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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分類:讀書偶記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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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李培德教授在〈導論:香港史研究回顧與展望─十九世紀至1988年書籍出版的統計和分析〉中進行的統計分析,我有幾點地方不太明白:

其一、李氏分析道:「第四,前面提及的學位論文統計,英文論文有壓到性的優勢,其中以法政外交和考古地理數量最多,英文對中文的比例分別是1.27及1.61比1[1]」但是查「表三:中英文著述於不同性質分類之比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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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份史料是小炯(Jean L)在清法戰爭期間與朋友和母親的書信,後來被輾轉刊登在法國的《地球畫報》(La Terre illustrée)雜誌上,並配上插圖。在臺灣,這份史料先後由兩個單位出版,分別是﹝法﹞石岱(Stéphane Ferrero)、帥仕婷譯,《當Jean遇上福爾摩沙:一名法國小兵的手札(1884~1885)》(北:玉山社出版事業,2003),以及鄭順德譯,《孤拔元帥的小水手》(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4)。其中前書是擷取的書信,以夾敘夾議,分析文本的方式呈現;而後書則是中法對照的完整的書信內容。

作者小炯是一名清法戰爭時在拜雅艦(Bayard)上服役的水手,因為特別受到孤拔(Amédée Courbet)的喜愛,所以被暱稱為「元帥的小水手」。清法戰爭在臺灣的重大戰役─基隆、淡水與澎湖戰役,作者都有參與並留下紀錄。除了以第一人稱的方式側寫戰役親臨的情況,對於士兵生活、臺灣的風土民情也都有詳細且風趣的描述,例如他形容臺灣是個獵頭國度、中國人狡猾,而英國人則是表裡不一,宣布中立卻暗地裡幫助中國。不過作者文筆欠達,喜歡用菜餚來形容事情,且思緒常有跳脫的情況,使讀者閱讀起來,有時會感到不知所云,此也應該算是這份史料的特色。

另一方面,作者相當崇拜孤拔,對於孤拔的個性也多有描寫[1],如孤拔生氣的時候鼻子會縮動,看起來嚴肅,對部屬卻十分愛護,在發生霍亂時,甚至一一到傷兵床前探視。作者還從孤拔的言行舉止中猜測孤拔不願在中國南邊生事,而想大舉進攻中國北方的企圖,事實證明作者的猜測與E.Garnot的回憶著作《法軍侵臺始末》所記一致[2]。透過《孤拔元帥的小水手》這份史料,也可得知孤拔因病身體惡化的事實,釐清孤拔的死因並非在戰場上受傷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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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落的符號》(臺北:時報出版,2010)跟電影「國家寶藏」一樣,講的都是共濟會的故事,我花了一天又多一點的時間才看完,感覺此書比起前兩作《達文西密碼》、《天使與魔鬼》稍微遜色一點,不過仍不失為一步精彩的懸疑小說。

     此書仍維持丹‧布朗(Dan Brown)一貫的寫作風格,緊湊的故事節奏讓讀者不禁想要一口氣看完。但我覺得本書其實有一個缺點,就是謎題太簡單了,讓我有點失望,例如金字塔上的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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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學者石岱(Stéphane Ferrero)的《當Jean遇上福爾摩沙:一名法國小兵的手札(1884~1885)》(臺北:玉山社出版事業,2003)是一本敘述清法戰爭時期臺灣歷史的好讀物。該書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摘錄一個法國小兵小炯(Jean L.)寄給母親與朋友的書信,勾勒整個清法戰爭的歷史脈絡。而第二部分則視野放寬到清領前與清領時期的臺灣歷史,並敘述法國1870前後政局,及其走向殖民主義的過程。

    但是該書擷取的書信內文似乎有點太少了,如未在臺灣發生的石浦海戰(1885年2月)就被略過了。同時還有些被省略的部分包含了後續發展,所以讀起來難免有先不連貫。所以如欲閱讀小炯的完整書信內容則可參考鄭順德譯,《孤拔元帥的小水手》(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4)。

