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方仲的〈明代黃冊考〉[1]一文共有十二個小節，分別為：一、黃冊的早期歷史及其作用；二、黃冊的由來；三、內容與格式；四、黃冊與魚鱗圖冊的關係；五、編制與申解的手續；六、大造及費用；七、造冊的人員與監造官員；八、後湖查冊職官人員；九、後湖管冊職官與曬冊人役；十、黃冊庫架與黃冊數目；十一、清查及保管的費用；十二、造冊不實的科罪。以下分節擇要敘之：
一、黃冊的早期歷史及其作用
《明史‧食貨志》：「凡戶三等，曰民、曰軍、曰匠。……畢以其業著籍，人戶以籍為斷。」明代軍籍總握於兵部、民籍掌於戶部、匠籍掌於工部。其戶籍的劃分以職業作為標準，與元代以地域或種族區分人戶的辦法不同。但明朝在初建立時，戶籍仍沿襲元代既有的基礎，如《會典》載洪武二年(1369)的規定：「凡軍、民、醫、匠、陰陽、諸色戶，許各以原報抄籍為定，不許妄行變亂。違者治罪，仍從原籍。」
太祖相當重視戶籍，在行郊祀禮時，將天下戶口錢糧冊籍陪列，並在洪武三年(1370)十一月開始設置戶帖，《實錄》載：「(太祖)其命戶部籍天下戶口，每戶給以戶帖，於是戶部製戶籍、戶帖，各書其戶之鄉貫、丁口、名、歲。合籍與帖以字號編為勘合，識以部印，籍藏于部、帖給之民……」後來黃冊的記錄就是在戶帖與里甲制的基礎上完成。
洪武十四年(1381)，太祖以戶部尚書程敏、國子監助教開濟的建議，制定里甲與黃冊之法，里甲的目的在清查人戶與課徵稅負；黃冊的目的在平均徭役，《實錄》載曰：
命天下郡縣編賦役黃冊，其法以一百一十戶為里，一里之中推丁糧多者十人為之長，餘百戶為十甲。甲凡十人，歲役里長一人，甲首十人，管攝一里之事。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凡十年一周，先後則各以丁糧多寡為次，每里編為一冊，冊之首總為一圖。其里中鰥寡孤獨不任役者，則帶管于百一十戶之外，而列于圖後，名曰畸零。冊成，為四本一以進戶部，其三則布政司、府、縣各留其一焉。
引文中「冊之首總為一圖」，在地方志中則有「半圖」的單位，《古今治平略》載：「其不能十戶者，或四五戶，若六七戶，名半圖。」而「畸零」在其他書中或被稱為「畸零帶管」。另外，引文中「為四本一以進戶部」，並沒有將戶部呈皇帝御覽的總冊算入，作者補充說明道，除里、州縣、府、司四個單位各造兩冊，一冊留存，一冊彙整上呈，中央的戶部應還會編造全國總冊以備皇帝御覽。而最後全國總冊會被送往後湖收藏，清《無錫縣志》載：「(京冊)造完，解南京後湖收藏，以防水也。」
二、黃冊的由來
黃冊何以稱為黃冊？有兩種說法，一為因顏色取名；一為因字義取名。顏色的說法可見於《明史稿‧食貨志》：「冊凡四……冊面青紙，惟上戶部者黃紙，故謂之黃冊。」《後湖志》亦載：「總冊俱要以黃紙為殼面，其餘存留司、府、州、縣冊，只用青紙殼面。」另一個取字義的說法是依據唐代「黃、小、丁、中」之制，如張萱認為黃冊是宋齊時的「黃籍」所演變而來，在其著《疑耀》略云：「今世多不解黃字之義，余偶閱唐開元制，凡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歲為中，二十有一為丁，六十為老。每歲一造計帖，三年一造戶籍，即今之黃冊也。謂之曰黃，亦自男女之始生登籍而名耳。」
作者考證以為黃冊實為取顏色之義，因宋齊的「黃籍」乃是「白籍」的對稱，西晉時北方的戶籍以竹簡製作，故稱「白籍」；南方用紙製作，故稱「黃籍」。陳寅恪亦補充說明，除紙質外，黃亦有黃舊之意，而白有白新之義，晉室東渡，流寓北方的人士持「黃籍」可不納賦役，實施「土斷」後，斷其戶籍所屬，「黃籍」被換為「白籍」。
三、內容與格式
