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遊於歷史與現代之間

前幾天讀于慎行的筆記《穀山筆麈》，發現一則漂流民的故事，是他同事告訴他的，內容是一個漁人遇到颱風漂到一個荒島，與土人相處一陣子，並帶回了一些寶石，又趁著下一個颱風漂回原鄉，原文載：

嘉靖中，海豐有漁子數人駕一舟入海，忽為颶風所漂，泊一絕島，險峭無人，漁子相對號泣，以為必死。因入其中，見古木蓊蔚，鳥雀啁啾，不似人境。行可里許，林木之中，微有烟火，稍見人跡。其人皆椎結袒裼，網木葉為裳，面目犁黑，肌膚如枯，睢睢盱盱。見漁子入，相顧驚笑，語不可解，稍前逼之，輒走不敢近。其居率如蘧廬，而無爨釜，其旁往往有池，池中以密浸食物，大抵黃精、薯芋之屬。漁子饑甚，前取食之，其人亦不嗔，但遠立而笑。已而取葉食之，亦將以授漁子使食。漁子始泊，舟有餘魚，已而魚盡，苦饑不得已，從之食。食久益甘，而其人亦稍狎，相與遊處，但語不通耳，如是者月餘。其山澗流水處，皆文石五色，瓘落可玩，漁子各收數升，置之舟中。一日，颶風大至，飄返故岸。家人以為已死，見之驚喜。已而取所挈文石，則皆靺鞨瑟瑟諸寶也。其中有紫者，以五銖入火，間以白金，成黃金二兩，不鎔，則柔甚，可屈折云。太僕丞葛君為予語狀。[1]

海豐縣在汕尾，原文提到漁人漂到的荒島有高山木林、森林礦石，原住民皮膚黝黑，食用番薯之類的東西。符合這些描述的有臺灣、琉球吧，可是要飄到這些地方似乎都有點勉強。看故事的結構，有點像浦島太郎那類的童話故事，我覺得其他筆記小說應該也會有這樣的故事，所以大概是虛構或誇大的吧！

        宋代的理學家如張載（1020-1077）、朱熹（1130-1200）等人，總是想把握時間讀書，對於睡覺有著不得不睡的抗拒態度，希望能晚睡早起，不讓自己多睡，這也是理學中存天理去人欲的一種實踐。

明王朝將程朱理學視為正統，科舉也多由此出題，所以明代初期也維持這樣的基調，常常看到讀書人犧牲睡眠，點著蠟燭在夜間讀書到一、二更的記載。到了明代中期，讀書人越來越晚就寢，甚至有通宵讀書的記載，一方面可能是因為工商業比較發達了，百姓們也大多認為到三更才算晚；另一方面，因為參加科舉考試的人愈來愈多，錄取的機率相對地變低，而壓力也就愈來愈大，讀書人自然更想拼命讀書了。

可是到了明代後期，讀書人的睡眠習慣又有了一次較大的變化，因為當時開始流行王陽明（1472-1529）的「心學」，對於把睡眠當作人欲的看法有所懷疑，崇尚心學的讀書人比較重視良知，認為只要順著良知作主就可以了，對於睡眠抱持較正面的態度。至於取得功名，或是不以舉業為目標的文人，也可以自由的改變睡眠習慣，在夜間讀書，或是夜遊活動都是常見的事。

        最近有一個寫作計畫，因此要收集明代歷史中有趣的課題，又把書櫃的每一本書都拿出來翻了一下。我在李敖的《要把金針度與人》（臺北：商周出版，2000）發現一本非常稀見的書。

        李敖的這本書是將兩百本古籍作精簡的提要，給一般人看還可以，給史學研究者來說，用處就沒那麼大了，所以我當時也沒仔細讀。可是今天瀏覽目錄時，發現編號第90的《秋審小看》過去從來沒見過，李敖寫道：

我收藏有一部《秋審小看》的原稿，是清朝光緒九年（一八八三）到十八年（一八九二）浙江、安徽的一些地方刑事案件紀錄。包括浙江的……（地名略）、安徽的……（地名略）。書都是一位有心人的筆記，用毛筆寫在棉紙上，裝訂在高一九‧一、寬一四‧三公分的小冊上。因為案件涉及的面是省級的，所以作者必然是省級的一位公務員。從這本難得的手稿裡，我們可以看到不少奇聞軼事。