    此書還有一個小缺點,就是人名譯名的問題與現有的中文史料不太契合,應該還可以再改進。如頁26的朱斯‧費理 (Jules Ferry)一般通譯為茹費禮;頁28的帕特諾(Patenoter)為巴德諾;頁32的傅尼葉(Fournier)為福祿諾;頁34的復興號(Fou-Sing)據鄭順德譯本應做福興號;頁69的北圻的運輸船實為東京號(Tonkin)。另外,頁89寫道茹費禮的總理位置被斐幸內(Charles Freycinet)取代,其實不全然正確,因為兩者中間還夾了一個短暫的布里(Eugène Bri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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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曼說唐」系列共四冊,分別是《蒙曼說唐:武則天》(臺北:麥田出版,2008)、《蒙曼說唐:亂世紅顏》(臺北:麥田出版,2008)以及《蒙曼說唐:唐玄宗》(臺北:麥田出版,2010,兩冊)。其中《亂世紅顏》是介紹太平公主,所以這一套書等於將半個唐朝政治史都介紹到了。

    政治史是屬於傳統史學的範疇,其內容不外乎是政治鬥爭、國家財政、官階制度等,所以在一般的史學論著裡面,比較乏味,不容易讀,但「蒙曼說唐」卻別具魅力,用淺白的文字,勾勒初唐到中唐的幾場政變,讀起來可說是趣味橫生,是一套非常不錯的歷史通俗作品。以下我就個人讀畢後的感覺,談一下這套書的幾個特色,與各位分享。

    第一、清晰易懂,富趣味性。這套書是作者在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節目的講稿(或副產品),所以保留了口語化的文字,讀起來相當輕鬆。在引用文言文獻之後,往往後面還會做白話翻譯,不會有讀史料的負擔,惟其翻譯時而從趣,有未盡符合原意之處。除外,書中無論是分析人物性格,或是政變成敗原因,作者都已做了仔細的歸納整理,以條列式的方式呈現,使讀者很容易就能了解個中原因。不過書裡有一些大陸特有的名詞,如高參、雙規以及牛、有才等形容詞,臺灣讀者讀起來恐怕不太習慣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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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然的機會,我聽了張廣達院士的一場講演,講題是他自身的學思歷程。方開場,他便引巫寧坤的回憶錄《一滴淚》與《孤琴》作那個年代的背景介紹,巫寧坤化用凱撒的名言:「我至,我視,我克」(I came, saw and overcame)改作「我歸來、我受難、我倖存」(I came,I suffered, I survived),簡短的三句話概括了他坎坷的一生。

    張先生受苦的遭際,在他的文集《史家、史學與現代學術》中已有扼要的說明,在講演中則更詳盡的講述,如他提到從1957到1979年一生青春都耗費在毛澤東的政爭下,包括1969年至1971年在林彪一號命令下動員到江西的鄱陽湖勞動兩年,走五七道路學農學工,其主要任務是挑糞施肥,並在各種場合下自我檢討,批判自己是右派,誠心反省犯過的錯誤,表示而後積極擁護黨的領導,做了心口不一的巧偽人二十二年之久,在這種人格分裂的詭隨下,他屈從而不倒,以太史公的〈報任安書〉、王陽明的〈瘞旅文〉為勉,並將張載〈西銘〉中的「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改作「生,吾逆適;沒,吾寧也。」以砥礪自己。

    這時,我雖早聞巫寧坤之名,但尚且未讀過他的回憶錄。隨後,我在網路上讀了余英時院士為二書寫的長序,余先生長期致力於中國知識分子的研究,不但手著數書,也透過寫序的方式表達關懷,除了此二書之外,尚為史景遷的《天安門》、康正果《出中國記》等書作序,皆收錄在《會友集》中。余先生在序文中提起了另一位知識分子─吳宓,吳宓表面上雖亦不得不向黨低頭,但在日記中卻大為抨擊時政,如1951年8月28日對學習會上的知識分子皆奉毛著的《實踐論》為圭臬,感覺「可笑尤可恥也。」體現了身從心不從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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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建榮教授將敘事史學定義為「一種借用文學表現文化來從是歷史書寫的一種方式[1] 。」那麼,他已將大部分的論文都排除。並且他又寫道:「黎(東方)氏的下一輩倒有兩位寫手,一位是逯耀東,另一位是汪榮祖。兩人均文彩曄曄,可惜逯氏執迷於科學史學,在敘述史學上繳了白卷 [2] 。」可是逯耀東其實並不乏文筆優美的歷史散文,《糊塗齋史學論稿》中就收錄了許多歷史小品,如〈嵇康過年〉、〈江瀾〉 ,以〈嵇康過年〉為例,開場寫道:

