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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分類:讀書偶記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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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慎行的《人海記》裡面有一條〈弛會試禁〉:「舊制:貢士三科不第,禁會試。弘治三年始弛此禁。」我原先找不到出處,在明代初期的科舉中,並沒有看到這樣的規定。

後來在查慎行族叔查繼佐的《罪惟錄》看到了,略載:「弘治元年,閣臣劉吉聞監中一老舉人以詩嘲吉,吉恨之,奏舉人監生三科不中者,不許會試。舉人林潤請再寛一科,許之。踰年弛此例」是什麼詩則沒有說。

既然知道是劉吉的故事,再去翻《明史‧劉吉傳》,看到了原委,並不是嘲詩,是罵劉吉「老棉花」,《明史》略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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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博客來特價的時候,購入了王汎森先生的新著《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發現有幾篇好像看過了,細查發現又是一本論文集。最近幾年的著作,如《權力的毛細管作用》、《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也都是論文集。無怪乎書名主標題為《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大概是想不到合適的書名,不得不為之吧。

  1. 〈從「新民」到「新人」──近代思想中的「自我」與「政治」〉,收入《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
  2. 〈五四運動與生活世界的變化〉,收入《二十一世紀》113
  3. 〈「煩悶」的本質是什麼──近代中國的私人領域與「主義」的崛起〉,收入《思想史》1
  4. 〈主義時代」的來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一個關鍵發展〉,收入《東亞觀念史集刊》4
  5. 〈時間感、歷史觀、思想與社會──進化思想在近代中國〉,收入《數理人文》15
  6. 〈中國近代思想中的「未來」〉,收入《探索與爭鳴》20159
  7. 〈如果把概念想像成一個結構──晚清以來的「複合性思維」〉,收入《思想史》6
  8. 〈「儒家文化的不安定層」──對「地方的近代史」的若干思考〉,收入《近代史研究》 20156
  9. 〈人的消失?!──兼論二十世紀史學中「非個人性歷史力量」〉,新論
  10. 〈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收入《新史學》,14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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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 Ming Qing Yanjiu
http://booksandjournals.brillonline.com/content/journals/24684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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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明代蔭襲的規範,最早見於《太祖實錄》,後來《大明會典》也將此抄錄進去。但是具體的規定只提到蔭官的職位與品秩,如正一品官子蔭五品等等。蔭官以後能不能考科舉,則沒有說,也沒看到學者有討論過。

《萬曆野獲編》紀載一則故事,首輔沈一貫(1531-1615)勸告他聰明的長子沈泰鴻道:「你為何不授蔭為中書舍人呢?屆時成為國子監生參加順天鄉試,不是好過參加競爭激烈的浙江鄉試嗎?」沈泰鴻接受了父親的建議,沒想到沈一貫竟題請將兒子蔭為尚寶司丞,從此沈氏父子反目成仇,再也不見面。

尚寶司丞為正六品,比中書舍人的從七品高了好幾個檔次。《萬曆野獲編》另一篇則紀載蔭官的升遷,提到:「中書考滿十二年,始陞三級為主事,又九年為尚寶卿,俱仍管中書事。即加至四品三品,不出局約略與璽卿等。」意即中書舍人拚了二十一年,才差不多是正五品的尚寶司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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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大明會典》是史語所有電子化的版本,所以引用的最廣泛。我查閱相關制度時,經常看到一句「洪武二十六年定」。反覆地看到這句話,讓我起了疑心,同樣的制度去查洪武朝的《諸司職掌》,會發現紀載的文字都一致,就是沒有「洪武二十六年定」這句話。

例如選官的條目,萬曆《大明會典》:「凡官員作缺,洪武二十六年定,內外官員考滿、侍親、致仕、丁憂、殘疾、極刑、考功司勳來付...」而《諸司職掌》則是:「作缺,凡內外官員考滿,侍親、致仕、丁憂、殘疾、極刑,考功司勳來付...

