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遊於歷史與現代之間

明帝國幅員廣袤，會試與廷試既在京師舉行，各地的舉人免不了一趟遠行。自宋代起，距離京師較遠的地區，官方會給予趕考的舉人「公券」，自啟程至還鄉，費用均由公家給付。

明清時代的舉人考進士，官方也會提供赴考旅費，記錄典章制度的《大明會典》簡約地寫道：「當考中鄉試，身分成為舉人，出示官方的憑據，官方應當給付路途的津貼，參加禮部主持的會試。」

明代官方並給予考生一種准許在驛站食宿及使用車馬的憑證，稱為「郵符」。但往返皆補助的政策在崇禎十三年（1640）有了改變，兵部尚書楊嗣昌（1588-1641）實行了一項新政，即會試沒中的考生回程沒有「郵符」，造成一些考生流離不能回鄉，甚有在異鄉自殺者。

在講述明代的任官途徑時，曾提及只有少數的「充場儒士」不必就讀官學就能考科舉，多數童生仍須由「童子試」（童試）取得「生員」資格，進入地方官學就讀，才能更進一步考科舉。

「童子試」儼然如小規模的科舉，要經過縣試、府試和院試等層層關卡，有些學子在此階段就屢屢受挫，終其一生未能正式參加科舉。不過在明代晚期，官銜和考試資格都可以用錢買得，童生只要花費幾兩銀子便可以參加院試，沒有錢尋求知名人士引薦的童生反而不容易錄取，所以當時的讀書人將府試稱為「府關」，僥倖通過了這關，要成為生員就像拔草一樣簡單了。

自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詔天下設立學校起，地方官學的建置在洪武朝已趨於完備。各個地方官學招收的生員額數有定，而生員又依學問高下分為若干種，在正額內錄取的生員每月可以領取官府發放的廩食，稱為「廩膳生員」（廩生）。額外增收的生員稱為「增廣生員」（增生），雖然沒有廩食可領，但可以遞補廩生缺額。後來愈收愈多，增收生員之外，又再增取的生員稱為「附學生員」（附生）。附生之後，還有青衣生、社學生（發社）。

國子監與各級學校統稱為「官學」或「儒學」，「官學」顧名思義，就是由官府所興辦。除此之外，朱元璋多次下令全國設立「社學」，「社學」是一種民間興辦的學校，招募十五歲以下的子弟讀書，講授禮俗、律令等內容，美其名是使幼童沐受儒家文化的薰陶，其實也是宣傳政令的一種形式。

朝廷幾次要求地方「重建」社學，可推測社學並不成功，由於地方官失職，或受限經費短缺，部分社學設立不久後就廢棄了。若以科舉入仕為目標，作為預備教育的蒙學，主要以宗族興辦的族學，或私人興辦的塾學為主，尤其又以「族學」最具代表性。

宗族領袖會將一部分族田的收入作為興學之用，因為讓族人入仕為官，是維繫宗族勢力最好的方法，所以就算是經商之家，也會培養一、兩名子弟學習文理，準備科舉。族學一般只收納宗族成員與近親子弟，課堂人數約在十人左右，既有教育族人的目的，自然不太需要煩惱學費，良好的族學擁有完善的膳宿制度，飲食、課桌、文具、衣物等必需品一應俱全，表現優秀的學生還有額外獎勵。

1368年，四十歲的朱元璋（1328-1398）在應天（今南京）登基，大明王朝迎來第一個春天，此時南京的春天比往常還要溫暖，一切看似都在好轉。

然而朱元璋的考驗才正要開始，此時帝國尚未一統，元順帝（1320-1370）的勢力盤據大都（今北京），四方仍不時傳來水、旱災的消息。許多人民流離失所，尚未回到家鄉耕墾，又或者當他們返鄉後，發現原來的田地已被占據。於是朱元璋說：「因為逃避兵亂離開家鄉的人民，若田產已被其他有力之家耕墾，官府應給予附近的荒田讓原本的田主耕種。至於其他的荒田，也應允給其他人民耕作，並免除他們三年的徭役（每年的義務性勞役）。」

朱元璋一方面安頓百姓，一方面也急著招攬人才，他徵求天下賢才到京師（南京），安排這些賢才擔任地方官的職務。又聽說有些學問淵博、才德兼具的人對於新政權有些顧慮，所以躲避在山林裡隱居，朱元璋特地請官員前往訪查，邀請他們出來服務。

湖南文人陳洪謨（1474-1555）在筆記裡寫到一句話：「弘治九年（1496）春天，我到京師參加會試，聽到有傳言說今年狀元仍然是蘇州人。[1]」他會這麼說，是因為前一科的狀元毛澄（1460-1523）為蘇州府崑山縣人，而和陳洪謨同科的狀元朱希周（1473-1557）也出身蘇州府崑山縣，甚至連當年的主考官王鏊（1450-1524）也是蘇州人，巧妙的地緣關係，難免讓人搬弄口舌。[2]

在陳洪謨有生之年，蘇州還會再出兩位狀元，難道蘇州人特別容易高中狀元嗎？似乎真有這麼一回事，蘇州自隋唐時代開科以來就常出狀元，明代出了八位狀元，至清代更出了二十八位，是全國之最。

