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晚明的妓女與文人 @ 漫遊於歷史與現代之間

處理晚明妓女的研究很多，如武舟的《中國妓女文化史》(原名《中國妓女生活史》)，蔡石山的《明代的女人》，這兩本書都是屬於通論類，其中所用的材料都很類似，除了正史外，引用的都是很出名的筆記小品，如《板橋雜記》、《陶庵夢憶》、《萬曆野獲編》、《五雜俎》等等。

專論晚明秦淮妓女的則有日本學者大木康的《風月秦淮─中國遊里空間》，書中完整的介紹了晚明秦淮的情況，在附錄有一篇馮夢龍文學中關於妓女的研究的個案處理。另外，王鴻泰老師有數篇相關研究，較具代表性的是〈明清文人的女色品賞與美人意象的塑造〉、〈青樓名妓與情藝生活─明清間的妓女與文人〉，以「禮教與情欲」的觀點切入，提出晚明名妓「文人化」的特殊現象。

晚明知識分子的個案研究上論文極多，張岱、陳繼儒等等，以及復社的文人幾乎都被研究遍了，但對於文人與妓女的交際，多著重在城市生活、縱欲享樂的表面上，對於核心問題，如為何交際，互動以及其影響，反而不如前面提到的幾篇論文。以下是我整理幾篇論文，關於晚明妓女的概述，以及與文人的交際情況，算是讀後筆記的半成品吧。

壹、明朝社會風氣的演變

明朝開國初期，太祖朱元璋有感「近世風俗相承，流于(於)僣侈」，故於洪武三年(1370)八月要求「中書其以房舍、服色等第，明立禁條，頒布中外，俾各有所守。」於是中書省「定議職官自一品至九品，房舍、車輿、器用、衣服各有等差[1]」。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又令中書省訂定禮制，端正風俗，如於婚禮詔曰：「近世以來，專論聘財，習染奢侈。其儀制頒行，務從節儉，以厚風俗[2]。」於喪禮則曰：「近代以來，富者奢僭犯分，力不足者稱貸財物，誇耀殯送，及有惑於風水，停柩經年，不行安葬。宜令中書省臣集議定制，頒行遵守，違者論罪[3]。」甚至吳元年(1367)，朱元璋尚未登基，始建南京故宮時，有人進言用瑞州文石，朱元璋回斥：「敦崇儉樸，猶恐習於奢華，爾乃導予奢麗乎？」言者慚而退。可見朱元璋尚簡樸的個性，上行下效以及法律規範，致使明朝開國之初，社會風氣由奢侈漸歸純樸。

朱元璋藉由訂定階級制度的禮儀，維持社會風氣。至明朝中期，正統至正德年間(1436-1521)年間，原本簡樸守法的社會風氣，漸有鬆動的情況，此從地方志中可窺得。先是蘇州、長江中下游等地區，經濟成長迅速之地，《乾隆震澤縣志》有人民「乃盡逐綾紬之利」的情況，《弘治吳江縣志》甚載：「習俗奢靡，愈趨愈下，庶民之家，僭用命婦婦服飾，加以鈒花銀帶，恬不知愧。」至成化(1464-1487)之際，《嘉靖常熟縣志》更載「復崇奢尚靡，以襟度好事相高」。不過，在鄉間等商品經濟發展較緩慢的地方仍猶如明初。除外，南京的都市性格是軍政性高於經濟性，《萬曆上元縣志》在弘治年間(1487-1505)還「彬彬乎近于(於)古矣」。最後，萬曆(1572-1620)中後期，社會風氣變遷愈演愈烈，《嘉靖吳江縣治》載：「國初純龐之氣鮮有存者矣」。連江北、興化也淪陷，《萬曆興化縣志》載：「傭販皆習歌曲，喜博賽，衣尚華，燕尚侈。」《萬曆溫州府志》云：「舊時男女俱尚布衣，今富家子弟多以服飾炫耀，逮輿隸亦穿紬緞。」奢侈風氣可謂不分貴賤[4]。

