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聞森正夫教授有譯作出版，趕緊買了一本收藏。不曾聽過《「地域社會」視野下的明清史研究：以江南和福建為中心》的日文版，以為是新的作品。看了目錄後，發現是舊作合輯，還沒見到實書，不知道內容是否有增訂。其中部分文章過去無中譯，所以此書仍相當令人期待，當然，更希望有朝一日能有完整的《森正夫明清史論集》譯本。以下是各篇的出處：
1.民眾叛亂、社會秩序與地域社會觀點——兼論日本近四十年的明清史研究
這篇是《森正夫明清史論集》的長序，由于志嘉教授譯出後整理合併，經森正夫教授審定，發表在香港的《歷史人類學學刊》第五卷第二期。
康熙二十六年八月，寓居江寧的董含正陪著兒子董威寶赴棘闈應試，突然看到滿天的蝗蟲，《三岡識略》記載道：「舉子才點名，忽聞空中聲勢洶湧，仰視見飛蝗蔽天，自東北來，日色為其所掩，經過之處，屋瓦層疊數寸。」並抄錄了一則當時的童謠：「蝗蟲入考場，有米也要荒。」這則童謠當然是有心人士教導孩童唱的，因為當年江南鄉試的主考官米漢雯疑似狥情受賄，中試者半為膏粱子弟，落榜的舉子舉行了激烈的抗議活動。
《三岡識略》該條目是隱喻科舉不公正，但他也隱約的透露了江南有蝗蟲似乎是一件稀見的事情，我在吳應箕的《留都見聞錄》也看到類似的話，他說：
江南蝗災甚少，萬曆丁巳曾見之。時府尹徐公救捕之，未幾輒盡。至崇禎戊寅以後，則遍江南諸郡無不有蝗，凡蝗所至之處，有同一禾苗而田畝相連，有食有不食者，不可解也。
《平吳事略》的作者是著明南園嘯客「輯」，至於是輯自哪裡則沒有明說，我發現他與明末清初嘉興人王逋的《蚓庵瑣語》多有雷同。《蚓庵瑣語》常有「余」如何如何的，且又記嘉興一帶之事，應當是原作。若稍微比較一下，《蚓庵瑣語》似乎記載略詳，例如：
《蚓庵瑣語》：「六月二十六日，城破。廿一日，有鄉民十餘舟出城，至南湖。天尚未明，見燐火青青，散漫水波，彌千亙萬。眾懼，足擊船板，揮之不去，豈兵死生魂預遊波上耶？又廿三日，城外見城內天星散落如雨。」
《平吳事略》：「順治二年乙酉六月二十六日，破城。二十一日，有鄉民十餘舟出城，至南湖，天尚未明，見燐火青青，散漫水波，漲千亙萬，眾懼，揮之不去；抑兵死，生魂豫游波上耶！二十三日，城外見城內天星亂落如雨。」
很多地方都說《三岡識略》的作者董含是董其昌的孫子，但這是有問題的，因為董含的祖父並不是董其昌。葉夢珠在《閱世編》提到：「少宰之孫閬石含，以順治辛丑登進士。」少宰即是曾任吏部侍郎的的董羽宸。而董含在《三岡識略》的〈蓴鄉贅客自述〉也可作為佐證，略云：「先大父邃初公，萬曆癸未進士，歷任左副都御史，吏部左侍郎。」邃初是董羽宸的字。
那董含與董其昌是什麼關係呢？從上海圖書館的《董氏族譜》來看，兩人是不同支，應該是從曾孫。
本文是明代科舉系列的最後一篇，要講述明清時代的多數讀書人在科舉門外的選擇，畢竟能夠一層一層過關斬將，擠進入帝國統治階層的人，僅僅是少數的精英。多數落第的考生，有的人仍埋首苦讀，有的人則已在舉業之外尋求另一個人生的目標。
落第的考生可能成為戲曲家、出版業者、醫者、塾師、訟師、商人等各種職業，社會上因而出現了一批具備識字通經的人，將所學貢獻在非政治領域，他們也創作了大量的文學作品，包括詩歌、醫書，甚至是情色小說，伴隨著明代晚期發達的印刷業廣為傳播。
吳中四才子之一的祝允明（號枝山，1460- 1526），屢赴會試不第，晚年才以舉人身分謁選，授得廣東興寧縣知縣。祝允明在家鄉蘇州以書法聞名，他喜好酒色博奕，厭惡繁複的禮節，豪邁地散盡積蓄，招待好友飲酒作樂。因此每當祝允明外出時，總有許多債主跟隨在後，他也以此為樂。許多慕名而來的人，則靠著賄賂酒館的妓女，才得到祝允明的墨寶。
有了功名，可謂無往不利，地方官員見了都要尊敬三分。倘若考不上科舉，又想擁有這樣的榮譽，明代中後期的富人有另一個選擇，那就是「捐官」。
弘治年間（1488-1505）納銀四十兩，就可以獲得冠帶，成為「義官」。四十兩不是個小數目，但為了藉義官的身分牟利，皂隸（衙門裡的低等差役）、奴僕、乞丐、無賴等橫行鄉里之徒，紛紛納銀捐官作為保護傘。
當然，無論買到幾品官，都只是買到了任官資格，無法實際就任。「義官」在官職系統裡稱作「散官」，只是一種沒有指派職務的虛銜。想要實際擔任官職，則可透過「上馬納粟」的制度買一個國子監生的身分，等待朝廷授官，或藉此身分參加科舉。