鵝毛似的飛絮已歇,嵇康兀坐在窗前,透過窗櫺的空隙,有似箭的寒風射進來。但他卻也從那空隙裡,窺視著庭院外那片遼闊的竹林。每當七月薰風吹拂時,這裡是一片碧綠的海。在起伏的波濤下,有書聲琴韻,有爭得面紅耳赤的談辯,有醉後的囈語,偶爾也會揚起高亢激昂的呼嘯,還有雜加著鍛鐵的叮噹聲……現在卻被厚厚的瑞雪覆蓋了。一陣朔風呼嘯而過,彈碎枝葉上的雪,悄悄地寂寂地跌在鬱白的雪地上,在這蒼涼單調的白色裡,除了簷下幾聲麻雀的啾啁,留下的祇是亙古的沉寂[3]

    此短文中便引用到了《世說新語‧簡傲第二十四》:「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為佐鼓排」的煉鐵記載,其他擅音琴、好酒、性盪不羈也是忠於史實。故事最後,是嵇康拒絕山濤為官的事體,嵇康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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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6年,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教授了中國人一套可以大量且快速的記憶方法─「記憶宮殿」。這個方法就是在腦海中建立一個房間,隨著記憶量的增加,你可以持續擴張,房間會變成房子、宮殿,甚至城市。利瑪竇告訴中國人,建立宮殿可以有三種方法:第一是源於現實的空間;第二是完全想像的空間;第三是半現實的空間。然後這些臆像的結構就可以成為幫助記憶的索引。

    現在各位可以與我一起虛構一個房間,我將在空間裡做出五個索引。第一,我打開了門;第二,看到了門後的地毯;第三,地毯上有張桌子;第四,桌子後面的牆有幅畫;第五,畫旁邊有扇窗戶。只要記住了這個小空間,就可以記憶五樣事情。以一個家庭主婦為例,下班前他想到了今晚要做五樣事情,第一是接小孩;第二是買菜;第三是付水電費;第四是還鄰居鍋鏟;第五是上網團購。這五樣事情毫不相關,但這位媽媽並不苦惱,因為她與我一起建構了這個記憶宮殿,且她已經將這五件事給放置在宮殿裡了,讓我們參觀一下她的記憶宮殿吧。

    在屋外,媽媽看到了小孩被五花大綁在門上面,正在向她求救。媽媽並不急著解救她心愛的小孩,她打開大門,看見地板變成菜園,有長好的蘿蔔也有剛播種的,甚至有的樹長得出一串肉。崎嶇的地板使他難以前進,不過並影響她視線的游移,她將視線呈現水平狀,看到了桌子變成一個呈現拱橋姿勢、面目猙獰的水電工,嘴巴還停不下來地向她催債。水電工的樣子討厭極了,使媽媽趕緊彎著頭看看後面的畫,畫裡面的鄰居拿著鍋鏟狂敲自己的頭,看來鄰居比起水電工顯然好不到哪去,媽媽瞥了一眼趕緊轉身,轉身的媽媽看到了窗戶,但她看到的不是窗外的風景,而是電腦的作業系統,並且瀏覽器已經連線到團購網上。現在媽媽嘴角出現滿意的微笑,將思緒拉回到現實,離開了記憶宮殿的媽媽知道他要做什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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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港不見天街傳奇》(彰化:彰化縣文化局,2008)。雖以鹿港不見天街為名,然而不見天街只佔了書中的部分篇幅,其他部分則延伸介紹鹿港鎮街的發展變遷、歷史人文、宗教儀式……等等,可將全書略分為三個主題,前三章為第一主題,內容概論鹿港鎮街,包含歷史、結構、發展等。第四章則為第二主題,專門論述五福大街的歷史與人文。第五、六章則為第三主題,內容為宗教相關,包括地名沿革、探訪鹿港的角頭廟宇及五福大街的宗教慶典。而本文僅以不見天街為旨,試論書中內容,並提出幾點意見。