用電子檢索的方式查了萬曆《大明會典》,一共出現了195次「洪武二十六年定」。清人在修《明史》時,必定也參考了萬曆《大明會典》,也出現了15次「洪武二十六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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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的私人見聞,由於事涉敏感,往往傳抄後會改個名字,或是不屬名。有時候找到一兩本稀見的書,學者們都沒引用過,還以為找到寶了,卻不是這樣。

武新立的《明清稀見史籍敘錄》提到了一本書叫做〈保桐始末方略紀〉,武氏在介紹中說這本書作者不詳,不見有刻本,還對內容做了一些考證,評價這本書記事詳盡,極富史料價值。

讀了他的介紹,我真的是很想看這珍貴的書,不過再看他寫道:「茲選錄數條如下,書前開卷即云:崇禎八年正月流賊犯桐....」我就知道他搞錯。這本書是再尋常不過的書了,就是戴名世的〈孑遺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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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老師從北京印了一份稀見材料回來,叫做《兩都愴見錄》,作者化名雲巢野史,全書分兩卷,分別記載北京與南京明末陷落的史料。上卷前面幾段不曾讀過,讀到第三頁便覺得似曾相識,原來是抄錄顧炎武《明季實錄》。至於下卷,則是抄錄自《播遷日記》,《播遷日記》又與另一本名叫《江南聞見錄》的書相當雷同,作者還考證不出來。晚明史籍真的是一本爛帳,到底是誰抄誰的,算都算不清。

推測這個《兩都愴見錄》應該是一本拼裝書,史料價值不高。不過上卷若干篇幅,我還是不知道出自何書,或者真的是這位雲巢野史補增的也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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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期刊網上讀到一篇短文,是馬良德〈在書畫家和土豪劣紳之間〉,他說:

讀馮夢龍《古今笑史》,方知華亭公乃明末著名書畫家董其昌。雖然董其昌是個讀書的種子,但他在松江華亭時,對他人的田產喜歡得說拿來就拿來。這事兒被百姓捅到海瑞那裡,被海瑞狠狠處罰了一通,把董其昌心疼得直跺腳。有縉紳出來說情,勸告海瑞說聖人不做過份的事,海瑞是何等剛烈的人呀,勃然訓斥道:「諸公豈不知海瑞非聖人耶!」

我正在找董其昌魚肉鄉民的材料,過去沒聽過這則故事,以為有材料可以用。正要找史料原文,但想一想,時間不太對,董其昌(1555-1636)跟海瑞(1514-1587)是不同時代的人,海瑞大約是隆慶三年(1569)巡撫應天,而董其昌考上進士則是萬曆十七年(1589)。換言之,在海瑞擔任巡撫時,董其昌還沒沒無聞呢。那麼這個華亭公是誰呢?我想應該是擔任過首輔的徐階(1503-1583)才對,在海瑞巡撫時,徐階也剛致仕,時間正好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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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館有一本善本書登錄的名稱叫《一席紀聞》,共有兩冊,作者不詳。我還以為找到寶了,調閱出來看,原來是一本常見的書,大失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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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席紀聞》是記述明末農民軍領袖李自成的事跡,其作者很簡單,第一段末就提到了,叫做顧杲,就是復社領袖顧憲成的從子。問題是這本書並不叫《一席紀聞》,因為這是一本筆記集,〈一席紀聞〉只是第一篇,第二篇叫做〈明史從闖賊各官〉。真正作者是顧公燮,這是他記錄明末清初的史事筆記,也收了幾篇顧杲的文章。這本書的書名應該是《丹午筆記》,或《消夏閑記》,只是抄本沒有目錄,國家圖書館就誤把第一篇當作書名了。但國家圖書館的這本《丹午筆記》與江蘇古籍出版社的點校板仍有些差異,或許有些條目在點校版中沒有,有空再細細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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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聞森正夫教授有譯作出版,趕緊買了一本收藏。不曾聽過《「地域社會」視野下的明清史研究:以江南和福建為中心》的日文版,以為是新的作品。看了目錄後,發現是舊作合輯,還沒見到實書,不知道內容是否有增訂。其中部分文章過去無中譯,所以此書仍相當令人期待,當然,更希望有朝一日能有完整的《森正夫明清史論集》譯本。以下是各篇的出處:

1.民眾叛亂、社會秩序與地域社會觀點——兼論日本近四十年的明清史研究

這篇是《森正夫明清史論集》的長序,由于志嘉教授譯出後整理合併,經森正夫教授審定,發表在香港的《歷史人類學學刊》第五卷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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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二十六年八月,寓居江寧的董含正陪著兒子董威寶赴棘闈應試,突然看到滿天的蝗蟲,《三岡識略》記載道:「舉子才點名,忽聞空中聲勢洶湧,仰視見飛蝗蔽天,自東北來,日色為其所掩,經過之處,屋瓦層疊數寸。」並抄錄了一則當時的童謠:「蝗蟲入考場,有米也要荒。」這則童謠當然是有心人士教導孩童唱的,因為當年江南鄉試的主考官米漢雯疑似狥情受賄,中試者半為膏粱子弟,落榜的舉子舉行了激烈的抗議活動。

