較早注意到明朝國號與宗教關聯者，應是吳晗在1941年發表的〈明教與大明帝國〉，[1]吳晗認為「大明」之國號出於韓氏父子之「明王」，即《大小明王出世經》，並指出明教自唐輸入，至南宋日益興盛。因秘密宗教之傳播，時受統治階級迫害，易與其他宗教結合，故明教雜揉了佛教，與崇信彌勒傳說的白蓮社結合。而白蓮社遭禁後，又有「彌勒降生，明王出世」之傳說，韓山童、韓林兒父子便以明王、小明王自居。朱元璋因襲小明王之基業，削平群雄，為攏絡舊部，故將「大明」建為國號。且「明」有光明之義，拆字則為「日」、「月」，與儒家禮祀相關。再者，從五行之說，北方屬水，南方屬火，以明制暗，以火剋水，與儒家經說並行不悖，可謂一石二鳥。
吳晗勾勒了明教的傳播與發展，惟論析明教與白蓮社合流時，卻無直接的證據，僅是比較兩教皆存有相似的科儀而推論，略言：「彌勒和尚白冠練衣，與明教徒之白衣白冠相同，亦焚香，亦說災祥，亦有小經，亦集徒侶，與後起之明教蓋無不相類。」且其論述五行之說，「以火剋水」亦不通。但明教與大明國號之說，卻因1961年金庸寫入武俠小說《倚天屠龍記》中，稱朱元璋雖起異心，使用詭計登上帝位，但幫助他打下江山的都是明教中人，所以國號仍不得不稱一個「明」，致使此說蔚為流傳。
楊訥在1983年發表的〈元代白蓮教〉認為「吳晗的推理頗欠周密」，[2]指出「白蓮社」不等同於「白蓮教」，從現有的史料判斷，白蓮教從未與明教混合。且方志、石刻中顯示明教在元代為合法的教門，至明代才與白蓮教同屬在禁之列，《元史‧刑法志》：「諸以白衣善友為名，聚眾結社者，禁之。」的紀載可能從未落實。吳晗因為先有了大明國號來自明教的結論，便以「明王出世」為證，將信奉白蓮教的韓氏父子附會為明教徒。楊訥指出中國宗教史上的「明王」不少，韓山童所謂的明王應是《大阿彌陀佛經》中的「阿彌陀佛」，即諸佛光明之王。又說朱元璋年輕時當過和尚，將佛典取為國號是很自然的事情，故《大明律》中禁止白蓮社、明尊教等左道，未禁止傳統彌陀淨土信仰。
楊訥釐清了白蓮教與明教無涉，對於大明的國號由來亦認為與宗教關聯，同意吳晗所說的「明王出世」，只是典出《大阿彌陀佛經》，而非明教的《大小明王出世經》。但這也僅是推測，不僅缺乏史料依據，儒士能否接受朱元璋將國號取自佛典，亦值得玩味。
有些學者又嘗試提出不同的見解，日本學者和田清將南方屬火的五行之說，結合朱元璋的姓氏，有炎帝輔佐朱明之說。惟陳學霖在〈明朝「國號」的緣起及「火德」問題〉中指出火德僅是朱元璋在反元時採取的政治策略，明朝建立後，並沒有特別講求德運。成化二十三年進士羅玘有明朝屬土之說，萬曆年間張養蒙撰〈五德之運考〉載：「我朝受命，有謂其尚火德，有謂其尚土德，紛紛無定。」這些都是民間儒士的己見與異說，可見明朝並未將五德終始的循環理論當作政權正當性的象徵。[3]
杜洪濤在〈明代的國號出典與正統意涵〉提出了另一種說法，[4]認為明代國號與明教、白蓮教皆無關，其援引朱元璋討伐張士誠的〈平偽周榜〉：「不幸小民誤中妖術，不解其言之妄誕，酷信彌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蘇困苦。」指出朱元璋集團在劉基、宋濂等儒士的引導下，開國以前就否定了白蓮教，不太可能再引白蓮教經典為國號。杜洪濤認為國號是建構王朝正統性的象徵，應當出自儒家經典，檢索後有兩處可能，其一是《詩經》的〈大明〉篇；其二是《易經‧乾卦》，又以後者最為可能，《易經‧乾卦》彖辭：「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大明國號與元朝出典相同，應非偶然，上下相承，隱含著元、明正統性的嬗變。
另有一則旁證，或可說明朱元璋對於《易經》出典是熟悉的，俞本在《紀事錄》中載至正二十年正月初一，太祖在府門上親書：「六龍時遇千官覲，五虎功成上將封。」[5]其中五虎是指三國時代劉備麾下的五虎將，六龍就是出自《易經‧乾卦》。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