    鹿港的開發始於明鄭設安撫司,清領以後,泉、漳移民逐漸興盛,乾隆49年(1784)年成為臺灣與大陸貿易的官方港口,然而鹿港實非天然良港,咸豐元年(1851)因濁水溪氾濫,以致大船無法入港,其後濁水溪又幾度氾濫,多賴地方仕紳出資疏濬,但清末時鹿港河道已淤塞十分嚴重,致使河港功能幾盡喪失,最後因日治時期政經重心移轉,鹿港的港運從此畫下句點,部分的舊港溝則成為了鹿港的排水溝渠。

    鹿港既係以港而興,所以初時街道是沿著北岸河道而建,並無整體規畫,以今埔頭街與瑤林街為例,此處曾經前為街,後為河,房舍前經營店面,後方供船隻卸貨。在兩岸往返貿易中,臺灣輸出米、糖、樟腦,交換泉州的布匹與中藥材,因為來臺的貿易品重量較輕,故須以重物壓艙,泉州石與福州杉便也成為貿易品之一,壓艙建材可興建廟宇,多餘的石材則鋪在商業道路上,鹿港遂有「不見地」之譽。並且鋪設道路的石材也因用途而有所區別,車道鋪設較硬的花崗岩;行道則為紅磚,鹿港人車分行的特色因此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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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番(臺灣)的夷人不知道從哪時候開始就居住在澎湖外面的海島了。從魍港(臺南虎尾寮)、加老灣(臺江外圍沙堤),經過大員(臺南安平)、堯港(高雄茄萣)、打狗嶼(今高雄打鼓山)、小淡水(高屏溪)、雙溪口(嘉義溪口)、加哩林(臺南佳里)、沙巴里(臺北淡水)、大幫坑(臺北八里),都是夷人居住的地方。他們居住在這零零散散千餘里的地方內,並且分有非常多的族群,區別的單位叫做「社」,有的社有一千多人,有的只五、六百人。他們沒有「酋長」的職位,族人們推舉子女多的人做領導者,並且聽從他的號令。夷人生性勇敢,喜愛戰鬥,沒事的時候則練習跑步,腳底於是長了厚皮,行走在有荊刺地方就好像平地一樣,跑起來的速度也不會落後於奔馳的馬,而且可以整天不休息;讓他盡情的跑,大概可以跑數百里。和鄰社產生嫌隙時就以武力決勝負,雙方約好一個時間然後開戰,戰鬥的時候奮力交戰,結束以後也就把恩怨化解了,往來就跟從前一樣。戰鬥期間砍下的敵頭,他們會把肉剔除只保存骨頭,然後懸在門上面:凡是門前面懸掛很多骷髏頭的人,就被尊為「壯士」。

    因為氣候暖和,所以夷人整年都未穿衣服,只有婦女們編織草裙將下半身給稍微遮一下而已。他們也沒有拱手與跪拜等禮節。沒有曆法、文字,計算日子以月亮圓滿一次當作一個月;十個月就是一年,日子一久也就忘了,所以大概也沒有在算年紀的,去問年長的人,他們也不知道自己幾歲。進行交易的時候,將繩子打結作為記號。夷人沒有水田,用火燒荒原(即火耕)的方式來種稻,當山花開的時候就開始耕作,等到稻子熟了將稻穗取出,其米粒比我們中國的還要稍微長一些,而且味道芳香,吃起來味帶甘甜。並也採收苦草參雜著米來釀酒,有時候會釀出不錯的好酒,豪飲時能喝一斗。宴會的時候,會放一個大酒桶,大家團坐在一塊用竹筒來盛酒,不再另外置菜餚;音樂一奏就開始跳舞,嘴巴也烏烏地哼著歌曲的旋律。男子剪髮的時候會留下數寸披垂下來;女生則不是這樣。男子穿耳洞,女子則將牙齒拔掉,當作裝飾(女子十五、六歲時拔去嘴唇旁邊的兩顆牙齒)。

