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超的〈從兩份檔案材料看明代徽州的軍戶〉一文[1]，透過休寧縣的《三十都三圖絕、活軍戶名冊》與祁門鄭氏的《英才公租簿》兩份材料分析明代徽州的軍戶，全文分為五節，第一節「民有定籍與役皆永充」先為明代的軍戶制度做簡要的介紹；第二節「清軍與勾補」與第三節「逃亡與追捕」分別講述軍戶的運作，以及逃亡後的補救；第四節「軍田與幫貼」講述在衛軍人與原籍軍戶的關聯；第五節為「結束語」，總結明代衛所制度的缺失。
文章開頭作者先援引《明史》：「其取兵，有從征，有歸附，有謫發。從征者，諸將所部兵，既定其地，因以留戍。歸附，則勝國及僭偽諸降卒。謫發，以罪遷隸為兵者。其軍皆世籍。」指出明代衛所軍士的來源有「從征」、「歸附」、「謫發」三種。徽州的「從征」來源，即新安衛成建立後從軍者。而徽州的部分地區是朱元璋較早佔領的地區，佔領以後便有了「以罪遷隸為兵者」的「謫發」軍戶，由於當時新安衛尚未建立，許多人充軍後又復為民，至洪武九年(1376)被徽州千戶所查出，才又重新問發各衛所。至於「歸附」者，在徽州極為少見。與全國相比，全國軍戶約占總戶數的六分之一，但徽州在洪武至弘治的間的軍戶比例約在百分之四至八間，屬於軍戶較少的地區。
壹、「民有定籍」與「役皆永充」
「民有定籍」是指朱元璋稱帝後，仍延續元朝的依差役將百姓分成各戶籍的制度，《會典》載洪武二年(1369)的規定：「凡軍、民、醫、匠、陰陽、諸色戶，許各以原報抄籍為定，不許妄行變亂。違者治罪，仍從原籍。」且在洪武十二年(1379)重申強調：「軍民已有定籍，敢有以民為軍亂籍以擾吾民者，禁止。」
「役皆永充」乃是指服役於各種差役的百姓都是世襲的，如無子可補，則勾選兄弟、姪子等遠親近戚，若子孫年幼則記錄在官，待成年後補役。凡有丁可補的稱為「活軍戶」，而無丁可補的則稱為「丁盡戶存戶」，只有丁盡戶絕的「絕軍戶」才會被開除軍籍。
徽州祁門縣的鄭英才是典型的活軍戶，他在洪武二十八年被充軍到廣西慶遠衛，其死後傳子，子死傳孫，孫死後無子可補，乃由侄孫補役，前後經七世，二百餘年。這樣的例子並不罕見，在《軍戶冊》中的記錄的六名活軍戶，都是像鄭英才一樣，歷經了二百餘年。
《軍戶冊》共載三十六名活軍戶，其中絕軍戶佔了二十四名，作者將其整理成「休寧三十都三圖絕軍戶簡略統計表」(頁88-90)，表中的絕軍戶僅有一名是被錯勾充軍的，除外都是「以罪遷隸為兵者」的「謫發」軍戶，明初中國各地有許多罪謫軍戶，是因為開國初期法嚴的緣故，當時若不務耕種，會被視為遊民而逮捕充軍，官吏貪官枉法者亦是充軍的對象。表中的統計顯示，從充軍到除籍，大約都只經過了二、三代，七十年左右，他們不但丁盡，而是全家盡亡。如此快的死亡率在當時的絕軍戶中，幾乎是普遍的現象。作者另外提出一點，並非所有的「以罪遷隸為兵者」都會被納入世襲的軍戶，如洪武十七年(1384)，休寧有一名為程維宗的巨商擔任糧長，其子續充任糧長時因作弊被遣至通州衛服役，但程氏並未被列入軍戶，其子死後，孫未補役。
貳、「清軍」與「勾補」