      最近我在寫東西時，要幫每個課題分類，不知道怎麼分比較恰當，就想起杜正勝院士在〈什麼是新社會史〉有初步的綱目，因此就把抄出來給大家參考吧！

        我覺得這份綱目非常完整，不過有些相近的項目，就不知道杜院士是如何區別的，例如「社群禮節」分在兩項中，而「角色身分」和「親族人倫」重複性也相當高。

        之前曾經寫了一篇短文〈中央研究院院徽上的甲骨文〉，提到中央研究院的院徽是在1998年徵選的，並在1999年修改。不過我那篇短文沒有介紹候選的情況，所以在這邊補充一下。圖文出處是：不著撰人，〈院徽徵選公告〉，《中央研究院週報》，660期（臺北，1998），頁3-4。

1.此圖表達中央研究院的三大研究系統：數理、人文及生命；分別以不同符號表示，如盾形圖案中的左上角代表數理，右上角DNA螺旋體代表生命，正下方展開的書籍代表人文。

        第一個沉思是「論可以引起懷疑的事物」。笛卡兒指出過去很多事情是建立在錯誤的基礎之上，若要追求真實的東西，就非得要把一切的事物都清除，重新開始。不過，這是一個大工程，所以笛卡兒記著這件事情卻沒有做，等到他寫《沉思錄》時，覺得沒有比現在更好的時機了，所以就開始思想的大掃除了。

在確定無疑之前，哪怕是有一點可疑的東西都要拋棄，但沒有必要去一件一件地證明舊見解是錯誤的，這太費功夫了，恐怕也會沒完沒了。笛卡兒認為只要從最基礎開始，就像高樓一樣，若拆掉地基，其他地方也就隨之倒塌了。

什麼是最真實可靠的呢？笛卡兒說是通過感官而來的，就如他現在正拿著紙筆寫作、穿著睡袍在火爐旁，諸如這類的事情總假不了吧！可是他又覺得感官有時候也會欺騙人，例如他曾經做夢，也夢見他穿著睡袍在火爐旁邊，就與他現在一模一樣，那要怎麼確定他現在到底是醒著還是夢中呢？

        明清州縣官署的六房位置，柏樺在《明代州縣政治體制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的103頁提到：「州縣衙署的橫軸是以儀門、大堂和後堂為中心的。一般在儀門右側是土地廟或城隍廟，左側是迎賓館。左迎賓，右土地，這是依照《考工記》所載的：「左祖右社」的布局，也有不按此制而左右互換的。在大堂前的左右建有吏舍，其左是吏、戶、禮房，其右為兵、刑、工房，超過六房的州縣，其他房也分別安置在左右吏舍。」

        我覺得很奇怪，跟我記憶的不同，覺得柏樺可能寫反了。先回去翻繆全吉的《明代胥吏》（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69），其62頁寫道：「吏胥房均在正堂與儀門間之左右兩廡，因地方衙門坐北而向南，故亦謂之東、西廊舍。其六房分布：東為吏、戶、禮；西為兵、刑、工房。如崇禎尉州志六房圖例。」然後63頁有簡化的六房位置圖。

        再隨便翻了十六本地方志（華中地區），全部都是右為吏、戶、禮房，左為兵、刑、工房，例如下圖《松江府志》。

版本

﹝明﹞計六奇，《明季北略》（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2，〈周順昌被逮〉，頁56-59。因為網路上的通行版有錯漏，且沒有批語，所以按中華書局版重新校一次。

 原文

有一個人拿了一根三丈長的大羽毛給張華看，張華一看，臉都綠了，說：「這是大海鳥的毛，出現這種鳥，代表要天下大亂了。」

陸機帶了一塊醃魚給張華吃，當時有很多賓客在場，張華打開了盤子一看，說：「這是龍肉啊！」大家都不相信，張華就說：「不然你們拿酒澆一下，一定會有奇怪的事情。」結果一澆，果然發出五彩的光芒。陸機回家後問提供醃魚的人，那個人就說：「我在園子裡找到的白魚，看起來很奇怪，所以拿來醃，味道不錯，所以獻給大人。」

