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九六零年趙匡胤在自導自演之下「黃袍加身」一躍成為天子，但登基之後趙匡胤立刻要面對一連串難解的問題。首先，他要顧慮四周的處境，因為自周世宗承襲來的土地只有淮河流域及黃河中下游部分，它的北方是遼國與北漢，西部是黨項民族與吐蕃諸部，南邊最為混亂，有荊南、吳越、後蜀、南漢、南唐等政權，實可謂眾敵環伺。再來就是社會經濟部分，自前朝廢去租庸調法改行兩稅法以後，徵稅的對象已由人丁轉為田產，經過接連戰亂，人口流動量大，華北地方也無法完全從事生產，稅收的來源遂成為一大隱憂。
那麼，作為一個開國者，趙匡胤要思考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要如何使趙氏政權穩固，畢竟就連他自己也是以殿前都點檢的軍人之姿「黃袍加身」的，當時的掌權者主要有軍權、相權以及地方行政權三類，所以他做了幾個動作以削弱掌權者的權力。在執政的第二年趙匡胤將禁軍中資深將領，如石守信、王審琦等人的軍職解除，改任節度使的虛銜，騰出的位置則由資歷較淺的人繼任並時而調動，名義上是「習勤苦、均勞逸」，實則使「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於驕惰」，兵無常將，將無常兵，兩者不能合一。同時，趙匡胤有感晚唐以來州郡長官轄區太廣、權勢太高，儼然為一不受中央所統的獨立王國。因此，他對此也著手對此進行改革，包括縮小州郡轄區、收奪地方政府財權、削弱其軍事實力、將地方長官改由文官擔任，且在長官之上添置通判，使其能互相牽制，藉此改變地方尾大不掉之勢。另外，趙匡胤又在宰相之下設置參知政事，並沿襲晚唐五代的三司使與樞密使，參知政事為宰副職，三司使分掌鹽鐵、戶部、度支三權，樞密使負責軍政但不直接統領軍隊。種種安排都是要使各機構互相制衡以防專權，雖有許多流弊卻也順利讓宋朝國祚延續。
安內以後則壤外，趙匡胤的第二的問題就是要如何消滅割據在帝國各地的獨立政權及收復燕雲十六州。各政權中契丹國力最盛，故趙匡胤深知若以當下實力強收燕雲十六州而與契丹相抗實為不智之舉，加上南方各割據政權內部之間不乏內部鬥爭，軍事力量較薄弱。因此，他對北邊採取的是一種「防禦性」的佈置，反而將矛頭指向南方。又因南方諸政權所佔之地物產富饒，非中原地區所能及，如巴蜀地區為天府之地、南漢首都廣州對外貿易的主要港口，若能統一此區則對國家財政有極大有裨益，故此政策除了軍事上考量，經濟也是一大因素。趙匡胤於是採先取西川，次及荊廣、江南的用兵策略。先取得兩湖地區，次滅後蜀，之後兵及兩廣地區，吳越和福建地區便自動歸附，最後在九七五年滅南唐，正式統一南方各割據勢力。至於北邊，趙匡胤也曾於九六八年與九七六先後派兵北漢，但皆因契丹發兵救援而宣告失敗，北漢與燕雲十六州其實是一體的問題，一旦征北漢成功，燕雲十六州必是下一個收復地區，只可惜趙匡胤在九七六年底不明不白死於「燭影斧聲」，剩下的只得由趙光義去接棒。
回顧趙匡胤的「先南後北」政策，從結果來看會發現這一點他是睿智的，因為契丹的實力不容小覷。說遼穆宗昏庸無道在位時政治混亂是北伐的好時機其實不對，九六八、九六九年宋廷二度出兵北漢鎩羽即因契丹阻撓，此期正逢遼穆宗遭弒，政局動盪之際，如果連此時征北漢都無法成功，又何談收復燕雲十六州？再者，周世宗收回的瀛、莫、寧三州，並非與契丹激戰而得，很大的原因是當地漢官舉城降附所致，與宋朝的情況又是大大的不同。更何況趙匡胤未曾忘卻收復燕雲十六州，當初設「封樁庫」的原因就是要以金錢贖回此地，在這種情況下，「先北後南」必定是情勢使然，趙匡胤能夠做出正確的判斷是相當值得肯定的。
然而，趙匡胤在處理社會經濟上究竟還是犯了一些錯誤。北魏起中國實施均田制度授田給百姓，中唐後均田制受到破壞，然宋朝開國以後「不立田制，不抑兼併」，則更加速了土地私有化與土地買賣，可是地主官紳多有免稅免役之特權，如此造成租稅徭役集中在最下層的農民身上，而政府又未授田給農民，遂使得大量受到兼併之禍的百姓走上遷徙流亡之路。面對這些可能起來反抗的的流民，趙匡胤採取一種奇特的「養兵」政策。即把失業的人口加以收容豢養使其能夠聽從統治者的指揮，目地在使「兵」與「民」分離，如此每逢凶年饑歲時，縱有「叛民」而不至有「叛兵」。趙匡胤以為此策為「百代之利」，實則不然，政府每年招募大量士兵，遇荒年則更最。募來之兵既不以「寓兵於農」的方式經營，又缺乏訓練，老弱參雜，造成冗兵日增。其他農民為了躲避苛稅，又千方百計地設法庇蔭於大戶豪強之家以隱瞞戶口，而剩下的那些農民又因走上流亡之途，軍隊人數急遽上升連帶的使官僚體系也隨之擴大，冗兵、冗官使國家財政惡性循環。只是，趙匡胤還未看到其弊就以撒手了。
改寫自：鄧廣銘，〈論趙匡胤〉、〈宋朝的家法和北宋的政治改革運動〉，皆收錄在《宋史十講》(北京：中華書局，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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