里甲制以一百一十戶編為一里，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凡十年一周。一里中有十戶里長，餘一百戶分為十甲，十甲每甲十戶。作者認為十戶中有一戶為甲首，每年按甲輪差，即每年有一里長率一甲首與九名普通戶應役，以十年為一循環，應役之年曰「現年」；不須應役之年曰「排年」，里甲每十年重新編定一次，戶冊亦隨之再造，此稱為「大造」。[2]
戶有等則，分為三等九則，依造田地丁口和各種資產計算。里長多由上等戶中挑出，每甲的資產大約平均。里甲制度編排好後會登記戶籍，分官、軍、民、匠四大戶，其中民籍的數量最多。登記時先記錄位置，如某鄉某圖某籍，其次記錄人數，成丁、不成丁、大口、小口若干，再次記載田地種類與大小，如官田、民田，畝數若干，而後登記其他資產，如房屋、車船、牲口，最後登記其夏稅秋糧若干。
丁糧稅項的記錄分為「舊管」、「開除」、「新收」、「實在」四種，名曰「四柱式」。本屆的「舊管」就是上屆的「實在」，「開除」是指上屆至今屆人口的死亡與賣出的田產數額，「新收」則反之，是增加與買入田產的數額。因此計算的公式為：「實在=舊管-開除+新收」。
黃冊的格式與裝訂之法，洪武二十四年(1391)有詳細的規定，照《後湖志》的記載，冊本的大小、字樣皆須依照官樣冊。以楷書書寫，各戶項下，細開某府州縣某坊廂都圖軍民等籍。以厚紙為殼面，冊面須寫實地區名目，裝釘時用粗大絲索，不可用粉塗飾，以免遭蟲蛀，亦不可用紙浮貼，以免失落。惟土官用事，邊遠頑野之處，里甲不拘定式，夷民不編造冊。
四、黃冊與魚鱗圖冊的關係
魚鱗圖冊類似於地籍或地畝圖，詳載土地的形狀、性質、等級和種類。如果戶口轉移、土地分割，僅靠記載各戶的丁口與產業狀況的黃冊，容易造成弊端。且除人事糾葛外，遇到天災，人民報災時，魚鱗圖冊可做為根據。傅維麟在《明書》中明白地闡述黃冊與魚鱗圖冊的關係，略云：「而魚鱗圖冊，以土田為主。田各歸其都里，履畝而籍之，諸原阪墳衍下隰腴沃瘠鹵之故畢具為之經，而土田之訟質焉。製黃冊，以戶為主。田各歸其戶，而詳其新故移異之數為之緯，而賦役之法從焉。」
在實行一條鞭法後，攤丁於地，賦役從地畝起稅，使得黃冊在編定賦役的位置上反不如魚鱗圖冊重要，因此黃冊在嘉靖、隆慶以後逐漸失實。由於民田與屯田分別掌於戶部與衛所，且各縣間有「寄莊」、「寄戶」的情形，造成地籍與戶籍記錄發生矛盾，如萬曆《順德縣志》載：「田屯籍在衛所。各縣之民，附籍順德，而以田地徑入其縣者眾；邑民亦然。故魚鱗冊與黃冊乖異。」
五、編制與申解的手續
洪武年定每當大造之年，先由戶部查照原定冊式，並現今合行事例，刊印榜文圖冊，發屬各地，曉諭官吏里甲等人依式攢造，限年終進呈。州縣有司收到戶部的榜文圖冊式樣後，將一戶的定式騰刻印板，向下交付坊廂里長併甲首分發各戶。
各戶依式開寫完畢後給與甲首，甲首再送與坊廂里長，坊廂里將十甲的丁產親供攢造釘冊後送與州縣衙門。衙門正官、首領官吏算查鄉里人丁事產總數，造總冊一本，開寫年月、書名、畫字、用印後解赴本府。本府提調正官磨對各里、州縣的人丁事產總冊，依定式再另造總冊一本，開寫年月等資料後向上呈，如為直隸州則本府委官一員率各州縣提調造冊官，直接親齎戶部；一般則呈布政司。布政司核查各府州人丁事產總數，依定式再另造總冊一本，開寫年月等資料，由司委官一員，率各府州縣官吏親齎戶部。限年終進呈，若限外未到則行移各處巡按御史將各呈行官吏問罪發落。
永樂十九年(1421)國都北遷，戶部遂分南北，英宗天順五年(1461)定，凡司府州縣總冊，各委官吏親齎送呈北京戶部查考，然後進呈御覽。各里文冊，另差官徑送南京戶部交納。各地黃冊送到南京後湖的期限各有不同，大致上是依據距離與交通狀況而斟定。
六、大造及費用
隨里甲排年的重編，黃冊每隔十年重造一次，名曰「大造」。十年內隨時凡遇有人口生死、田地買賣等異動，皆應登記在「開除」與「新收」項下，至「大造」之時，本縣官吏會將新冊與上屆舊冊盤查核對，這種盤查比照的工作叫「會比」。
