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遊於歷史與現代之間

       對於李培德教授在〈導論：香港史研究回顧與展望─十九世紀至1988年書籍出版的統計和分析〉中進行的統計分析，我有幾點地方不太明白：

其一、李氏分析道：「第四，前面提及的學位論文統計，英文論文有壓到性的優勢，其中以法政外交和考古地理數量最多，英文對中文的比例分別是1.27及1.61比1[1]。」但是查「表三：中英文著述於不同性質分類之比較」，如下：

 應該是法政外交、地方史、社會數量較多才對。至於中文的比例，我不清楚作者引言中的比例是如何計算的，但若按照中文書除以中文書得到的中/英書籍比例，應是下表：

 其二、作者在表三中將著述的性質區分「學術」、「學位論文」、「政府」、「政府出版」、「個人、公司團體出版」、「工具參考」、「出版資料不全」[2]。其中學位論文為何不歸類為學術，是因為統計需要而特別劃分出來抑或其他原因？作者並沒有解釋。而同表中「出版資料不全」的性質也令人感到疑惑，「出版資料不全」是否不能為其內容區分呢？

 其三、第二小節大量的中/英文書籍統計表格與後文的關聯性似乎較小，除「表四、中英文著述於不同分類和出版年代之比較」可做為後文1980年代本地意識加強，香港史逐漸成為一門獨立學科，因此著作量增多的參考外。其他像是1990年代，大陸學者基於香港回歸的問題，開始大量研究、出版香港史著作[3]，亦無法從前表中窺得情況。

此外，李氏在文末有意將香港史的發展與上海、澳門、臺灣等地區的歷史做比較。事實上，若李氏想將香港史發展的脈絡與臺灣比較，會發現兩者何其相似，起先都不受中國學者重視，兩者都曾因六、七年代中國閉關，而吸引外籍學者進行研究， [4]陳紹馨還撰文表示臺灣是中國社會文化研究的實驗室。兩者亦都是到歷經本土意識抬頭後才逐漸成為顯學，且皆提倡將在地史放入全球史的脈絡中理解。只是臺灣史的發展又因政治意識形態等因素，顯得更趨複雜。

[1]李培德，〈導論：香港史研究回顧與展望─十九世紀至1988年書籍出版的統計和分析〉，頁14。

[2]李培德，〈導論：香港史研究回顧與展望─十九世紀至1988年書籍出版的統計和分析〉，頁15。

[3]李培德，〈導論：香港史研究回顧與展望─十九世紀至1988年書籍出版的統計和分析〉，頁22。

[4]李培德，〈導論：香港史研究回顧與展望─十九世紀至1988年書籍出版的統計和分析〉，頁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