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林富士〈Peter Burke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一文的摘要[1]。彼得‧柏克(Peter Burke)主編的《歷史學的新展望》(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共有十一篇論文:第一篇是由柏克撰寫的序言〈新史學的過去與未來〉(Overture: the New History, its Past and its Future) 、第二篇是由夏普(Jim Sharpe)撰寫的〈民眾史〉(History From Below)、第三篇是由司高特(Joan Scott)撰寫的〈婦女史〉(Women's History)、第四篇是由Henk Wesseling撰寫的〈異域史〉(Overseas History)、第五篇是由列維(Giovanni Levi)撰寫的〈論微觀史〉(On Microhistory)、第六篇是由普林斯(Gywn Prins)撰寫的〈口述史〉(Oral History)、第七篇是由丹屯(Robert Darnton)撰寫的〈閱讀史〉(History of Reading)、第八篇是由Ivan Gaskell撰寫的〈圖像史〉(History of Images)、第九篇是由Richard Tuck撰寫的〈政治思想史〉(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第十篇是由波特(Roy Porter)撰寫的〈身體史〉(History of the Body )、第十一篇是由柏克撰寫的〈事件的歷史與敘述的復興〉(History of Events and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2]

柏克指出「新史學」(new history)是二、三十年來西方史學的主流,但是仍面臨了一些困境有待突破。他在序言的一開始提了幾個問題,問道:所謂的新史學是什麼?又是怎麼個新法?是一時的風尚或是長期的趨勢?新史學會不會取代傳統史學?或是二者能夠和平共存?並在序言中一一解答。

柏克指出,雖然「新史學」一詞在19701980年代才被廣泛的運用,但可追溯到法國《年鑑》雜誌創辦的1929年。與此同時,不只是法國,美國、英國與德國等國在19001930年也分別有向傳統史學提出挑戰的情況,其中美國魯賓遜(James Harvey Robinson)更在1912年就提出了「新史學」(the new history)一詞。因此柏克認為任何一種史學典範剛被提出,相對於舊有的典範,都可視為「新史學」。而柏克在這裡提倡的「新史學」主要就是法國「年鑑學派」(Annales school)的「總體歷史」(histoire totale),所謂的「新」,是相對於蘭克(Leopold von Ranke)為代表的傳統史學。新史學與傳統史學的差異大略有七點:第一點、傳統史學係以「政治」為主要關懷,新史學著眼於人類的各項活動;第二點、傳統史學注重的是對「事件的敘述」,新史學則重「結構的分析」;第三點、傳統史學是由上而下的俯瞰歷史,新史學則是由民眾的立場由下而上觀看與分析歷史。第四點、傳統史學以官方文獻為主要材料,新史學則廣泛的運用各種史料,包括視覺史料、口頭史料等等。第五點、傳統史學強調「事件」、「個人行動」之於歷史的關係,新史學不但同時掌握「個人行動」與「集體行動」,亦同樣注重「事件」與「潮流」。第六點、傳統史學強調歷史研究的「客觀性」,新史學則採取「文化相對論」(cultural relativism)的立場。第七點、新史學的特色是研究課題多元化,並與其他學科有緊密的互動關係。

新史學在材料的運用上,使用了許多原本被傳統史家所忽視的材料,如考古發掘的材料、人類學家的田野報告即是書中第四篇作者Henk Wesseling研究異域史的資料。又如口語材料的真實性以往備受質疑,但近數十年來為了研究非洲史,史家不得不仰賴口語材料,書中第六篇的作者普林斯指出口語材料與文字材料在本質上雖有一些差異,但是文字材料也未必比口語材料更可信,口語材料反而能提供文字材料欠缺的訊息。書中第七篇的作者丹屯則透過圖書館的藏書目錄、私人讀書目錄、訂書單、書商的出版目錄研究閱讀史。書中第八篇的作者Ivan Gaskell則指出各種「視覺材料」(Visual material),諸如電視影片、圖像繪畫、建築雕塑等都能做為研究的材料或對象。而書中第十篇的作者波特研究身體史的資料則是利用病歷表、受洗與喪禮記錄、士兵的體檢表、孤兒院的收容記錄。此外,書中的其他各篇也廣泛的展示法庭訴訟記錄、教會記錄簿、莊園地契等傳統史學未使用的材料。