黃冊雖十年一「會比」，但實際內容很少變動，因為里甲排年的次序編定後，為了保持編制的完整，會以不要有根本的變動為原則。為不失本縣原額，排年里甲仍依十年前原定次第應役，如有貧乏則取百戶中丁糧多者補充，一圖內有戶亡絕者，則取圖內畸零戶或鄰圖多餘人戶補湊。這種為了使稅糧不致虧空的辦法，自然很難切合實際，也難以達到公平。因此人戶或以花分詭寄，或逃亡流竄以脫離重賦重役，終使里甲制度難以維持，黃冊編製漸漸失實。
至於造冊的費用，需要地方預先籌劃，如嘉靖《崞縣志》載崞縣在「聽差」項下編定每年黃冊銀五十兩八錢餘，此費用或由丁田兩項分攤，如萬曆《武進縣志》規定每人一丁，每田一畝，各出錢若干文支應。或以贖銀的方式分擔，萬曆《巴東縣志》載：「(造冊費)出亦科派於小民，至萬曆間乃議兌於稅贖銀向內四六兼支。」
七、造冊的人員與監造官員
攢造黃冊的人員除義務的里長，另有在官府領受工食的胥役。胥役為有給職，約可分為兩大類：一為「書手」，專司抄寫事宜；一為「算手」，專司計算工作。胥役的人數各地有一定額，但名稱略有不同，如嘉靖《德化縣志》規定大造之年設書手一人、貼書(副書手)二人。
弘治以後，黃冊弊端漸多，於是議立地方專官，專門督理攢造，弘治三年(1490)十一月南京吏科給事中邵誠等奏准，州縣推選行止端莊、年力精銳、辦事聰明者為監造官員，專管攢造。里書抄寫原舊管額數，交由監造官收掌，監造官拘排年里長親報似冊(草冊)供詞，細開人口及稅糧消長出入，詳加考訂攢造稿冊，再交由書手依稿謄寫，限定二三月內完成並送本府，知府親自磨對，期間仍居排年里甲覆審明白。嘉靖九年(1530)又題准吏部將江浙等十三布政司官，每司各推一員，疏名上請；及行南北直隸巡撫、按察官，會推所屬佐貳官；每府、州各推一員，疏名上聞，各題調督理大造黃冊，俱不許別項差佔。至隆慶四年(1570)年又重申弘治邵誠之議，但無論政府如何慎重其事，黃冊的頹勢已無法挽回。
八、後湖查冊職官人員
洪武二十四年是明代第二次大造黃冊之年，太祖為求準確起見，大規模動員國子監學生擔任查冊工作，其規定每冊完，奏委監察御史二員、戶科給事中一員、戶部主事四員、並撥國子監學生一千二百名過湖，對舊冊逐一比對。國都北遷後，往來不便，且預算有限，景泰六年(1455)國子監祭酒吳節等奏減取監生至八百名，但實際上只有二百多名。弘治六年(1493)年十月索性實取三百五十名，但據《後湖志》載，仍僅有二百餘名而已。
監生不足額的原因，因湖上生活太苦，弱質的學生不願前往，設法規避，或前往後私逃，如國子監祭酒章懋在〈舉本監弊政疏〉中略云：「近因戶部奏准取撥監生往後湖查冊，緣彼處冬月苦寒，夜不燈火。夏月盛暑，又多蚊蚋。兼以土地卑濕，水泉汙濁。監生到彼，多致疾病而死者，以故畏難而不肯去。」《南雍志》亦有私逃的監生受罰的記載，略云：「不分在監在歷，私逃回籍半年之上者，一體革退為民。」
一因查冊監生日少，一因黃冊數目日多以至訛誤處增加。使得查冊事宜壅滯多年不能完事。如正德十年(1517)四月南京戶科給事中易瓚上疏：「況前項文冊，以越五年，尚未查完一半，蓋由冊多人少，卒難完結。」幸而查冊的工作並不常舉行，約四、五十年後一次。
九、後湖管冊職官與曬冊人役
管冊職官，明初以戶部侍郎帶管，至宣德八年(1433)始由戶科給事中一員、戶部廣西司主事一員專管黃冊。弘治三年(1490)十一月南京吏科給事中邵誠等奏請給予印信關防，至正德十五年(1520)始降管理後湖黃冊關防。
曬晾黃冊人役，洪武至洪熙(1368-1425)皆定每年由國子監取撥監生十五名曬晾，後以工匠代之。正統元年(1436)年戶科給事中張祐題疏：「黃冊數多，人匠數少，實不堪用，中間識字者少，即遇曬晾堆架，多致複雜。……照依洪武、永樂、洪熙年間事例，國子監取撥監生十五名，相兼人匠曬晾。」因冊多人少，正德十五年(1520)後給事中易瓚、嘉靖四十一年(1562)陸鳳儀先後皆題請增添曬冊人數。
十、黃冊庫架與黃冊數目
