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政治架構在文官的基礎之上，文官組成的集團和武官們的原則全然不同，文官施政追求的是「中庸之道」，這種牢不可破的觀念使之習慣將諸事維持在一個平衡面，他們認為刀劍下的和平只是憑藉血氣之勇所築成的脆弱屏障，時間一久屏障自然會瓦解，若一件事最後是訴諸武力那在他們眼中便是失敗至極的結果。他們一則輕視武將無墨一則又懼怕武將造反，便想盡各種方法壓抑武將，於是在總督巡撫以下設有「兵備使」、「海防道」，雖名為監察然實握調度大權，人事任免、交通各項亦皆由文官所把持，尚有武試竟以刀槍弓馬之術嫻熟與否作為依據，筆試則僅測文字粗通而未涉兵法軍事之事，開辦的「武學」講述的內容亦盡為儒教經典，預期的目的就是讓武將有勇無謀，這樣的政策導致帝國培養出的高級將領極少備有運籌帷幄的謀略能力，而士人對武將的不平等也伴其一生至終，因凡連退伍的軍人都被視為是煩麻或社會的亂源。
戚繼光似乎完全能夠體會明朝武官的困境，他採取的方法總以務實為主，不若譚綸提出一連串超出體制的政策，但所組織的軍隊無可避免的帶有個人的色彩，加上他與張居正的關係密切，於是戚家軍在文官的眼裡不是保衛社稷的干城而是國家的威脅。
蹂躪東南沿海的倭寇不同於一般的海盜，海盜多為烏合之眾，掠奪財物後即呼嘯而去，倭寇登陸後常會建立根據地，有時甚至圍攻城池，其中成員不乏有中國百姓，且人數還佔其大多數，肆無忌憚的行為威脅到以農業經濟為本的明朝帝國，迫使政府採取強硬手段對付，但衝突一開明朝的長期以來使然軍事缺陷盡為暴露，倭寇的熟嫻使用雙刀，與夥伴互為呼應協同作戰，又在進入村莊時驅使難民在隊伍之前，造成中國官軍陷入困惑和混亂之中，戰術優勢和武器精良讓倭寇初期時戰無不勝。
戚繼光的任務不僅是擊敗倭寇，從《紀效新書》中看見得他有條不紊的建軍方案，其核心就是建立軍隊的「集體精神」，連坐法即為一例，嚴刑峻法使軍隊陣容堅強，加上戚繼光著手組織的新軍兵源來自浙江內的的自願兵，道德義務的勸說和群眾固有的民間信仰，使鐵一般的紀律得以在軍中確立。
在此之前，軍隊重視的是個人武藝，戚繼光則讓隊中各種武器協同配合，他發明左右對稱「鴛鴦鎮」，對一個步兵班做了如下的配置：隊長一名、火伕一名、戰士十名。其中四人持藤牌禦敵，二人執長一丈三尺名為「狼筅」的連枝帶葉大毛竹，兩人攜帶可置火箭的鐵鈀點燃火箭後可直衝敵陣，四人手持長槍做為攻擊主力。此一陣隊是團結合作的有機體，鮮少有個人突出的機會，從陣隊的兵器中可得知戚繼光的部隊人沒有脫離農民的氣息，因他招募部隊的原則是只收樸實的農民而拒收城市居民，為農民而設計的鴛鴦陣在後來被加以改進用來對付蒙古。
摘自：黃仁宇，〈戚繼光─孤獨的將領〉，《萬曆十五年》，(臺北：食貨出版，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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