新史學開創了一些新的研究領域與課題,如社會史分化出歷史人口學、勞工史、都市史、鄉村史等等獨立的研究領域。有些舊有的研究領域雖然名稱不變,但研究重心與角度都有新的變化,如經濟史家開始注意消費、廣告等課題,而不侷限在「生產」的研究。政治史則不再只留意政府及在上位者之間的權力鬥爭,關注的焦點漸漸轉移到工廠、學校和家庭方面。甚至有若干領域,雖然名稱類似,實際上卻名實具異,例如Henk Wesseling指出「異域史」在1945年前通常被稱為「殖民地史」(colonial history)或「歐洲擴張史」(history European expansion),隨著殖民地的解放,這些領域才轉變為「異域史」,研究的視角也從殖民體系與殖民者轉移到當地人民的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等方面。「圖像史」與「藝術史」(art history)雖然關係密切,但研究的取向仍有不同處,「圖像史」不限於藝術品的討論,而是解釋「圖像意義」(pictorial meaning),從作品的創作時代去詮釋作品。又如「身體史」與傳統的「醫學史」、「疾病史」不無關連,但研究課題卻遠超過後二者的範圍,波特指出「身體史」的研究領域包括研究西方傳統文化如何透過宗教、道德和社會的價值系統賦予「身體」較為次要的地位,並研究西方對「身體」 的若干基本認定與「管治」(police)身體的方法,以及性與兩性關係的演變等等。

此外,也有若干的新興領域,諸如「觀念」、「兒童」、「自殺/死亡」、「潔淨/骯髒」、「氣味」等課題有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於新近的史學作品中。「生態史」(eco-history)、「心理史學」(Psychohistory)1990年代前後提出的新課題中較被廣泛注意的。書中提及的新興領域則有「民眾史」、「婦女史」與「閱讀史」。在民眾史方面,較具代表性的有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家湯普森(E. P. Thompson)、法國年鑑學派史家勒華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義大利微觀史家金斯伯(Carlo Ginzburg)。他們創造的典範使原本被視為不可能研究的主題如犯罪、通俗文化、民間宗教、農民家庭等成為可能,這些作品亦使得那些自認為沒有歷史的民眾能清楚的意識到自身的源流和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強化了他們的自我認同。在婦女史方面,司高特指出婦女研究源於1960年代的女權運動,1970年代逐漸與女權運動分道揚鑣,一直到1980年代才完全與政治劃清界限。綜觀三十年的婦女研究,會發現三個階段的演變,即從「女權主義」(feminism)到「婦女」(women),再到「性別」(gender)。在閱讀史方面,研究的課題包括研究書目和書本源流的書籍傳播史,或是研究前人的閱讀習慣、方式、時間地點等等,以及他們對閱讀的看法,乃至於前人學習閱讀的各種方式。在研究方法上,則從名人自傳、文學中有關「閱讀」的記載與相關文學理論等等。

新史學的研究方法與途徑,隨著課題的開拓,往往也另闢新徑。其中應用最廣的莫過於「量化方法」(quantitative methods)或稱為「宏觀分析法」(macroanalysis),這個方法用來處理大批可量化、統計的資料,藉由具體的「數字」以彰顯某一特殊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現象。與此相對的則是「微觀分析法」(microanalysis),縮小研究範圍,並對文獻材料做精細而深入的研究,是民眾史常用的方法。異域史的研究途徑則透過「歷史的宏觀社會學」(historical Macrosociology),藉由比較同一性質的社會現象在不同時代、不同社會脈絡的發展,以理解社會發展的普遍律則,或是藉由比較以突顯某一事件或社會現象的特殊性。婦女史的研究則借用「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心理分析」(psychoanalysis)的方法。其他的方法如詮釋學(hermeneutics)、現象學(phenomenology)、韋伯(Max weber)的社會學等等,此處不一一列舉。