《三岡識略》該條目是隱喻科舉不公正,但他也隱約的透露了江南有蝗蟲似乎是一件稀見的事情,我在吳應箕的《留都見聞錄》也看到類似的話,他說:

江南蝗災甚少,萬曆丁巳曾見之。時府尹徐公救捕之,未幾輒盡。至崇禎戊寅以後,則遍江南諸郡無不有蝗,凡蝗所至之處,有同一禾苗而田畝相連,有食有不食者,不可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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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吳事略》的作者是著明南園嘯客「輯」,至於是輯自哪裡則沒有明說,我發現他與明末清初嘉興人王逋的《蚓庵瑣語》多有雷同。《蚓庵瑣語》常有「余」如何如何的,且又記嘉興一帶之事,應當是原作。若稍微比較一下,《蚓庵瑣語》似乎記載略詳,例如:

《蚓庵瑣語》:「六月二十六日,城破。廿一日,有鄉民十餘舟出城,至南湖。天尚未明,見燐火青青,散漫水波,彌千亙萬。眾懼,足擊船板,揮之不去,豈兵死生魂預遊波上耶?又廿三日,城外見城內天星散落如雨。」

《平吳事略》:「順治二年乙酉六月二十六日,破城。二十一日,有鄉民十餘舟出城,至南湖,天尚未明,見燐火青青,散漫水波,漲千亙萬,眾懼,揮之不去;抑兵死,生魂豫游波上耶!二十三日,城外見城內天星亂落如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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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地方都說《三岡識略》的作者董含是董其昌的孫子,但這是有問題的,因為董含的祖父並不是董其昌。葉夢珠在《閱世編》提到:「少宰之孫閬石含,以順治辛丑登進士。」少宰即是曾任吏部侍郎的的董羽宸。而董含在《三岡識略》的〈蓴鄉贅客自述〉也可作為佐證,略云:「先大父邃初公,萬曆癸未進士,歷任左副都御史,吏部左侍郎。」邃初是董羽宸的字。

那董含與董其昌是什麼關係呢?從上海圖書館的《董氏族譜》來看,兩人是不同支,應該是從曾孫。

20172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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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文人陳洪謨(1474-1555)在筆記裡寫到一句話:「弘治九年(1496)春天,我到京師參加會試,聽到有傳言說今年狀元仍然是蘇州人。[1]」他會這麼說,是因為前一科的狀元毛澄(1460-1523)為蘇州府崑山縣人,而和陳洪謨同科的狀元朱希周(1473-1557)也出身蘇州府崑山縣,甚至連當年的主考官王鏊(1450-1524)也是蘇州人,巧妙的地緣關係,難免讓人搬弄口舌。[2]

在陳洪謨有生之年,蘇州還會再出兩位狀元,難道蘇州人特別容易高中狀元嗎?似乎真有這麼一回事,蘇州自隋唐時代開科以來就常出狀元,明代出了八位狀元,至清代更出了二十八位,是全國之最。

清代初期有一位名為汪琬(1624-1691)官員在翰林院與同僚相聚,在場的官員紛紛自誇家鄉的土產,只有汪琬不發一語,因為蘇州是交流商品的市鎮,土產並不是特別出名,便有一位官員揶揄道:「蘇州是有名的地方,汪公您是蘇州人,怎麼不給我們講講蘇州的特產呢?」汪琬說:「蘇州的特產不多,只有兩種。」這麼一說,眾人反倒好奇了,便問是哪兩種?汪琬回答道:「第一是梨園子弟。」聽到這樣不入流的答案,在場的人無不拍手大笑,又問另一樣是什麼呢?沉默的汪琬才接著說:「狀元!」大家才知道被擺了一道,自討沒趣,一哄而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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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89

撲克牌的牌型有一些是音譯,如「葫蘆」是取Full house的發音,有一些則是取其義,如「同花」、「三條」等,「鐵支」應該是由「四支」的臺語演變而來的吧!