兵器庫是封閉的，忽然聽到雉雞在叫，張華說：「這個一定是蛇變的。」打開來看，果然在雉雞旁邊看到蛇脫的皮。

        1996年羅友枝（Evelyn S. Rawski）以滿文檔案中的滿漢區別，撰〈再觀清代〉回應何炳棣於1967年發表的〈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何炳棣1998年再以〈捍衛漢化〉反駁羅友枝抨擊漢化的論點，此三篇文章被認為是引起「新清史」研究的開端。論戰三文現俱已中譯。分別為：

1. 1.何炳棣著；陳秋坤譯，〈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史繹》，5（臺北，1968），頁60-67。
2. 2.羅友枝著；張婷譯；李瑞丰校，〈再觀清代──論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意義〉，收入劉鳳雲、劉文鵬編，《清朝的國家認同──「新清史」的研究與爭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頁1-18
3. 3.何炳棣著；張勉勵譯，〈捍衛漢化──駁羅友枝之〈再觀清代〉〉，收入劉鳳雲、劉文鵬編，《清朝的國家認同──「新清史」的研究與爭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頁19-52。

        羅友枝〈再觀清代〉譯文其中的 Qing History and Chinese Nationalism一節因故並未譯出，現由中正大學歷史所碩士生王婷補譯，且由甘德星教授校訂，不過目前為止也只譯了兩頁，非常期待能夠完成。有興趣的可以上「中正大學滿洲研究」網站上瀏覽（點此連結）瀏覽。

        至於〈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譯文的作者陳秋坤，現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的研究員，該文是他大學三年級所翻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資訊很混亂，有的誤記為劉石吉教授翻譯，有的誤記為發表在《東海大學歷史學報》，有的誤將篇名作〈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害我找了半天。總之，最正確的書訊就是上面所列的。文中有幾處翻譯是有問題的，例如：sinicized兼用了「漢化」和「中國化」，那時當然不知道sinicized一詞在三十年後成為論戰的標靶。又如真德秀的《大學衍義》因為沒有細查而音譯為《大學演義》，感覺變成章回小說了。還有1683年鄭克塽投降後，原文說中國進入Pax Sinica，被翻譯為「中國和平」比較不傳神，一般都說是「康乾盛世」。

    前幾天在書店的回頭書區看到王汎森的《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臺北：聯經出版社，2013），雖然打了五折，還是不便宜。感覺裡面的論文大多是舊作，最終還買不下手。

1. 第一章，〈清初思想中形上玄遠之學的沒落〉，《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9：3 （臺北，1998），頁557-587。
2. 第二章，〈清初「禮治社會」思想的形成〉，收入陳弱水主編，《中國史新論．思想史分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2），頁353-392。
3. 第三章，〈清初的講經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8：3 （臺北，1997），頁503-588。
4. 第四章，《何以三代以下有亂無治？：《明夷待訪錄》〉（臺北：網路與書出版，2011）。
5. 第五章，〈明末清初的人譜與省過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3：3 （臺北，1993），頁679-712。
6. 第六章，〈日譜與明末清初思想家——以顏李學派為主的討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9：2 （臺北，1998），頁245-294。
7. 第七章，〈從曾靜案看十八世紀前期的社會心態〉，《大陸雜誌》，85：4 （臺北，1992），頁1-22。
8. 第八章，〈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文獻中「自我壓抑」的現象〉，新作。
9. 第九章，〈對《文史通義．言公》的一個新認識〉，收入丘慧芬編，《自由主義與人文傳統：林毓生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臺北：允晨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05），頁229-255。
10. 第十章，〈程廷祚與程雲莊－清代中期思想史的一個研究〉，收入《文化與歷史的追索—余英時教授八秩壽慶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頁245-271。
11. 第十一章，〈清代儒者的全神堂——《國史儒林傳》與道光年間顧祠祭的成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9：1 （臺北，2008），頁63-93。
12. 第十二章，〈道、咸以降思想界的新現象——禁書復出及其意義〉，收入陳弱水主編，《中國史新論．思想史分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2），頁415-450。
13. 附錄，〈從東亞交涉史料看中國〉，《東アジア文化交涉研究》，別冊1 （大阪，2008），頁93-96。