新史學在歷史寫作的風格與技法方,雖傾向於「結構的分析」, 然而近年來因受文化人類學家吉爾茲(Clifford Geertz)的影響,亦採用厚敘述(thick description)的方式進行寫作,大有恢復敘事傳統的趨勢。但現代的敘事手法仍與傳統敘事有些差異,新史學的敘事手法常採多元的敘述觀點,使讀者清楚的知道何者是史家的看法,同時也能兼顧事件的敘述和對整體結構的描述,方法諸如採取微觀敘事法(micronarrative)陳述小區域的民眾生活與故事,或挑選少數個人做為故事的敘事者,以多元的觀點來呈現歷史變遷的過程。有的則採取倒敘的方法以聯繫「結構」和「事件」,並著重事件與結構間的互動關係。有些新史學的史家也特別重視和讀者之間的溝通,企圖寫出淺顯易讀的作品以擴大其讀者群。

新史學的提出,柏克認為一方面可歸咎於傳統史學典範本身的缺陷,一方面也要從外在環境去理解,如異域史的新走向實與1945年後殖民地的解放有關,婦女史更可直接與1960年代興起的「女性主義」作聯繫,民眾史的研究亦與社會運動、勞工運動密不可分。導致外部環境變化的根本,又可從二十世紀西方的新思潮中找到,其中屬馬克思主義、心理學、人類學最為關鍵。異域史、民眾史與微觀史中,皆不乏馬克思主義理論,心理學的發展更使得歷史學開闢了心理史學的獨立學科,婦女史研究也常使用心理分析為基礎。人類學的影響更是深遠,如厚敘事的寫作技巧、將田野調查當作收集資料的途徑、使用人類學的理論與架構等等。其他的學科或多或少也提供了相關的材料與理論,總之二十世紀的西方史學發展,不能僅從史學本身來看,其外在的政治、社會情境對史學所造成的衝擊,亦不容忽視。

柏克編纂此書的用意除指引研究的新方向外,同時也檢討歷史學遭逢的困境,他指出新史學所面臨的困境有四點:第一點是有關研究課題本身的界定問題,如「東方史」與「世界史」、「通俗文化史」與「日常生活史」這些領域都有重疊的部分,常有研究範圍、研究對象和基本概念模糊不清的現象。第二點是有關研究材料上的問題,雖然新史學透過口語、圖像、考古等材料進行研究,但這些材料本質上的一些限制和運用上的困難也漸漸突顯出來,且對傳統史料的重新詮釋和運用,也有其侷限性。第三是歷史解釋上的問題,新史學家不以「短時段」的個人和群體活動為對象,亦不以「唯物論者」、「決定論者」的觀點解釋歷史,卻又無法否定物質與自然環境在人類歷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新史學的解釋模式究竟如何能自異於傳統史學便成為一大難題,柏克的建議是史家在解歷史時應同時兼顧物質的因素,以及人類面對不同的環境所做的調適或回應。第四點是整合上的困難,新史學固然有了更多機會和其它學科對話,卻也造成了自身四分五裂的局面,柏克認為如何妥善的運用各種材料?如何清楚的界定自己的研究領域?如何整合日益增多的次學科?這些問題將是新史學發展的關鍵。



[1]林富士,〈Peter Burke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新史學》,32(臺北,19926),頁181-195

[2]2001年的增訂版有一些變更,其中第八篇Ivan Gaskell的文章更名為〈視覺史〉(Visual History)Roy Porter的文章亦更名為〈身體史的反思〉(History of the Body Reconsidered),並新收錄一篇由Richard Grove撰寫的〈環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由此也可略知此書出版十年後,「新史學」研究課題的趨勢與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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