    當地盛產竹子,大概有雙手手掌圈起來那麼粗,長高十丈左右。夷人砍伐竹子建造房屋,屋頂則用茅草,長寬約有數雉(量詞單位,長三丈高一丈為一雉)。部族有公共房屋,有一間稍微大一點的房屋,稱作「公廨」,還沒有娶妻的少年都群居在那裡。討論事項時必定會去公廨,所以容易進行調度。娶妻則找適婚的少女,請人贈送成雙的瑪瑙寶石,女方如果不願意接受就算了;接受了的話,晚上男子就會拜訪女方的家,他在門前不會直接呼喚女子,而是以吹口琴的方式逗弄。口琴是用薄鐵製成的,用牙齒咬著吹奏,發出清脆的聲音。少女聽到了就引男子入門內,男子天亮以前就會自行離開,而不會拜見女方的父母。從此以後有星光的夜晚,男子就會來過夜,然後天亮前離開,這種方式經過數月都沒有變。直到要生產的時候,妻子才會到夫家迎婿,就像中國結婚時新郎去女家迎娶的儀式,那時夫婿才第一次見到女方的父母。以後夫婿住在妻子家,終身俸養女方的父母,而男方本來的父母親卻沒有兒子來孝順。所以夷人生出女生時的喜悅比生出男生還要多,因為女生可以繼承家族,而男生無法延續香火。妻子如果死掉了,丈夫可以再娶,如果是丈夫死了,妻子則不能再嫁,他們稱寡婦為「鬼殘」,終身不再嫁人。家中如果有人死亡,就會敲鼓痛哭,把屍體放在地上,在四周用燃起烈火,等到屍體烤乾以後,不用棺材而將直接屍體暴露在房屋裡面。房屋壞掉要重新建造的時候,在地基下面挖個洞,以直立的姿勢埋葬屍體,不加以築墳,然後又再上面蓋屋。屋子如果沒有要重建,那就不會埋葬屍體。然而用竹子作的樑柱和茅草做的屋頂大概可以耐十年之久。因為最後都會回歸於塵土,所以夷人不進行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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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陣子,賴教授來系上講演,講得十分精彩。大家知道他是一位唐史專家,尤擅唐朝官制,但其實他還是一位旅遊專家,而且是個火車迷,前後出版了兩本關於遊歷的著作,《杜甫的五城》(臺北:爾雅出版,1999)就是他的第一部遊記,第二部則是《坐火車遊盛唐》(臺北:人人出版,2002)。

    起初,我是以好奇的心態來讀《杜甫的五城》。看了看書名, 我本以為這本旅遊與歷史相集的書讀起來想必深艱,讀了數頁才知道全然不是這麼回事。賴教授以樸實的文筆將他壯遊大陸的風景記錄下來。因為研究唐史的關係, 景點多在中國西部,與我們熟知的前清故國相別,確實是一個很特別的體驗。

    遊記的文章我讀的不多,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余秋雨先生,神遊故國在他的筆下是一段「苦旅」,文化的重擔壓在讀者的肩上,我感嘆王道士的迂腐,竟讓敦煌國寶盡失,我哀嘆中國文人的命途多舛不能得志,遭貶於窮鄉僻土,我遺憾十年文革致使古籍舊物遭毀於一旦。原本旅人憑弔故國都有這種哀傷,我親遊大陸也是如此,可是《杜甫的五城》卻沒有這種感受,例如同樣是遊柳州,余先生站在模糊的舊碑之前悵然若失,看到了踽踽獨行的柳侯與屈原。而在賴教授的筆下,我看到了解放奴婢、解決飲水的政績,才知道柳宗元還不是遭「貶」,論起來當了刺史還是「升官」呢!只是時人重視在京,所以遭到外放才會讓人有覺得潦倒。想不到吧!故都遺陵都變得那麼富有詩意,跟著四通八達的火車上路,遊歷中國原來也可以如此輕鬆愜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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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實一種》(臺北:麥田出版,2006)是我讀余華的第二部作品,第一部是《活著》,跟大多數的讀者一樣,我也是先被張藝謀導的同名電影所吸引之後才接觸小說。對於《活著》多數讀者都給了很高的評價,他細膩刻畫一個富公子敗家,從有到無,因禍得福,又參與了國共內戰到文化大革命,每一個階段都是一段坎坷故事,連綿集成了一部中國的近代史,對我而言,《活著》不僅是福貴的故事,更是屬於每一個中國人的故事。我就是懷著這種期待閱讀《現實一種》,不過它所帶給我的感受與《活著》孑然不同,我不能斷言這是好或壞,但確實與我的期待有相當的落差。