貳、十里秦淮煙花巷

張岱形容秦淮河河房，「便寓、便交際、便淫冶，房值甚貴而寓之者無虛日。」畫船蕭鼓來去穿梭其間，在河房之外設有露臺，朱欄綺疏，竹簾紗幔。夏天晚上洗澡後坐在露臺，風吹拂都可以聞到香味，「女各團扇輕紈，緩鬢傾髻，軟媚著人[5]」。余懷在《板橋雜記》中也提到：「秦淮燈船之盛，天下所無。兩岸河房，雕欄畫檻，綺窗絲障，十裏珠簾[6]。」其實秦淮聲色場所在朱元璋開國時期就建立，其一為「富樂院」，位置在乾道橋，院中「男子令戴綠巾，腰繫紅搭膊，足穿帶毛猪皮靴」，不能走在道路中央，只能行走於街道左右邊。而「妓婦戴皂冠，身穿皂楷子，出入不許穿華麗衣服」。富樂院「禁文武官及舍人不許入院，止容商賈出入院內」，後來因為半夜失火，延燒到脫歡大夫衙，朱元璋應此大怒，將院中男子、婦女處以重罪，富樂院被遷移至武定橋等處[7]。

武定橋後來即成為著名的風化區，余懷於《板橋雜記》中提到，秦淮妓院坐落的位置，「前門對武定橋，後門在鈔庫街。妓家鱗次，比屋而居，屋宇精潔，花木蕭疏，迥非塵境。」妓院的門微微半開，有珠簾低垂，踏到階梯上，即有「猧兒吠客，鸚哥喚茶」，登堂則「假母肅迎」，到了大廳，上妝的丫環一字排開「捧艷而出」。妓院設於此地還有一巧妙之處，與貢院遙對，「僅隔一河，原為才子佳人而設」。每逢秋天各方來應試者考試結束後，往往「結駟連騎，選色征歌，轉車子之喉，按陽阿之舞，院本之笙歌合奏，迥舟之一水皆香[8]。」

朱元璋另外亦在金陵設立十六樓，十六樓初為十樓，《太祖實錄載》：「(朱元璋)思欲與民偕樂乃命工部作十樓於江東諸門之外，令民設酒肆其間，以接四方賓旅[9]。」謝肇淛追憶全盛時期的金陵、秦淮一帶是「夾岸樓閣，中流簫鼓，日夜不絕，蓋其繁華佳麗，自六朝以來已然矣。」他還對杜牧詩云：「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感到不解，認為「國之興亡，豈關於遊人歌妓哉[10]？」周暉在《金陵瑣事》中引李公泰詠「十六樓詩」，十六首五律，將各樓別具的特色一一描繪，如澹煙樓：「久坐惜芳塵，鶯花不棄貧。關心悲地隔，有酒縱天真。不問黃金盡，應慚白髮新。登臨聊極目，紫陌萬家春[11]。」

晚明的妓女人數相當多，南北皆然，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描述山西舊有四絕，其中一絕為「大同婆娘」，寫道「(大同府)當時事力繁盛，又在極邊，與燕遼二國鼎峙，故所蓄樂戶較他藩多數倍。今以漸衰落，在花籍者尚二千人，歌舞管絃，晝夜不絕[12]。」謝肇淛在《五雜俎》中亦形容燕雲只有四種人多，「奄豎多於縉紳，婦女多於男子，娼妓多於良家，乞丐多於商賈[13]。」他估計京師的閹豎、宮女、娼伎、僧道人數約在十萬人左右。而娼妓不但在都會區多，即使窮州僻邑也在在有之，她們「倚門獻笑，賣淫為活」，生活相當可憐。謝肇淛將娼妓略分為兩種，一種為官伎，在兩京屬於「教坊司」管轄；在郡縣者則隸於「樂戶」，必須繳納「脂粉錢」；「不隸於官，家居而賣姦者」為土妓，俗稱「私窠子」[14]。官妓的來源有部分是來自前朝家眷，如王士禎在《池北偶談》略載：「金陵舊院，有頓、脫諸姓，皆元人後沒入教坊者[15]。」又如《國朝典故》引禮部尚書呂震言：「建文中奸臣，其正犯已悉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16]。」官妓以外，張岱對私妓有更細緻的分法，他說廣陵二十四橋附近：「巷口狹而腸曲，寸寸節節，有精房密戶，名妓、歪妓雜處之。」所謂名妓就是需要嚮導引介才得其門而入，人數不多；歪妓即為土妓，多可至五六百人，「每日傍晚，膏沐熏燒，出巷口，倚徙盤礴於茶館酒肆之前」，稱之為「站關」。遊人經過，如果看到中意的就將她牽去，到了巷口，便有偵伺者呼道：「某姐有客了！」[17]