「休寧三十都三圖絕軍戶簡略統計表」中開除軍籍的時間分別在正統七年(1442)、天順六年(1462)、成化八年(1472)，其間隔十年，由此可知明代軍戶的清理時間為「大造之年」進行一次，凡遇絕軍戶者即開除戶籍，遇缺額者則勾丁補役。不過勾丁補役與追捕逃亡可以隨時進行，不必待冊年。在本節中作者先介紹「補勾」，待下節中再介紹「追捕」辦法。
關於「勾丁補役」，《實錄》載明成祖於永樂十七年云：「內外各衛所軍士皆有定數，如伍有缺，即當勾補。」明代的「清勾」吏易為奸，為害最深的就屬「錯勾」，「錯勾」的表現有兩種：其一是清軍官吏親赴里甲，抑逼里老人等索取同姓同名、遠親近戚、女婿甥男等，若有辯論，即以酷刑榜掠，如《軍戶冊》即有一例載：「興武衛勾取孫仲傑戶無丁，將另戶孫則壽全家解赴兵部發興武衛充軍。」其二為原籍軍戶，本來有丁在衛，清軍官吏卻錯將原籍戶丁解押至衛所，到衛所後經查才發現應伍不缺，只得發給「批回附卷」，將全家發還原籍。作者製「休寧三十都三圖錯勾戶丁簡略統計表」(頁93-94)，指出《軍戶冊》即有六戶活軍受了第二種「錯勾」之苦，其中吳伯源家更「錯勾」兩次。而這些「錯勾」受難的丁戶多攜帶妻小赴衛，往返時間往往需數年之久。
參、「逃亡」與「追捕」
明代衛所制度始終存在逃亡的現象，政府對於逃亡的士兵曾採取多種嚴防和嚴懲政策，大致有以下幾種：
一、被僉充的軍士必須攜帶妻小或全家赴衛。一丁充居如無妻小，則要臨時搭配一女為妻，稱為「僉妻」。如有妻未帶，則待軍士赴衛後，命原籍將妻送至衛所。統計《軍戶冊》，全家赴衛者達百分之五十以上。採取此政策的目的，除給衛所再生產下一代的軍士外，主要便是使軍士對妻小有牽戀而不妄逃跑。
二、在發配充軍時，採南人北調，北人南充的政策。使軍士遠離故土，在人地生疏的環境中不易逃跑。《軍戶冊》所載的軍戶原籍在皖南休寧，卻被分發到遼東、雲南、西安、山東等地，只有少數留在新安衛。
三、加強衛所的軍士的管理，如有軍士逃亡則對衛所的武官嚴懲，洪武四年朱元璋曾規定條章，在洪武十三年又再重新規定，《實錄》載：「凡一千戶所逃至百人者，千戶月減俸一石、二百人者減二石；一百戶所逃及十人者，百戶月減俸一石、二十人者減二石……」
四、對於逃亡之軍士，由布政使司發牒文至原籍追捕，或派遣差吏追捕。在布政使司發牒方面，常因布政使司未核實或錯發牒文，造成原籍里甲不得安寧，甚至還有原籍戶丁為此告狀的事體，如弘治九年廣西布政使司發牒文至徽州府要求原籍戶丁鄭仕斌補役，鄭氏確知有丁在衛未逃，便告狀到祁門縣，徽州府將狀文轉至廣西布政使司核對屬實後，才發給「免勾帖文」，避免了一場錯勾的災難。此外，有時本都、圖無其人，而府、縣卻批文查詢，使里甲不得不具呈說明。而派差吏追捕方面，追捕者所到之府、縣都必須簽署「查得逃軍○○○，並無在本處潛住」字樣，以便核查。追捕過程中不但牒文繁雜，累及里排，甚至還有對里排長加以酷刑至死者，如休寧縣人葉權在《賢博編》載：「不問果逃回及有無家屬，則先窮治該圖里排。里排畏刑，至願代軍補伍，復以為懷詐，加以酷暴，里排死杖下者無數。」
五、對捕追回衛之逃軍嚴加懲治，《大明會典》載：「各處守禦城池軍人在逃者，初犯，杖八十，仍發本衛充軍。再犯，並杖一百，俱發邊遠充軍。 三犯者絞。」
儘管政府對於軍士逃亡採名目繁多的政策防堵，但逃亡的現象不但沒有減少，反而累年增加，具官方數字統計，到正統三年(1438)，逃軍數字有一百二十萬以上，已經佔全國軍伍總數的一半。據同年按山東監察御史李純的報告，他視察的某一百戶所，原應有旗軍一百二十人，卻僅存一人。
