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在京的官員，每天早上要進行朝會，朝會後到衙門畫押簽到，然後開始公座辦公。朝會有分元旦、冬至、萬歲聖誕等「大朝」，以及朔望日朝、早朝、午朝等「常朝」，有時還有祭太廟等特別祭典。
要參與早朝官員上自公、侯，下到九品官員、雜職官，約在一千三百人之上。為避免官員無故缺席朝會，所以設置了一個稱為「門籍」的職官名冊，上列有赴朝參官員的名單，官員須簽到填註，若生病則註明有病，稱為「註門籍」，無故不赴朝參稱為「失朝」，鴻臚寺序班、六科給事中、十三道監察御史等官員可題請予以懲處。明朝開國舊制「公」、「侯」、「駙馬」、「伯」不在門籍查核之列，但到宣宗時期，宣宗認為人臣不論大小，凡早朝不到，皆一體受罰，此制維持到明末。
按制度而言，鴻臚寺序班、六科給事中、十三道監察御史每日須點查朝會名單，實際上卻只有皇帝下令時才會抽查。故請病假的「註門籍」制度也為怠慢者開了方便之門，《明實錄》記錄了官員失朝人數，憲宗、孝宗朝時期，時有五百人缺席的情況，甚有千人的紀錄，其中又屬夏天尤為嚴重。失朝至明末都未有改善的跡象，如崇禎十六年（1643）元旦，鳴鐘集合時，竟只有兩人準時，再鳴後也只有四、五成趕到，崇禎十七年（1644）元旦最後亦只來了百餘人左右，反觀李自成入北京後，次日竟有一千三百餘人趕往朝賀。
對於大量稱疾不朝的情況，曾實施幾種遏止辦法，包括派錦衣衛到家中探視，假病官員送都察院論罪，世宗則是派御醫到註病官員家中診察。此外，「註門籍」規定亦漸趨嚴格化，憲宗下令官員「註門籍」需有公文證明，小病准假五日，大病則要該部主管開立證明，無故不到者由吏、兵兩科糾舉。
按《大明律》規定，不朝參是要受笞打的，但實際上常被皇帝寬恕，受罰則約有六成改以罰俸懲處，大多罰一、二個月，屢犯嚴重者甚有半年。此外，還有午門罰跪（兩次）、逮問後贖杖還職（屢見於英宗時期）、帶枷鎖於長安門外示眾（兩次）、罰運磚、停職、降職等懲處方式，但都不是常例，出現於明代前期。
官員失朝的情況與社會風氣不無關聯，宣德以後，官員下班後常到妓樓飲酒作樂，雖屢有禁令，歪風始終未絕。正統元年（1436）甚有官員指出，五軍各衛所管事官員清晨到簽到後就回家，以致事務廢弛。弘治年間，翰林官、六科給事中等清閒的官員，早朝後即結伴晝飲；事務較重的六部堂官、十三道御史，待下班後亦赴席，常飲至半夜而歸，孝宗還體恤臣子，傳旨要崗哨提燈籠引導官員。失朝的狀況至明末更為嚴重，可歸咎於商品經濟日趨發達，社會風氣從簡樸轉為奢靡，宴會講求排場。另外，王陽明心學的盛行，士人從程朱理學的教條中解放出來，故有放縱私慾，而怠忽公職的表現。
皇帝是否重視朝會，也影響官員的心態。明初諸皇帝對視朝、祭祀都十分看重。從孝宗開始，皇帝上朝的時間愈益延遲，武宗則不按時早朝，有時還會半夜舉辦朝會。世宗即位之初，頗為認真，但在嘉靖十九年（1540）大病後，也漸廢早朝。神宗皇帝沖齡即位，張居正建議減少至每月三、六、九日舉辦早朝，且在張居正過世後，神宗常以聖體違和的理由免朝，最後開始怠工，三十餘年不主持國家典禮。接下來的皇帝也大多不視朝，直至思宗才有所改善，只是為時已晚。
朝堂失序還可以表現在空間上，明初對於朝會禮儀極為重視，洪武二十年（1387）曾制定朝參儀制八條，規定文武百官奏事不能失儀態，出入朝門要按品級，舉止、服裝儀容也有詳細規定，違者會被禮部司儀官糾劾。但至英宗時，官員朝參禮儀漸漸失序，排隊品級常有錯亂之事。英宗晚年，早朝進出時，官員不僅相互推擠，打罵爭吵，甚有閒雜人等夾帶貨物進宮買賣。此外，官員朝參時，往往也會帶家僕隨扈進入。鴻臚寺、禮部曾經多次要求重申朝參儀制，但朝門買賣的情況仍然如舊。嘉靖二十一年（1542），世宗頒賜大統曆給百官，監生為了搶奪，在御階爭奪，被懲罰罷黜為民。萬曆六年禮科給事中林景暘上奏指出，官員在朝會進行中有吐痰之舉，在承天門頒詔遇到下雨，還未開讀，眾官員紛紛找地方避雨，在行救護禮時有人帶了草蓆與棉被。總之，自英宗以後，明代朝會儀式走向衰頹，朝會空間似乎變成一個官員攀談交際的場所了。
摘自：邱仲麟，〈點名與簽到──明代京官朝參、公座文化的探索〉，《新史學》，9：2（臺北，1998），頁1-43。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