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上承魏晉南北朝，其文化受胡人習俗、佛教等外來文化影響頗重，回顧太宗亦曾言：「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秋，朕獨愛之如一。」然中唐以後，漢族民族意識滋長，對邊疆民族遂始有防範，於異族文化亦漸有歧視之感，如安史之亂後，唐人衣著已恢復舊觀，之於玄宗時仕女多衣胡服，相較之下可之其異。而宋朝續於五代，五代為唐代藩鎮之延續，宋室為矯其弊，遂倡文人政治，嚴禁武將為政，且又因外敵環伺，夷夏觀念觀念則更趨嚴格。故可知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在根本上有顯著的差異，日本學者內藤湖南因此認為唐朝為中古之結束，宋朝為近世之開端，而五代則為兩者文化之過渡，大致有以下諸點原因：
一、皇權逐漸提升。六朝至唐代中期為貴族政治最盛時代，政治屬於貴族全體專有，皇帝為貴族之代表而已，政策的運作要靠兩者的協議，如唐代的三省制度就是政治的協議體。故此時皇位頗不穩固，時有弒逆廢立之事。而唐末以後貴族沒落，君主不再歸貴族群體所共有，獨裁政治代興。宋朝時，門下封駁權衰退，皇帝掌有絕對之權力。明清時，宰相遭廢，皇權更為膨脹，諸臣形同奴僕，是為獨裁政治之巔峰。此中除元朝因蒙古文化較漢族落後，尚有貴族政治之遺骸外，君主專 制的形式隨時代遞嬗已臻於完備。
二、人民地位改變。以往人民被視做貴族的奴隸。隋唐之際，部分人民從貴族手下解放，直轄於國家，成為國家的佃客，國家依此訂定新的土地制度以及租庸調制度。唐代中期，租庸調制崩壞而以兩稅法取代，地租改以錢納，人民在居住權上獲得自由，擺脫原本束縛於土地的處境。宋以後，豪強的部曲正式瓦解，蔭戶於莊園的隸農成為自由人，他們與地主締結自由的佃耕契約，而後王安石新法中更有低利貸款、將差役改為僱役的政策，更確立土地私有制。原本貴族介於人民與皇帝之間，在貴族階級式微後，人民與皇帝的關係已變得直接。
三、科舉造成官吏任用產生變化。六朝時代官吏評選的標準是「九品官人法」，選舉之權掌握在貴族，遂有「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之說。隋唐以後「科舉」的考試制度成為入仕依據，但唐朝時考者還是以貴族居多。至宋朝，王安石新法加考經義策論使科舉成為實務主義。明代以後錄取人數大增，庶民入仕的機會更多，可說明貴族政治已過渡為官僚政治。也因此朝中朋黨性質亦隨之轉變，唐代的朋黨是貴族與寒門的權力鬥爭，如牛僧孺與李德裕之爭。而宋朝後已不見貴族，如新舊黨爭即為政治理念不同所致。
四、貨幣經濟出現。唐代的「開元通寶」流通不廣，主要還是實物經濟，物價都還是以絹布表示。宋朝改用銅錢，貨幣開始大量流通，並且已有小規模的紙鈔出現，可說已進入貨幣經濟時代。元朝時已幾無鑄錢，僅通行紙幣。到明清時因與西洋貿易開啟，遂通行銀幣。
五、文化性質改變與庶民文化興起。唐初的經學墨守六朝之風，著述以義疏為主，說經則以疏不破注為原則。中唐後，學術不再墨守儒家經學的義疏，甚至懷疑古書，遂以己意做出新的詮釋。文學方面，六朝注重詞藻的駢文漸為士人所鄙棄，取而代之的是注重視我表現的散文體，並發展出詩餘，打破詩律格局，元朝的散曲，在律令上也較為自由。繪畫方面，六朝以來盛行彩色壁畫，唐末至兩宋則轉變為屏障畫，金碧山水就衰，白描水墨轉盛。原本華而不實的貴族式文化由平易近人的庶民文化取代。
由於內藤湖南其文《概括的唐宋時代觀》篇幅不長，門生宮崎市定遂又補充幾點：
一、經濟發展方面，經由科舉所遴選之士，在文化上是知識分子；於政治上是官僚：就經濟上而言是地主、資本家。基於這三種身分，使他們在土地經營上不再承襲過去莊園式的「封鎖經濟」而是將土地做為資本投資之場所，從事生產、交易、買賣等商業行為。且宋朝又以運河為中心，交通與搬運事業發達，都市幾都成為「商業都市」，資本主義興盛可以說進入近世的一具體指標。
二、軍事政策方面，唐玄宗時改府兵至為募兵制，軍人成為一種職業與農民分化，此與近世時代產業著重分工的特徵相符。
三、科技與政治方面，宋朝不論是哲學、科學、工藝方面都有顯著的進步。印刷術、火藥的運用較西洋為早，煤、鐵的大量運用都是進入近世的特徵之一，加上宋朝訟學發達，獨立的司法裁判機構可保護人民的權利，都象徵宋朝已進入近世時代。
參考資料：
高明士，〈唐宋間歷史變革之時代性質的論戰〉，《戰後日本的中國史研究》(臺北：明文出版，1987)。
張廣達，〈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及其影響〉，《史家、史學與現代學術》(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2008)。
傅樂成，〈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漢唐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1993)。
後記：本文僅整理內藤湖南之說，關於東京學派之論戰姑且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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