「鄉紳」是指明代後期江南三角洲一帶的進士、舉人等上層紳士（張仲禮的分類）。「鄉紳」一詞與「鄉官」、「鄉宦」一樣，先於當時白話小說中出現，後來成為法制詞，並擴大至全國通用。而「鄉紳」一詞和常見的「士大夫」有很大的重疊，但「鄉紳」帶有較負面的意涵，衍生出這樣的詞彙，與士大夫和民眾的距離愈來愈疏遠有關係。

宮崎市定曾以蘇州為例，指出士大夫有兩種類型，官場顯達在鄉里置產者稱之為「鄉宦」，他們雖與故鄉保持聯繫，但是常倚仗權利，在鄉間為所欲為，故成為民眾怨恨的目標。而那些被拒於官場的鄉里士大夫稱為「市隱」，儘管有生員、舉人等學位或某官職，但熱愛故里，與民眾同甘處。宮崎氏的「鄉宦」、「市隱」分類雖看出士大夫與民眾的兩種關係，但卻看不出時代的連續性，因為士大夫與民眾的關係是由親至疏的，即從「民望」到「鄉紳」的過程。

明代中期以前，江南的士和民生活空間是一體的，多居住在鄉間從事農業經營、水利開發，並負擔糧長等徭役，稱之為「鄉居地主」。但在明後期（約在嘉靖年間），因為江南的商品經濟愈來愈發達，商業化的結果，使士大夫日益追求私人的利益，以官僚身分為後盾，拒絕負擔徭役，濫用優免的特權，並有接受他人田土詭寄或投靠的行為。其居住空間也開始產生變化，有城居化的趨勢，可說是與鄉村居民切斷了的關係。

晚明的思想有許多變化，傳統儒家的道德規範在不同程度上被背棄，如錢謙益（1582-1664）、吳偉業（1609-1671）等黨社人士都選擇降清，黃宗羲雖不仕清，卻與當朝官員有所接觸。溝口雄三（1932-2010）以王守仁（1472-1529）的心學不否定人欲、李贄（1527-1602）用「童心說」追求人的社會本質，而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表達肯定「私欲」的民本主義與否定絕對君權的新式君主觀，皆使社會秩序觀產生質變，形成一種承認人性情感和欲望的思想趨勢。

溝口氏並以思想的變化討論「鄉治空間」的概念，「鄉治空間」是指各地社會秩序得以形成的場域，是由官吏、鄉紳、平民通過宗族、行會、善會、團練等組織的活動形成的活動空間或秩序空間。明末清初的「鄉治空間」呈現膨脹的狀態，民眾意識高漲一方面與黃宗羲、顧炎武等人提倡的「封建」、「公論」言論有關；一方面也是天理、人欲、理氣論等哲學概念產生變化。溝口氏認為民眾組織宗族、參與善會等活動的原因可能與此有所關聯。

其實我還不太理解「鄉治空間」和晚明思想的關聯性，溝口氏在書的下一章〈動盪的清末民初時期〉也許還會再解釋。不過，我想起奧崎裕司〈明代地主思想之分析〉這一篇短文提到的一個見解，或許可以幫助我理解溝口氏的思路。奧崎氏說道：

   讀森正夫的〈地域社會與森林：傳統與現代〉一文，發現最後有一個參考書目表，貌似滿有用的，就把他抓出來。幾年前寫環境史專題時也有整理過，但日本學界的研究始終不熟悉，可惜今天才看到此文。不過，邱老師有很多篇講森林砍伐的，森氏皆都沒列出，我把他放最後面好了。

一、日本關於中國明清、近現代森林史研究
（1）上田信，〈清代的福建社會〉（《問俗錄》解說。陳盛韶撰；小島晉治、上田信、栗原純譯，《問俗錄 福建、臺灣的民俗與社會》，東洋文庫495，1988 年）。