科舉考試中，主考官的喜惡對於士子錄取與否，有重大的影響。所以考生一旦高中，便以門生自居，主考官則成了「座師」（座主），彼此在名義上存有師生情誼。以下先簡介鄉試、會試、廷試主考官，再講述各種落榜的遭遇。
鄉試的主考官定為兩人，初期敦聘儒學教官、儒士為主考。永樂年間，兩京主考改由翰林院官員擔任，其餘行省仍循舊制，但屢有徇私舞弊之事，至明代中期，各地鄉試亦漸改由京官擔任主考。
嘉靖二十五年（1546）的浙江省試，有一位主考官評完了卷子，夢到自稱杭州知府的官員來請託。考官夢醒以後，看到不知哪來的一個卷子在桌上，於是從錄取的卷子中抽一卷來相比，覺得冒出來的這卷好一些，便將兩卷交換過來。
科舉制度採取許多防弊措施，諸如將考卷彌封、謄錄，避免考官徇私。《明史‧選舉志》除記載考試、選官的制度，也記載重大舞弊事件，以作為警惕之用，書中總結道：
其他科場的醜事，往往是順天鄉試最多，其他地方稍微少一些。諸如賄賂考官、挾帶經書、調換考卷、冒名應考等等各種弊端，實在列舉不完。而在考卷裡用暗號是最為厲害的，這種情況很曖昧，考官猜出考生，借此拔擢，或是報復的皆有。
從《明史》這段記載，可知作弊風氣屬鄉試最為嚴重。而與順天鄉試同等份量的應天鄉試，其作弊風氣也是不遑多讓，有些考生預先推敲可能的閱卷官員進行賄賂，在試卷上寫出約定好的詞彙，稱為「關節」，考官便知道試卷是某人所作。
明清時代鄉試與會試的考場稱為貢院，貢院裡有一排一排的屋舍，每舍還有若干隔間，稱為「號舍」，「號舍」用《千字文》編號，再依數字排次，即「天字一號」、「天字二號」等依序排列。但禍、惡、罪、傷等較不吉利的字，以及皇、帝、聖等屬於皇家的字不用。
雖然明朝開國不久就實施科舉，但修築貢院需要花費不少資金與尋覓土地，所以各地的貢院並非在明初就建制完成，例如應天府（南京）起初未設貢院，借用京衛武學（軍事訓練學校）作為考試場地，每值科舉年分，便要拆除武學儀門、牆壁，以茅草搭建考場，再於試後重建。遲至景泰五年（1454），應天府尹馬諒言才建議將錦衣衛（皇帝的情治機構）紀綱的官房改建為貢院。紀綱在永樂年間牽涉謀反被處死，據說每逢鄉試時，考生仍會聽到地板上傳來陣陣馬蹄聲。不過新建的貢院與舊院（妓院）僅有一河之隔，考生穿過秦淮河，在青樓中笙歌冶遊，彷彿能暫時忘卻考場的煩憂。
清代初期的常熟文人陳祖范（1675-1753）參加過好幾次科舉，對於江南貢院內各個位置皆瞭若指掌，他曾撰寫一篇〈別號舍文〉分析號舍的優劣，文中將號舍分為四種：「老號」沒有什麼缺失，或坐或躺，都相當舒適；「小號」是指因修築不慎，空間較為窄小的位置，坐起來十分難受；「蓆號」是指屋瓦老舊的位置，不但難避風雨，還要擔心燭火燒到籬笆；「底號」則是指在廁所旁邊的位置，氣味令人作嘔。陳祖范說他總是被分配到後三號，所以氣到頭髮都白了，難怪寫不出好文章。
洪武三十年（1397）竟然產生了兩位狀元，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原來大學士劉三吾（1313-？）擔任主考官時，會試與廷試的第一名都是南方人，且這次的金榜內竟無一北方人，便有流言指稱劉三吾出身南方，因此偏袒南方人。朱元璋聽聞後非常氣憤，另派翰林院官員張信（1373-1397）主持複查試卷，要求在下第試卷中挑選優秀者進呈。
張信閱卷後，認為落榜的試卷確實不佳，朱元璋當然就更加氣憤了，他把這次的考官全都治罪，在六月又舉行一次廷試，由他親自策問，重新拔擢了六十一名進士，皆為北方人。因此，洪武三十年共發兩榜，後人稱為「南北榜」或「春夏榜」。
早在八年前（1389），朱元璋曾在謹身殿與翰林院學士討論治民之道，與他對談的正是南北榜的主考官劉三吾，當時劉三吾說：「南北風俗不同，南方適合用德行感化，北方適合用暴力制服。」朱元璋答道：「地有分南北，人民則無二心，帝王應該一視同仁，怎麼可以有差別待遇呢？」此語令劉三吾羞愧的無話可說，也隱含著朱元璋試圖拉近南北差距的心願。從這樣的角度剖析八年後「南北榜案」發生的契機，或許可以看作是朱元璋攏絡北方士人的一種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