黃冊在大造之前，會先期題准北京工部轉南京工部，預先蓋造冊庫三十間，每間冊架四座，每架三層，架頂已板蓋，以防漏水。當時後湖分舊洲、中洲、新洲儲放黃冊。洪武十四年至嘉靖四十一年，共存冊庫五百四十七間，冊架二千一百七十四座，冊庫與架冊數目額數不對的原因可能是庫房失修，以致傾倒。作者統計庫房的數目，弘治三年共存四百餘間，至正德七年計三百八十三間，正德十七年共計四百一十三間，嘉靖四十一年共計五百四十七間，萬曆十五年左右有六百零七間，萬曆二十年共有九百餘間。
黃冊的數量，洪武初年共五萬三千三百九十三本，弘治十五年共六萬七千四百六十八本，嘉靖二十一年共六萬五千八百五十九本。南京戶科衙門給事中曾言：「況每十年一庫架，冊約六萬餘本。」大致不差。而黃冊的總數，正統元年在庫黃冊有四十餘萬本，弘治初年有七十九萬餘本，至正德七年有一百餘萬冊，嘉靖四十一年大造止，已盈兩百萬冊。
黃冊每十年一大造，明朝共造過二十七次，第一次為洪武十四年(1381)，而後為洪武二十四年(1391)，永樂元年(1403)的大造與前次隔了十二年係因靖難之故，第四次為永樂十年(1412)，與前次僅隔九年，此後皆每隔十年一造。洪武十四年的為黃冊為始祖，及洪武二十四年奏准造冊格式，以上兩造為軍匠里甲根源所在。此外，永樂元年之冊亦為重要，此後的內容陳陳相因，更改較少。
黃冊日積月累愈來愈多，產生了幾個弊病：其一是黃冊的清查無法順利進行，此限於經費與人力之故，每次清查，遇冊內有飛灑埋沒詭寄等項，即駁回重造，駁冊原限半年早完送回部查對，但卻有數年未解到部者，以致下屆新冊已到，卻無舊冊可查對，造成黃冊無法切合實際的情形。其二是因庫房不敷分配，以致黃冊保存不良，正德十五年戶科給事中易瓚曾言：「每五日一曬晾，約曬黃冊七千五百本。畢至二年有餘，方才經曬一遍。」明末談遷在《棗林雜俎》亦寫道：「南京太平門外玄武湖中洲貯天下黃冊。鼠嚙衣，不嚙冊。每曝冊，發其下，多鼠伏死。」可略知潮濕與鼠患等問題。
十一、清查及保管的費用
明初的查冊、後湖書手工食、修理繩殼、紙筆等費用，皆就近由南京直隸應天府屬上元、江寧兩縣出辦。及正德九年(1541)南京刑科給事中史魯題准以駁冊贖鍰充之，乃通行天下各司、府、州縣將官吏、書手、里老人等各項受財作弊及差錯違法的贓罰銀兩解至南京戶部，發應天府收貯，聽後湖陸續支用。萬曆二十八年(1592)戶科管理黃冊給事中顏文選曾略提：「開察之時，稽之舊案，每年支銀八千，此時裁省之數，雖不可以為例，視往者歇查年分，所省亦多矣。」大概可知清查與保管的分用，再萬曆中葉每年約需八千兩，早期應當更多。
十二、造冊不實的科罪
明初以戶籍祭天，而後湖冊籍不許諸人窺伺，遇有戶籍不明解史挨查者，不許將府州縣全抄，只可查本戶糧田、軍民、丁產來歷，以免洩事機，由此皆可說明戶冊之隆重，故當時立法極嚴，作弊者處死罪，萬曆《會典》載：「(洪武二十四年定)所在有司官吏里甲，敢有團局造冊，科歛害民。或將各處寫到如式無差文冊，故行改抹、刁蹬不收者，許老人指實，連冊綁縛害民吏典，赴京具奏，犯人處斬。若頑民粧誣排陷者抵罪。若官吏里甲通同人戶隱瞞作弊，及將原報在官田地，不行明白推收過割，一概影射減除糧額者，一體處死。隱瞞人戶，家長處死，人口遷發化外。」至景泰以後，如有姦民豪戶通同書手；或詭寄田地、飛走稅糧；或瞞隱丁口、脫免差徭；或改換戶籍、埋沒軍伍匠役者；或將里甲那移前後應當者。許自首改正入籍，免本罪，若仍被發現作弊者，則問罪充軍。
後記：對於黃冊的名稱，還有梁方仲在文章最後附的黃冊圖片，欒成顯都提出不同的意見。欒氏認為黃冊不是以顏色命名，以及文後的圖片應是保甲文書與錢糧文冊。請參考欒成顯，《明代黃冊研究(增訂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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