實錄》朱元璋對即將赴任開封知府的宋冕口諭：「今喪亂之後，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謂田野闢、戶口增，此正中原今日之急務，若江南則無此曠土流民矣。」指出華北遭受元末戰亂嚴重，原本的社會關係可能已不復存在，需要設置「里社」，推行長幼齒序，此在沒有宗族結合，又無主佃、官民之分，居民地位對等的開拓村能發揮作用。反觀元末江南地區沒有受到太多波及，社會結構仍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宗族社會沒必要通過地方通過國家權力重新推行秩序，所以很難簡單地確定齒序。但浙西並不在這樣的邏輯中，因為對宗族（祠堂）罕見的浙西三角洲地區，有設定齒序的意義。[1]
《太祖實錄》的江南可能是泛指長江以南的南方地區，而濱島敦俊所謂的浙西大概是杭州、嘉興、湖州一帶。因此這樣的論述，應該是其在思路上質疑江南為宗族社會的初步雛形。不過在文末的注釋中，他又補充說明道：「浙西三角洲地並不是完全不存在宗族，有幾個例子可以說明這一點。」[2]亦說明了當時並沒有完全否定江南存在著宗族。
明代在京的官員，每天早上要進行朝會，朝會後到衙門畫押簽到，然後開始公座辦公。朝會有分元旦、冬至、萬歲聖誕等「大朝」，以及朔望日朝、早朝、午朝等「常朝」，有時還有祭太廟等特別祭典。
要參與早朝官員上自公、侯，下到九品官員、雜職官，約在一千三百人之上。為避免官員無故缺席朝會，所以設置了一個稱為「門籍」的職官名冊，上列有赴朝參官員的名單，官員須簽到填註，若生病則註明有病，稱為「註門籍」，無故不赴朝參稱為「失朝」，鴻臚寺序班、六科給事中、十三道監察御史等官員可題請予以懲處。明朝開國舊制「公」、「侯」、「駙馬」、「伯」不在門籍查核之列，但到宣宗時期，宣宗認為人臣不論大小，凡早朝不到，皆一體受罰，此制維持到明末。
按制度而言，鴻臚寺序班、六科給事中、十三道監察御史每日須點查朝會名單，實際上卻只有皇帝下令時才會抽查。故請病假的「註門籍」制度也為怠慢者開了方便之門，《明實錄》記錄了官員失朝人數，憲宗、孝宗朝時期，時有五百人缺席的情況，甚有千人的紀錄，其中又屬夏天尤為嚴重。失朝至明末都未有改善的跡象，如崇禎十六年（1643）元旦，鳴鐘集合時，竟只有兩人準時，再鳴後也只有四、五成趕到，崇禎十七年（1644）元旦最後亦只來了百餘人左右，反觀李自成入北京後，次日竟有一千三百餘人趕往朝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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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學者基於考古、體質、文化等特徵，將「民族」定義為有共同血統、語言、文化、生活習慣等的人群。六零年代後，人類學家轉而更強調主觀認同與族群邊界的族群定義。王明珂嘗試以中國人族群邊緣的形成與變遷來嘗試解「什麼是中國人」，以底下幾個例子說明。
中國黃土高原邊緣，包括青海河湟、內蒙古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遼西三個區域，原本接受仰韶與龍山文化的影響，人類生態上與黃河中下游地區沒有太大差別。大約在西元前2000至1000年左右，氣候變得乾冷，青海地區養羊的風氣漸漸勝於其他家畜，同時陶器數量減少，陪葬品變成了馬牛羊的腿骨。這即是以擴大對自然資源的利用，進而放棄了不利移動的文化因素，所以氣候乾旱化使得農牧混合經濟區南移，西元前1400年左右，在現在的陜、晉、冀三省之北，出現了一群倚賴牧羊的人群，為了生存而爭奪南方人群的農牧，南方的商人在甲骨文中稱他們為「羌」，即羊人。後來的周人也幾經遷徙後，重新強調農業與定居，以區別那些非農業、非定居的人群。
南北的對立，在西周到春秋時期逐漸凝聚成華夏觀，華夏諸國紛紛吞併或驅逐戎狄，並建築長城，這亦迫使北方人群更加遊牧化，從此沿著長城展開數千年資源競爭與維護的戰爭。商、周時期，華夏與夷戎蠻狄之分的觀念逐漸形成，其凝聚則賴共同祖源記憶，華夏各國上層家族把各種彼此的古帝王英雄傳說逐漸串聯起來，如帝嚳成為商人與周人的共同祖先。到了漢代，黃帝與炎帝成了所有華夏的共同始祖，此後「炎黃子孫」的記憶變成華夏的根源。
江南的出版印刷業在宋代以來就有著重要地位，但略遜於福建，至萬曆以後，江南出版印刷業才獨占鰲頭，其中蘇、杭、寧三大城市，以及湖州、無錫、常州、松江等城市。謝肇淛曾形容天下刻書最精緻的地方在湖州、南京、徽州，胡應麟亦曾表示天下十分之七的書都來自江南。以下介紹明清時期江南的出版印刷業出現四種大變化：
一、官營與私營出版業的消長。明代以官營為主，其書稱為「官刻本」，印刷目的不在營利，而在傳遞政治訊息以及教化百姓，尤其明初南京為全國政治中心，故有大量此類的印刷品刊出，至永樂北遷後，仍保持一定的規模，印刷最多的是南京國子監，不但接收元代集慶路儒學的舊藏，亦收購地方上的書版，還有監生親自寫字、校對、刻字，《南雍志》、《古今書刻》兩書中記載南京所印的書籍大概有兩至三百種之多。明代中期以後，私營印刷業開始蓬勃發展，「南都繁繪圖」中可看到南京店家有「刻字」、「镌碑」的招牌，據張秀民在《中國印刷史》的統計，蘇州無縣與長洲縣就有37家書坊。到了清代，官營出版業更衰弱，刻書以私營為主，且康熙十年，印刷業還成立了同業公會。私營刻印刷業的書稱為「坊刻本」，江南集中全國主要的私家藏書，是私營出版業的有利條件之一，著名藏書家毛晉，也在家中設立「印書作」，刻印他的「汲古閣」藏書。
二、印刷術的進步。最主要的是活字印刷的推廣，以及彩色印刷的出現。活字版始於宋代畢昇，明代將臘泥改為木版，價格低廉，效率高。此外，還有鉛活字和銅活字，皆見於常州，銅活字最著名的使用者是無錫的出版家華燧、安國。另外，明代江南書坊出現少數的彩色套印技術，如兩色的《蘇長公密語》，以及安徽刻書家胡正言以五色套印的《箋譜》、《十竹齋畫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