    〈現實一種〉的故事是敘述一個孩童無意把他的堂弟給弄死了,結果死者的父親山峰要求他的哥哥山崗血債血還,山崗的兒子死後山崗又用計殺死了山峰,最後山崗被判刑,他的遺體經過利益交換後被許多醫師作為醫療用途,故事內還有兩兄弟的妻子和一個垂死的母親。這個冤冤相報的故事,內容充滿暴戾,用的筆法卻是十分冷淡的直敘,讀者做為一個旁觀者看待這一連串的悲劇,就我而言,讀起來感覺不太愉快,我試著去思考其中的寓意或隱藏的義涵,遺憾的是我一無所獲,或許結尾一段關於器官被瓜分的部分是想要突顯人性的貪婪,但我始終不太明白為何作者要以一個無知的小孩作為故事的殺機,即便寫的是關於生命的荒謬應該還有更貼切的其他比方才是。

    〈河邊的錯誤〉內容是描述一串奇異的殺人案件,故事圍繞在警察馬哲的辦案過程,內容引人入勝,把警探的冷靜描寫得栩栩如生,還埋了許多伏筆,例如他迅速逮捕瘋子嫌犯看似不理性,後來由助手小李道出原委才知是虛晃一招,其實是想讓其他嫌犯心防鬆懈,讀到此不讓人拍案叫絕直呼過癮。隨著案情進展越來越撲朔迷離,更會讓讀者一刻也不想停地想要一口氣讀完。如果作者要寫成一部偵探小說,那〈河邊的錯誤〉懸疑的元素完全都掌握到了,精明的神探、細心的助手、還有不到最後一刻都不知道的兇手,精彩程度絕對不亞於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集〉,只可惜這似乎並非作者的初衷,大家要求馬哲裝瘋以避刑責的結局自然是別有深意,只是作為故事的結束還真令人感到措手不及,因為既沒有交代嫌疑犯許亮為何要自稱兇手,也沒有道出瘋子是兇手的確切證據,反而以馬哲槍斃了瘋子作結,留下了諸多疑問未解未免有吊人胃口之感。另外,故事場景多次提到么四婆婆的「鵝」,很容易讓讀者以為與案情有關,結果竟卻跌破眼鏡地毫無關係。不過〈河邊的錯誤〉有別於其他余華的作品,內容的確會讓人感到驚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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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繼光,字元敬,世襲登州衛指揮僉事。父親名叫戚景通,曾升任至都指揮署大寧都司,後來入京掌神機營頗有建樹。戚繼光自幼即氣宇軒昂,家裡貧困但喜歡讀書,經史大義都能夠通曉無礙,被推薦為署都指揮僉事到山東抵禦倭寇,後來被調到浙江擔任參將,分掌寧波、紹興、台州三郡。

    嘉靖三十六年(1557),倭寇進犯樂清、瑞安、臨海,戚繼光來不及救援,朝廷考量道路險惡難行沒有將他治罪。之後他和俞大猷的軍隊會合,雖在岑港包圍了汪直的餘黨,卻因久攻不克而被朝廷免官,但仍戴罪繼續討伐,後來餘黨突出重圍逃亡,又有另一批倭寇掠奪台州。給事中羅嘉賓等人認為戚繼光不但辦事不力而且可能私通倭寇便將他彈劾。才要問罪時戚繼光就迅速平定汪直等海盜,朝廷於是將他復官改擔任台州、金華、嚴州三郡的參將。

    戚繼光初到浙江時,發現因為衛所兵制的關係,軍人戰鬥力不佳,而且金華、義烏等地民風慓悍,於是戚繼光向朝廷請求招募三千人,傳授他們攻擊方法及教導長短兵器搭配使用的技巧,軍隊從此精悍。戚繼光注意到南方多為沼澤濕地,不利於追逐的作戰方法,就配合地形制訂陣法,為了使步兵行軍順利,全部的戰艦、火砲、兵械都進行了汰換。從此「戚家軍」的威名遠播於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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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1.jpg    我從不抄筆記,聽演講或上課都是,當然老師強制規定的那不算,在我看來筆記是自發性的,所以強制抄筆記應是作業才是。因此當別人振筆直書時,我總是悠哉自得,有次有人問我:「這演講如此精彩,你不抄點東西下來嗎?」我笑著回答:「你抄了就等於我抄了。」意即你既抄了重點我看你的不就得了。這是玩笑話,其實我並不這麼想,在我看來,臺上講者口沫橫飛,我若記得下來代表他說得生動,因此我印象深刻;若我記不住,那代表講者講得枯燥,不記得也就罷了!

