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興濤的〈清朝滿人的「中國認同」〉一文[1]先指出新清史的學者的研究取向，他們強調滿人的主體性，在滿人的認同問題上，羅友枝(Evelyn S. Rawski)、柯嬌燕(Pamela K.Crossley)、歐立德(Mark C. Elliott)等學者們紛紛主張不應該把「中國」與「大清國」混為一談，認為中國的意思近於中原，只是大清國版圖的一部分而已。不過這些學者也發現這樣的立論不能完美解釋，例如歐立德也承認滿洲人有時候也稱他們的帝國為中國。作者便從這此切入，反問道，僅僅是「有時候」而已嗎？還是在入關後(或康熙時)已完全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統治的國土範圍為中國了呢？
滿人在還未入主中原時，與明朝交涉係採取夷夏觀，《清太宗實錄》載皇太極曾言：「明既為中國，則當秉公持平。」皇太極屢屢提到的中國不是指中原，而是指華夷天下秩序之中心。因此滿人入主中原後，很快地就形成以中國自稱的國家認同。至康熙中期以後，中國、中國人的用法已成為一種常態，特別是與西洋交涉時，如在《尼布楚條約》中，多次使用中國、華民等稱呼，且將滿洲定義為中國的部分地方。乾隆皇對於永昌府檄緬甸文中「有數應歸漢一語」，明諭此說法為不經，皆表明了其認同的中國定義。在晚清時期與列強簽署的外交條約中，中國與大清國皆作為整體的國名，同時交替使用。本文作者曾統計大清歷朝實錄內「中國」一詞的使用情況，結果顯示1680次中，高達98%的比例都是泛指清朝全部統治的區域或民族。換言之，將「中國」稱為明朝的統治區域(即狹義的中原)者不到2%，且多是在追述歷史，如雍正與曾靜辯論華夷時所使用。至於清末保皇黨被攻擊為「保中國不保大清」，將中國與大清分開論之，此係因王朝逐漸喪失統治合法性所致，其所謂大清與大唐、大明在意義上並無區別，僅是指統治集團。反觀新清史研究者不願稱大清為中國，而稱滿洲帝國，其實是錯誤的。因為滿洲並不是正式國號，主要是作為族稱使用，或指大清發祥之地，與大清所代表的意涵並不相同，清朝入關以後不曾以滿洲為國名。是故「滿洲」是族群認同，與「中國」的國家認同有本質上的差別。
入關之後，滿人的中國認同除國名自稱中國外，對於代表中國的文化也同樣認同，清朝以儒家做為治國的理念，以中華正統自居。這樣的認同現象，以往學界習慣稱之為「漢化」，更為準確地說法應為「涵化」(華化)，因為雖然大體是「清承明制」，可是滿族仍做了部分的修正，如政治上建立軍機處、密儲制度；文化上實行滿蒙聯盟、重視喇嘛教等等。《大義覺迷錄》中雍正皇帝對漢人將滿人視為夷狄做了答辯，他痛斥這樣的說法，認為入主中原後，各民族納入版圖，已無華夷之外之分。清朝的國家認同就是滿、漢、蒙臣民一體合作，新清史的學者也常強調清朝皇帝的多重身分，可以將清朝視為一個以儒家為核心，多元文化並存的社會。可是本文作者要強調各文化的影響和地位並非對等，漢文化持續地擴大，相較之下滿文化的地位更逐漸凋零。清中葉以後，不少官員已不會用滿文擬奏摺，《清實錄》原先是先修滿文本，再譯成漢、蒙文，但至康熙起，因為編纂所需的材料都是漢文，所以編修的順序也改以漢文為先。在文化權勢轉移的過程中，列強也起了部分作用，至清時期的對外條約，除了對俄羅斯還偶用滿文外，其餘都只用漢文。最後清朝甚至通過《統一國語辦法法案》確認國語為漢語，這對滿族而言，也存在不得已的苦衷。
「民族」觀念是晚清以後從西方、日本所輸入的。漢族、滿族等具現代意義的概念也由此產生，並被各族所認同，他們認為當下中國處於滿族專制，主張應建議以各族人民為國民的平等國家，此成為1905年以後清朝準備君主立憲的政治動力。1906年奉命出國考察歸來的滿族大臣載澤等人上奏表達應盡快消除民族畛域，進行立憲。此時滿人的認同觀是一種「大同」思想，清末的滿族留學生不認為滿族與漢族是兩個民族，兩者在政治、文化的交融，已形成一新的民族。意即在他們看來，「民族」與「種族」是不同的，「種族」是血系為根據，而「民族」像是一個文明融合體，這樣的說法是「中華民族」觀念形成的來源之一，通過立憲運動還強化各民族一體的新國家認同。
總而言之，「中國」一詞代表的是正統，而非狹義的漢人國家，更與朝代興亡、版圖擴縮無關。綜觀清代滿人的中國認同，始終貫徹儒家的「大同」理念。這並不是單純的同化，而是求大同存小異，此從「同文館」的名稱亦可窺知，同文並不意味著代替，而是互釋同存。在清朝的退位詔書中也提出：「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即清楚顯示這種認同的接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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