康笑菲的《狐仙》裡面有提到狐的隱喻，早期的狐仙與胡人形象有關，明清的狐仙常常是以藝妓形象出現，蒲松齡的《聊齋》中多為這類。昨天讀陳寅恪的《柳如是別傳》，看到了類似的說法，略云：

寅恪嘗謂河東君及其同時名姝，多善吟詠，工書畫，與吳越黨社勝流交游，以男女之情兼師友之誼，記載流傳，今古樂道。推原其故，雖由於諸人天資明慧，虛心向學所使然。但亦因其非閨房之閉處，無禮法之拘牽，遂得從容與一時名士往來，受其影響，有以致之也。淸初湽川蒲留仙松齡《聊齋誌異》所紀諸狐女，大都妍質淸言，風流放誕，蓋留仙以齊魯之文士，不滿其社會環境之限制，遂發遐思，聊托雲怪以寫其理想中之女性耳。實則自明季吳越勝流觀之，此輩狐女，乃真實之人，且為籬壁間物，不待寓意遊戲之文，於夢寐中求之也。若河東君者，工吟善謔，往來飄忽，尤與留仙所述之物語髣髴近似，雖可發笑，然亦足藉此窺見三百年前南北社會風氣歧異之點矣。

意思是說蒲松齡筆下的狐女大概都跟那些有才華的名妓很像，其實蒲松齡就是藉此諷刺那些女性，意圖導正社會風俗。

   記得中學國文課教《孟子》時有一句：「孫叔敖舉於海。」然後老師們就會補充孫叔敖一生中最值得說的一件事，即他看到了「兩頭蛇」，傳說看到必死，為了怕別人也看到，於是孫叔敖便把蛇打死。有的參考書還有插畫，畫的兩頭蛇是「Y」字型的樣子，一個身體在前端伸出兩個頭，自然界中確實有這種基因突變的蛇存在，東南亞佛教裡的「七頭蛇」、「九頭蛇」也是這種形象，只是頭的數量不一樣。

    前幾天我翻《三才圖會》，覺得我可能搞錯「兩頭蛇」的意思了，原來兩頭蛇的頭是在首尾兩端，而且居然還有腳。清人阮葵生的《茶餘客話》也載：「予在湖南澧州，見小蛇，色微赤，長七寸許，尾端有首，兩首並行。」黃一農院士的名著《兩頭蛇》是取自明末天主教徒孫元化的詩，孫元化詩中把他看到兩頭蛇後，與自己的心境相比擬：「首鼠兩端乎，猶豫一身爾。」是指他進退維谷的處境，如果是Y字型的兩頭蛇，可能這種拉鋸感就不強烈了，所以孫元化看到的大概也是這種「一」字型的首尾兩頭蛇吧！

     如果按《三才圖會》的文字說明來思考兩頭蛇看到必死的傳說，那是因為兩頭蛇會吃人的關係，孫叔敖既然把蛇打死了，當然人就不會死了，其他文獻裡面的兩頭蛇是長怎樣呢？兩頭蛇又有多大隻呢？值得考察一下。

   在《盛京時報》看到許多有趣的廣告，可能是因為滿洲國的關係，大多廣告都是日商。森永製菓成立一百多年了，在1934年的報紙上看到也不奇怪，不過80年來始終如一，包裝居然都沒變，也算是一件奇事吧！

洋涇濱：在商埠附近為了茶葉貿易而發展出來的語言，除中英夾雜，還有印度語和葡語，好久不見（Long time no see）的出處就是洋涇濱英語。（68頁）

洗澡：福鈞搭船時，座位在船尾，附有草蓆，每天早晨還供應一盆熱水可以梳洗，作者又補充說：「十九世紀的中國人和歐洲人不同，會天天洗澡。」（81頁）其實也不盡然，北方地區我不清楚，不過江南地區的人確實比較常洗澡，也有類似的消費文化。