清代初期有一位名為汪琬（1624-1691）官員在翰林院與同僚相聚，在場的官員紛紛自誇家鄉的土產，只有汪琬不發一語，因為蘇州是交流商品的市鎮，土產並不是特別出名，便有一位官員揶揄道：「蘇州是有名的地方，汪公您是蘇州人，怎麼不給我們講講蘇州的特產呢？」汪琬說：「蘇州的特產不多，只有兩種。」這麼一說，眾人反倒好奇了，便問是哪兩種？汪琬回答道：「第一是梨園子弟。」聽到這樣不入流的答案，在場的人無不拍手大笑，又問另一樣是什麼呢？沉默的汪琬才接著說：「狀元！」大家才知道被擺了一道，自討沒趣，一哄而散。[3]

撲克牌的牌型有一些是音譯，如「葫蘆」是取Full house的發音，有一些則是取其義，如「同花」、「三條」等，「鐵支」應該是由「四支」的臺語演變而來的吧！

至於Straight，有些地方稱作「蛇」，感覺是音義兼顧的名稱，其另一個名稱叫做「順子」，當然就不是音譯了，若用義譯理解，勉強可以說是延續的五張牌，所以稱為「順」。由於「順子」有時候又叫「大順」，直觀的理解，就是指「順子」中最大的牌型，不過我看《綏寇紀略》一條關於馬弔的記載，思疑「順子」會不會與此有關呢？

        我在〈青衫淚滿江南客：晚明的名妓〉中援引余懷的《板橋雜記》，他說：「曲中名妓，如朱斗兒、徐翩翩、馬湘蘭者，皆不得而見之矣。」余懷感嘆他生不逢時，無緣見到諸位名妓。

我接著寫道，就算余懷能夠早一點造訪，也未必能如願見到這些名妓，因為朱斗兒曾與「金陵三俊」之一的陳沂聯詩，且朱斗兒不輕易見人，有一個鳳陽人劉望岑有意拜訪，她卻不出見，劉望岑只好留下了一首詩，朱斗兒看了之後，知道來者非附庸風雅之人，才欣然相見。

朱斗兒的這段史料是出自周暉的《金陵瑣事》（並見於褚人穫的《堅瓠集》），其中還提到另一首朱斗兒的詩：「楊子江頭送玉郎。離思牽挽柳絲長。柳絲挽得吾郎住。再向江頭種幾行。」文壇爭相傳誦，可見朱斗兒詩藝不凡。

《論語》裡面有一句「宰予晝寢」。孔子看到了，便說：「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現在人都把「晝寢」解釋為午睡或是上課打瞌睡，孔子則用朽木、糞牆來作比喻。

昨天在周亮工的《書影》裡面看到另一種說法，周亮工引喬缽的話，提到經書中有一些刻錯的字，但是後輩都尊崇經書，因此不敢加以辯駁。以「晝寢」來說，喬缽認為應該是「畫寢」，就是宰予不去學習，反而在寢室的牆上作畫的意思。春秋時代的貴族有在牆上作畫的習慣，諸侯用朱丹、士大夫用石灰，宰我畫寢可能逾越了禮制，所以孔子才說「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這句話並不是比喻，是就事實的狀況直說。

喬缽還舉了三點佐證，一是午睡有什麼關係，明朝人覺得這很平常的事情，孔子應該不會這樣生氣。二是「畫」是比較晚造的字，和「晝」是通同字。三是韓愈在《論語筆解》也有類似的看法。這段材料收在《書影》（上海古籍，1987）的74頁。

        中華書局最近出版了《日本學者中國法制史研究論著選》，收錄日本學者關於中國法制史的重要成果共59篇，但我看他們提供的目錄，怎麼算都只有58篇，難道楊一凡教授的前言也算一篇嗎？

另外，有些論文似曾相似，原來大多是200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的《中國法制史考證‧丙編‧日本學者考證中國法制史重要成果選譯》就已經收錄了，本次出版只有幾篇是新譯的。但也有兩篇是原本收在《中國法制史考證》的論文，未收在《日本學者中國法制史研究論著選》。換言之，兩版各有增減。我初步比對了篇目如下：

淡菜之名，最早見於唐代，其命名由來，常見的說法是煮曬時不加鹽，例如《清稗類鈔》就是這樣的說法。此說難免有望文生義之感，且未明言何以稱為「菜」。

郎瑛在《七修類稿》也認為「淡菜」這個名字語義不通，而他提供另一種說法，他說南海一帶的蜑(ㄉㄢˋ)戶挖蚌是為了取珠，兼把蚌肉當作食物，由於隨手可得，像是菜一樣沒有價值，略云：

予嘗思之，命名不通。如以淡為啖固通，而菜字義亦不通。又嘗見昌黎集載，孔戣為華州刺史，奏罷明州歲貢淡菜，亦是此淡字，竟不能通。後見廣人云：「南海取珠者名曰蜑戶，蓋以蚌肉乃取珠人所常食者耳。賤之如菜也。」其義始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