至於Straight,有些地方稱作「蛇」,感覺是音義兼顧的名稱,其另一個名稱叫做「順子」,當然就不是音譯了,若用義譯理解,勉強可以說是延續的五張牌,所以稱為「順」。由於「順子」有時候又叫「大順」,直觀的理解,就是指「順子」中最大的牌型,不過我看《綏寇紀略》一條關於馬弔的記載,思疑「順子」會不會與此有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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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青衫淚滿江南客:晚明的名妓〉中援引余懷的《板橋雜記》,他說:「曲中名妓,如朱斗兒、徐翩翩、馬湘蘭者,皆不得而見之矣。」余懷感嘆他生不逢時,無緣見到諸位名妓。

我接著寫道,就算余懷能夠早一點造訪,也未必能如願見到這些名妓,因為朱斗兒曾與「金陵三俊」之一的陳沂聯詩,且朱斗兒不輕易見人,有一個鳳陽人劉望岑有意拜訪,她卻不出見,劉望岑只好留下了一首詩,朱斗兒看了之後,知道來者非附庸風雅之人,才欣然相見。

朱斗兒的這段史料是出自周暉的《金陵瑣事》(並見於褚人穫的《堅瓠集》),其中還提到另一首朱斗兒的詩:「楊子江頭送玉郎。離思牽挽柳絲長。柳絲挽得吾郎住。再向江頭種幾行。」文壇爭相傳誦,可見朱斗兒詩藝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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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裡面有一句「宰予晝寢」。孔子看到了,便說:「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現在人都把「晝寢」解釋為午睡或是上課打瞌睡,孔子則用朽木、糞牆來作比喻。

昨天在周亮工的《書影》裡面看到另一種說法,周亮工引喬缽的話,提到經書中有一些刻錯的字,但是後輩都尊崇經書,因此不敢加以辯駁。以「晝寢」來說,喬缽認為應該是「畫寢」,就是宰予不去學習,反而在寢室的牆上作畫的意思。春秋時代的貴族有在牆上作畫的習慣,諸侯用朱丹、士大夫用石灰,宰我畫寢可能逾越了禮制,所以孔子才說「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這句話並不是比喻,是就事實的狀況直說。

喬缽還舉了三點佐證,一是午睡有什麼關係,明朝人覺得這很平常的事情,孔子應該不會這樣生氣。二是「畫」是比較晚造的字,和「晝」是通同字。三是韓愈在《論語筆解》也有類似的看法。這段材料收在《書影》(上海古籍,1987)的7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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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書局最近出版了《日本學者中國法制史研究論著選》,收錄日本學者關於中國法制史的重要成果共59篇,但我看他們提供的目錄,怎麼算都只有58篇,難道楊一凡教授的前言也算一篇嗎?

另外,有些論文似曾相似,原來大多是200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的《中國法制史考證‧丙編‧日本學者考證中國法制史重要成果選譯》就已經收錄了,本次出版只有幾篇是新譯的。但也有兩篇是原本收在《中國法制史考證》的論文,未收在《日本學者中國法制史研究論著選》。換言之,兩版各有增減。我初步比對了篇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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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菜之名,最早見於唐代,其命名由來,常見的說法是煮曬時不加鹽,例如《清稗類鈔》就是這樣的說法。此說難免有望文生義之感,且未明言何以稱為「菜」。

郎瑛在《七修類稿》也認為「淡菜」這個名字語義不通,而他提供另一種說法,他說南海一帶的蜑戶挖蚌是為了取珠,兼把蚌肉當作食物,由於隨手可得,像是菜一樣沒有價值,略云:

予嘗思之,命名不通。如以淡為啖固通,而菜字義亦不通。又嘗見昌黎集載,孔戣為華州刺史,奏罷明州歲貢淡菜,亦是此淡字,竟不能通。後見廣人云:「南海取珠者名曰蜑戶,蓋以蚌肉乃取珠人所常食者耳。賤之如菜也。」其義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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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里甲的輪役方式,劉志偉的見解與梁方仲一致,認為必定是按甲輪役。劉氏批評「十甲各出一戶」的說法是「用推論、想像替代文獻考釋,又不用力仔細研讀文字原來的意思,其謬顯而易見,不需贅論。」[1]

十甲各出一戶的論點是日本學者奧崎裕司在《中国郷紳地主の研究》所主張,我還無緣一覽此書,不確定只是推論,抑或是有材料為證。李新峰在〈論明初里甲的輪役方式〉中以南京戶科給事中的孫懋的奏摺、後湖官員趙永淳,以及《大明會典》提到倡議嚴禁舊式穿甲攢造,推測明初的論役方式不是按甲輪差,而是採取「穿甲」。[2]

但究竟什麼是「穿甲」?若把按甲輪差想像成「直式」,十甲各出一戶想像成「橫式」,李新峰認為穿甲既不是「直式」,也不是「橫式」,他進而提出一種貧富兼顧、歷年均衡的「斜式」取戶方式,算是相當有創見的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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