    看別人振筆而自己卻無所是事時,不知為何心中會有一股優越感,好似「自緣身在最高峰,笑看眾生庸碌態」。不過這快感往往只有一時,到了考試時候,不能免俗還是要下峰跟眾生借來看看到底老師寫些什麼。在我看來筆記也是一門高深學問,我認識的朋友只要是持之以恆做筆記的,沒有一位不上國立大學的。不過筆記不是人人都可以抄的,例如開學時候,誠如俗諺所言:「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每個同學都希望新學期是嶄新的自我,因此大家第一堂課時往往都是在新課本上疾書奮筆,此時我就會與旁邊的同學耳語,我說:「你看那人,字寫得歪七扭八,我敢打賭下個禮拜他就不會抄了,再下個禮拜恐怕連課本也懶著帶了,至於再下星期他會不會來,那恐怕已是未知數。」這種怠惰,是大多數人的通病,所以許多人的課本總是第一課有重點、有筆記,至於第二課以後總是潔白如新,當然口水漬除外。

    我雖上課不抄筆記,但讀書喜做筆記,看到重點或寫得好的地方,往往會畫線、眉批,雖然字體欠佳,不過還是怡然自得,未嘗以為劣。尤其讀歷史文章,讀畢後閉目深沉,靈感時而如大潮巨浪般翻天覆地的宣洩而出,右手遂不聽使喚,深怕略有停歇靈感頓枯,此時彷彿如張序酒後行草(或稱乩童起乩),久久無法自己,直到激情過後,驀然回首才驚覺筆到之處一片狼藉,一張紙雖密密麻麻,卻完全看不懂到底寫了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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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將我囚禁?」胡若望天真的問著。然而他真的瘋了嗎?顯然的胡若望並「完全」發瘋,他為自己脫序的行為做出了合理的解釋:睡地板是因為「感覺到房間不通風而且床架太高。」(38頁),偷馬的原因是「一匹馬正留在那兒無人使用」(40頁),撕碎班茲敬送的保暖毯在於「毯子已經給了我,我是撕碎我自己的毯子」(100頁)。然而這些解釋無法說服傅聖澤及其他人,他曾寫道「伏地三磕頭、四磕頭或九磕頭奶常見之禮,但絕非胡私訂的五磕頭。」(107頁),何況在中國可以任意駕駛他人的馬匹?而撕碎「自己」的毯子也非一個正常中國人會有的舉動。且尚有其他的怪異令人摸不著頭緒,如「胡從行進中的馬車跳下,並順著種有成排灌木的馬路跑下去。他抓起一把把不知名的果實,順手就往嘴裡塞。」(46頁)、「胡像脫韁的野馬,繞著原野狂奔……無論何時只要一見到新奇的事物,他一定會跳出去端詳一番。」(55頁)、「(胡)從桌上和食廚裡拿他喜愛吃的東西吃。當工作人員反對時,他就用中國話對他蠻橫吼回去。好奇的人群聚過來。於是扭打鬥毆會出籠。」(55-56頁)、破壞班茲家的門破門而出(68頁)、製做旗鼓在教堂前面用中文傳道(70頁)。

    是誰的問題呢?史景遷(Jonathan Spence)把這個問題拋給讀者(本書的原著名為《 The Question of Hu?》)。我想所有的人都有一點吧!從戈維爾的阻撓開始就注定了這趟旅程的光怪陸離(難怪傅聖澤最後在信中也如此地向戈維爾抱怨)。而傅聖澤在各地週旋,為了他那十一大箱的書、他的學術工作(帶胡來歐的初衷)、他與教廷的會晤,胡若望對他來說只是一個令他頭痛的包袱,他一廂情願的希望胡若望應該要習慣法國的風俗才是。相較之下,胡若望是可悲的,只有一個人能與他溝通,也許就是這樣才使得他的行徑越來越怪異吧,否則為何面對喪母之「夢」會如此難過。別忘了,他原本是一個「稱職」的守門人,這些「正常」人最終受不了胡若望的怪異行徑,仁慈地讓他住在夏朗東醫院,待他正常後在遣送回中國,我想起了傅柯(Michel Foucault)在《瘋癲與文明》裡頭的「愚人船」(即便有人說這是虛構的)。「為何將我囚禁?」胡若望問道,難道不是說:「我是正常人,不明就裡將我關起來的人才是有問題的。」