銀圓：福鈞的目的地是安徽的產茶區，在搭船離開杭州不久，福鈞的隨從小王支付墨西哥或西班牙的銀圓給船長，船長將收到的銀圓拿去客棧賭博，客棧老闆認為是偽幣而拒收，船長於是要求小王改付銅錢。（83-84頁）銀圓在晚清非常流行，徽商也在使用，為何在杭州附近就不流通了呢？書中說在內陸很罕見，倒也不盡然，我想也可能是成色不足的關係，因為銀圓很漂亮又便於交易，有時候民間會當一兩用，不過銀圓含銀約只有6至7成，因此對一方不划算。

        暑假讀歐立德的《乾隆帝》，書中提到乾隆帝是在西方具知名度的中國古人之一，但西方學界對於乾隆的研究卻非常少，只有康無為（Harold Kahn）的一本專著。我從來沒有讀過康無為的著作，就找找看有沒有中譯本，結果只看到一本中研院近史所1994年出版的演講集《讀史偶得：學術演講三篇》，而且居然還訂得到，所以就買了一本。

        收到的書已經泛黃了，果然年代相當久遠。因為是演講集，所以沒什麼架構，單純只有三篇內容互不相關的演講，分別是：〈三位史家以及對他們作品的反思〉、〈帝王品味：乾隆朝的宏偉氣象和異國奇珍〉、〈「畫中有話」：點石齋畫報與大眾文化形成〉。   

        第一篇〈三位史家以及對他們作品的反思〉最有意思，是評論史景遷、魏斐德、孔復禮，作者說選擇此三人單純是因為喜歡他們的作品，他們的書有一個共通點，就是表現出很宏觀的氣魄。

胡適對組黨的態度，吳乃德在《百年追求》第二卷提到胡適雖然沒有領導反對黨的意願，對雷震的組黨行動卻一直是百般鼓勵。1958年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後，還告訴雷震，屆時召開成立大會時，必會出席捧場（127頁）。可是1960年當黨名和成立大會大概日期已底定時，雷震前往拜會胡適，胡適雖參加第二次主席團會議並給予建議，卻勸他們不要組反對黨（153頁），赴美後接到雷震詢問何時回國的信，甚至回信道：「你們反對黨什麼時候成立干我底事？我的回國日期與你們何干？根本不應該問我的行期。」（158頁）胡適態度為何會有如此大的轉變呢？作者僅提到一點線索，即雷震被捕後，當年年底胡適見蔣中正，表示數週前和新黨運動的領導人聚餐，曾說要暫緩成立新黨（193頁），隱約透露胡適早已認為當時組黨不會有好結果，至於此是否為胡適立場轉變之因，抑或是胡適向蔣中正傳達求情之意呢？《百年追求》沒有提供足夠的資訊給讀者判斷。

        萬麗鵑編註的《萬山不許一溪奔：胡適雷震來往書信選集》提供了另一種可能的情況，儘管雷震自1956年始，給胡適的信中不斷地遊說胡適協助參與組黨之事，[1]可是胡適的態度顯得消極許多，無論日記或信件都鮮少談到此事，亦曾為組黨事函雷震，評論組黨宣言之缺失。總之，就組黨而言，雙方有著不小的認知差距，胡適本希望國民黨分化出新政黨，放棄這樣的觀點後，對組織反對黨就不甚熱衷，曾對雷震表示：「丁月波和你都曾說過，反對黨必須我出來領導。我從來沒有回信。因為我曾來不曾作此想。[2]」

再比對雷震日記，發現他對於胡適的參與抱持過分樂觀，甚至一頭熱的情況，如1960年5月25日雷震在日記提到赴南港胡適處，胡適「語多勗勉，並向新黨道賀」。當天胡適日記卻只記載胡適赴醫院健康檢查的數字，即使當月日記中有組黨的簡報，卻沒有文字，難以判斷其意向。萬麗鵑分析胡適的組黨立場，誠如不願掛名為《自由中國》發行人一般，大約只希望維持「諍友」的態度，而非捲入其中。[3]因此《百年追求》中胡適態度之反差，也有可能是史料運用不同所致，且1960年8月胡適赴美後，在致雷震的信中對《組黨宣言》的宣布時機寫道：「我的行期，一時難定。我期盼你們千萬不要『盼俟先生到台後再宣布』。[4]」口氣並不像《百年追求》引用的那樣強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