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總論
鄧京力認為可以粗略地將近二十年的社會史研究分為兩個主要階段：第一階段始於1986年在天津由南開大學歷史系、《歷史研究》雜誌社和天津人民出版社共同主持召開的中國大陸首屆社會史研討會，時間為1986-1991年、第二階段則從1992年在瀋陽師範學院召開的中國社會史第四屆學術討論會算起，延續至今。試分析近二十年社會史發展的原因，有三個因素：首先是1970年代末，中國開始追趕世界現代化的潮流，將注意力都轉向了現代化經濟建設，卻發現缺乏這方面的歷史研究；其次是過去的研究被侷限在階級鬥爭史、農民戰爭史，而忽視了非階級的因素；其三則是受了西方年鑑學派的影響。
社會史研討會自1986年起至1991年每兩年舉行一次，吸引許多學者投入其中，推動社會史的發展。中國社會史研究最初的理論興趣特別集中於對社會史的定義，幾乎每篇論文本身都包含有自己對這一問題的看法，例如有學者主張是「社會生活方式演變史」、有學者認為是「是研究歷史上人們社會生活的運動體系」，亦有學者提出「社會結構說」。其爭論點在於是否要將定義縮小為社會結構與社會變遷，抑或是擴大為人類社會過去的歷史。
此期代表性的研究有以下幾個面向：在社會生活的斷代性研究有劉志遠的《四川漢代畫像磚與漢代社會生活》、宋德金的《金代的社會生活》、馮爾康與常建華的《清人社會生活》等；社會結構的研究則有劉澤華的《士人與社會》、高世瑜的《唐代婦女》；婚姻、家庭、家族的研究有史鳳儀的《中國古代婚姻與家庭》、陳支平的《近五百年來福建的家族社會與文化》；社會風俗的研究有王可賓的《女真國俗》、樊樹志的《明清江南市鎮探微》等。綜觀之，這個時期是社會史的發動期，剛擺脫教條式的束縛，學者從理論探討到具體研究的初步發動過程，因此大陸學界對於社會史問題的研究還不全面，有時只提了問題，尚未有系統的研究。
第二階段象徵中國社會史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第四屆中國社會史學術討論會有兩個重大的成果，第一是中國社會史學會成立了；第二是出版了該次會議的相關論文集。學者似乎都同意了社會史不只是歷史學的一個分支，而是要用社會的角度去看總體的歷史，意即社會史不能排除政治、經濟、文化的內容。
這個階段的研究有幾個特色，首先對中國的社會結構有新的看法，馮爾康主編的《中國社會結構的演變》就以等級分析代替以往的階級分析。其次是區域性社會史研究成為關注的熱點，從前忽略各地方社會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風俗民情、宗教信仰的差異與衝突，而此時透過田野調查、搜集民間文獻等方法對鄉村進行觀察，其中又以廣東、福建地區的學者最具代表性。第三是社會文化史的興起，因此有了婚姻家庭史、人口史、婦女史、風俗史等新興的議題，使得史學研究貼近大眾生活、下層文化心理。
貳、華南研究
黃志繁將二十世紀華南農村社會史研究大致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研究的形成期，時間約為1920-1950年；第二階段是區域社會經濟史的開拓，時間約在1950-1990年；第三階段是以歷史人類學作為主要的研究方法，時間為1990年至今。
第一階段的研究主要是社會學家與人類學家，較早期的算是傅衣凌，他詳細地考察福建和閩贛毗鄰地區的社會經濟，大量使用族譜、碑刻、契約文書等地方史料，處理佃農經濟、租佃鬥爭、鄉族組織等問題。而後1933年陳翰笙在廣東農村進行經濟調查，並將馬克思主義理論帶入中國農村研究。葛學溥(Daniel Harrison Kulp)則是最早研究華南農村的人類學，他與他的學生對潮州鳳凰村的調查，林耀華亦是以人類學的方法研究漢族家族，其著作更為研究漢族家族第一部人類學專著。而1928年傅斯年創辦歷史語言研究所，顧頡剛善用民俗資料，皆是將歷史學、語言學、民俗學和人類學整合的關鍵，加上楊成志、陳序經的推動，為華南的研究推向一個新局面。綜觀此一時期的研究脈絡，華南研究雖不是史學的主流，但前述諸人的研究成果，以及跨學科的整合，給後來的研究奠定了基礎。
第二階段的華南研究尤須注意外在環境的影響，1949年的中國史學研究皆為政治所影響，但華南受惠於地理位置，其歷史研究較少受縛於政治。傅衣凌提出了「鄉族理論」，並與他的學生開始有系統地收集福建地方文獻，例如楊國楨後來對明清土地制度和契約關係的研究就是順著傅衣凌「鄉族理論」。同一時期，梁方仲亦開展社會經濟史研究，提倡關注農村與國家關係。珠江三角洲賦役制有葉顯恩、譚棣華、劉志偉；廣東福建地區的宗族研究則有鄭振滿、陳支平。在外國學者方面，1960-1970年代，外國學者雖無法進入中國，但其已擺脫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衝擊─反應」模式，包括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Jr)、孔復禮( Philip A. Kuhn) 等人開始採用傅利曼(Maurice Freedman)和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的理論探討農村，用社會史的視野觀察中國傳統社會結構。在日本方面，1950-1980年代，是日本明清社研究從政治色彩較強的商品經濟、地主制論等議題轉向鄉紳論、國家論、共同體論等區域社會經濟史。
第三階段因改革開放，海外學者有機會與中國學者交流，如1985年科大衛(David W. Faure)、蕭鳳霞( Helen Siu)便與陳春聲、劉志偉等人開始合作研究。在合作研究過程中，一批研究華南的學者逐漸形成一個有共同學術旨趣的學術群體(按：即通稱的「華南學派」)，他們繼承傅衣凌和梁方仲先生的基礎，並強調歷史學與人類學相結合，重視王朝典章制度與基層社會的互動，關注國家話語在地方社會的表達與實踐。研究的面向則包括地域社會文化結構的動態過程，如陳春聲、陳樹良分析潮州東鳳村複姓村演變為單姓村過程。而劉志偉長期從事里甲賦役制度的研究、陳春聲考察了明末清初潮州的地方動亂，則為鄉村與國家的關係研究。另外，民間信仰是華南社會史研究比較深入的領域，如華琛(James Watson)提出「神明標準化」的概念解釋國家通過敕封地方神來實現對地方神統一化，使國家權力貫徹到地方，劉志偉更認為此是地域社會在文化上進一步整合到大傳統中，兩者相互滲透的過程。
參、資料來源
- 1.趙世瑜，〈二十世紀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回顧與思考〉，《歷史研究》，2001年第6期，頁157-172。
- 2.鄧京力，〈新時期中國社會史發展趨勢研究〉，《史學理論研究》，2000年第1期，頁80-91。
- 3.黃志繁，〈20世紀華南農村社會史研究述評〉，《中國農史》，2005年第1期，頁116-124。
後記
徐的課上到晚上九點，隔天早上九點還要繼續上，今晚的作業就是看這三篇文章，12小時後要討論……太趕了吧！一緊張就睡不著了，順手寫一下心得。
「中國社會史」的研究是隨著近代社會學的誕生而興起，梁啟超在二十世紀初要求史學家們去譜寫群體的、與今務相關的、深含理想的、非政治的歷史。而1920-1930年代則出現了關於中國社會性質、中國農村社會性質的論戰。關於早期的研究回顧也值得一書，我原想把他寫進來，但有點睏了，所以算了吧！有興趣就自行參考趙世瑜的〈二十世紀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回顧與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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