    再看看胡若望「欲成為一個乞丐。走遍法國,一路行起。他不要車和馬。靠其雙腳就夠了。」(44頁) 的聖徒之姿,我才恍然,原來傅聖澤帶了一個中國的胡若望,想要從中國禮儀、中國經典中去尋找西方上帝的存在,殊不知他就是西洋的「胡若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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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婦人王氏之死》(臺北:麥田出版,2001)中史景遷(Jonathan Spence)把蒲松齡的《聊齋誌異》用於郯城縣志以外對於郯城社會的註解,用虛構的故事來做史料是一種很創新的作法,但要這麼做必須要有一個前提,那就是要先確定故事的背景不是虛構,有人說托爾金的《魔戒》是二戰的原子彈,但它背景卻是一個架空世界,所以就不符合上述的原則,無法與史料並用。關於蒲松齡的部份在58頁中有一段內容提到:「當蒲松齡努力去定義他在其中成長,卻無法表達的那個世界時,他就會在許多故事中,將幻想和現實用上述的方式結合。」所以故事中的那些鬼怪我認為可以將之視為蒲松齡對當代社會的諷刺或女性內心情慾的側寫,多少反映出社會為人忽略的另一面,關於這一點前者在57頁狐仙與盜戶、135頁崔猛、166頁張氏婦的故事中可以看到;後者則可以在109頁老寡婦的故事中可以看到,另外也可以從168頁宗湘若、172頁南三復的故事看出蒲松齡對中國人(特別是受過教育的一群)對於性的需求卻又礙於傳統束縛的揶揄。

    從第三章〈寡婦〉裡到處可以看到中國社會賦予女性的道德和中國男人對於婦女行為的期盼,前者像是縣志中會對於殉夫的行為持肯定的態度,以烈女視之,特別立傳、立牌坊加以表揚以作為女性的楷模,但我想恐怕沒有人會把男子殉婦的事蹟列壯士傳來表揚;後者像是裹小腳、忠夫。在175頁雲翠仙故事中蒲松齡讓女性反咬一口,可是現實的女人往往沒有通天的法術,蒲松齡也許在這個故事中想要表達的和魯迅在狂人日記中表達的一樣─禮教吃人,禮教的枷鎖一直禁錮著婦女的思想以致於其行為異常而不自覺,蒲松齡只能用筆鋒替女性平反(96頁小二和112頁細柳的故事也是如此)。

    史景遷從郯縣的悲劇側寫明清的律令(包含賦稅和刑法),可以看得出清朝的法律是依照前朝增訂的,在128頁一條細緻法律中,「即時」這個詞充分表達法律與現實微妙之處,是很有趣的地方。這本書一共260頁,王氏在185頁才登場在205頁就死了,185頁以前詳細陳述了郯城的時代背景,看似零散卻也充分還原出郯城困窘的原貌,205頁以後敘述黃判案的原委。史景遷很細膩的分析附近地形,將王氏可能逃亡的三條路線條列出來,但對於情夫為什麼把她中途遺棄卻沒有交待(連揣測也沒有),這關係到王氏日後的命運卻留了片空白是有些不妥。但整體來說我認為王氏命案不算是一起懸案,顯然任在行兇前沒有做好縝密的計畫,但不能說完全沒有計畫,因為他打算要嫁禍給高,但他被更夫嚇著後就恍了神,既沒有備案也沒有事先調查高的行動作息,於是供詞疑點重重,想要破案本身並不是難事,重要的反而是後面充滿彈性判決,判決的基礎我把它分成三類,第一是基於大清律法、第二是儒家人倫、第三是民間信仰。把任父、任、高、以及死去的王氏都給了公道的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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