肆、「軍田」與「幫貼」
在明代，一丁被僉解衛服役，宗族要為其治裝，名為「封樁錢」，這實際上就是戶下幫貼的軍裝和盤纏。軍士到了衛所所需的衣甲、鞍馬與日常生活的補充，除了帶餘丁在營生理，仍要靠原籍軍戶的土地每年收租以「幫貼」。軍戶的土地稱為「軍田」，較大的則稱「軍莊」。
作者以《英才公租簿》為例，指出祁門縣鄭英才充軍時，其將第四子做為餘丁帶到衛所，並將家業分成四大股，其中一股所得的租利除祭祖外，其餘用在幫貼在衛的軍人。但到正德元年，鄭英才的姪孫鄭貴補役後，因有功而升授百戶，其日常所需也隨身分改變而激增，原本的幫帖銀不敷開支，鄭貴在衛所只好靠借債過活，甚至叫債主執約向原籍討債，借約略載：
(前略)……三面言定約斷徑往原籍直隸徽州府祁門縣十五都祈嶺，詢問族長鄭仕奮等名下，取討原祖遺下幫軍銀兩歸還，原籍不得推調欠少，如有欠少，執約共赴縣告追。
此後，鄭貴還以各種理由，如串樓倒塌、房屋被焚等等，一年之內數次追討「幫貼」，如族中無銀，則告至官府逼追。萬曆二十五年，鄭貴欲騙幫貼銀百兩，反被官府痛責十二柄。最後祁門縣裁定：「自後以庚子(萬曆二十八年)為起，必須四年方許關支，務必當官發給，不許私自侵受。行關彼處衛所，不得委給關文，以開軍人騙局。」此事才得到解決。
然而亦由此可反映出衛所官吏相互勒索之風盛行，若非資產雄厚的大戶，
恐怕難以支付。且明代軍制規定凡軍士授武官之後，原籍亦必須從普通軍戶改為官軍戶，改戶時必須造冊回報，並給書手人若干兩，這項開支也要從軍田收入中支付。作者製「休寧三十都三圖絕軍戶土地消失情況統計表」(頁101)，發現軍田開除軍籍時的田畝數，比在充軍前的畝數少了很多，顯示為了「幫貼」而變賣產業，甚至傾家蕩產者比比皆是，有的成為絕軍戶時僅剩薄田若干，其稅糧還要由里甲賠納。
伍、結語
衛所制度是因劉基奏議而建立，平時軍士分散在各衛所屯種和訓練，戰時則由皇帝命將出師，此一方面可以由軍屯自給自足，一方面又可使「將不專軍，軍不私將」。但作者認為衛所制度在建立後不久，即產生了許多致命的缺失。從軍源來看，衛所的軍士多為「謫發」、「歸附」，它們既為強迫充軍者，戰時如何能夠賣命？從年齡來看，分布的極不均勻，既有幼童也有老人，又缺乏嚴格的訓練，因此如何能夠禦敵？從制度來看，不僅正軍必須攜帶妻小，餘丁、繼丁也有妻小在衛所，帶了這麼多人，生活都是困苦的，食不飽腹，如何談兵強馬壯？且他們被刻意調離故鄉，不僅受路途跋涉之苦，還有水土不造成傷疾的問題。在制度之外，「錯勾」的情況使親戚、里甲都不得安寧，原籍軍戶被「幫貼」勒索至傾家蕩產，還累及里甲賠納稅糧等等。
《軍戶冊》所載的三十六名軍戶中，至嘉靖年間，全家盡亡者有二十四戶，僅剩一丁在衛應役者五戶，逃亡者一戶，有丁可補的活軍戶僅有六戶。以實戰經驗來說，嘉靖三十四年，倭寇竟以很少的兵力，從杭州西掠至徽州，如入無人之境，《賢博編》記載：「初，賊僅五十，行二千里，過數郡，經留都而一轉，歸不失一，可恨可笑。」這些都顯現出衛所制度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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