妓院的環境有優有劣，劣者如文前土娼寮，秦淮大部分的妓院都是「清潔殊常」，遊人想得到的必需品一應具全，「香囊雲舄、名酒佳茶、餳糖小菜、簫管琴瑟，並皆上品。外閒人買者，不惜貴價；女郎贈遺，都無俗物[18]。」文前余懷提到「迥非塵境」是指高級妓女的居所，判斷名妓與土妓的標準之一，為是否擁有個人的活動空間[19]。個人的空間絕非平白而得，名妓擁有個人空間亦即代表擁有財富，不必像土妓為生活奔波。既不缺錢，名妓做為「商品」，不僅於肉體上的交易，而是追求才藝、情感上的契合。

名妓的居所優雅閒逸，完全契合文人所好，如李十娘「所居曲房秘室，帷帳尊彝，楚楚有致，中搆長軒，軒左種老梅一樹，花時香雪霏拂几榻；軒右種梧桐二株，巨竹十數竿。晨夕洗桐拭竹，翠色可餐，入其室者，疑非人境。」每有文人舉辦詩文會，都會選擇在李十娘家。顧媚「家有眉樓，綺窗繡簾，牙籤玉軸，堆列几案，瑤琴錦瑟，陳設左右，香烟繚繞，簷馬叮噹[20]。」名妓的居所分明是在熱鬧的市鎮中，卻刻意營造出幽靜典雅的環境，其擺設與文人書房相似，不但是與外界作區隔，亦是畫分中低層次妓院的手法，來此之士自非附庸風雅的俗人。

參、名妓的文人化

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詔儒臣修女誡[21]」，又令「民間寡婦，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後不改節者，旌表門閭除免本家差役[22]。」其中記載在《明實錄》及地方志的烈女比起前朝都高出數倍[23]。因此，對於女性的名節禮教可說相當重視。但娼妓、優伶屬於社會底層階級，受到的禮教束縛相對較少，反而有機會學習寫字賦詩，其動機自然也是為了迎合文人，徐學謨在《歸有園麈談》所謂：「婦人識字多誨淫」或可從此來解釋。

晚明湧現大量女子詩集，如《詩女史》、《秦淮四美人詩四集》、《青樓韻語》，便可略知女性之於文壇有一定的影響力。常熟柳如是、雲間王修微，錢塘李因，皆因「唱隨風雅聞於天下」，其作品絲毫不遜於男性文人[24]。除了迎合文人以外，女性創作可以視為是無力左右現實社會的精神寄託或情感補償，藉由在文本空間的主宰，彌補於社會現實空間的弱勢與被動[25]。如正德間(1505-1521)有一個不知性名的妓女，有客人以擲骰子為題目，讓人分詠，輪到那名妓女時，她聲曰：「一片寒微骨，翻成面面心。自從遭點汙，拋擲到如今[26]。」這個故事不涉及人名，屬實的成分頗高。

明朝的女性作家中，有一個特殊的現象，不是處於上流社會的富家才女，就是身處青樓的鶯鶯燕燕，王昶在《明詞綜》中所載的女詩人，竟有二十六位當過妓女[27]。妓女們時與文人吟風弄月，耳濡目染下有一些妓女，年紀輕輕就有即時賦詩的本領，如趙氏小妓，十四能詩，客命作寄情詩，以床字為壓，她即賦：「思君君不見，明月照牙慶[28]。」除了賦詩，其他才藝也屬必備，如卞賽「知書工小楷，善畫蘭鼓琴，喜作風枝裊娜，一落筆畫十餘紙。」范玨「性喜畫山水，摹仿史痴摹仿史痴顧寶幢，簷枒老樹，遠山絕礀，筆墨間有天然氣韻[29]。」

肆、文人與妓女的交際

明朝起初沒有禁止官員召官伎作樂，但有些限制，鄧士龍在《國朝典故》中記載曾有錢穀官合謀拜訪富樂院宿娼敗露，朱元璋曰：「錢穀官必侵盜課程，所以有錢。」於是將他們發一半滁州守門，一半辰州參軍處隨軍[30]。《國朝典故》又載：「本朝初不禁官妓，唯挾娼飲宿者有律耳。永樂末，都御史顧公佐始奏革之。其時雖法憲嚴肅，諸司每朝退，相率飲於妓樓，羣婢歌侑，暢飲踰時，以朝無禁令故也。」曾而後官員日益浸淫放恣，荒廢公務，「朝廷知之，遂從顧公之言」[31]。顧佐倡議禁娼後，成效斐然，從宣德年間(1425-1435)初期與中後期比較可得知。《明史》記載：「宣德初，臣僚宴樂，以奢相尚，歌妓滿前。觀私納賄賂，而諸御史亦貪縱無忌[32]。」宣德二年(1427)，由於「尚未有顧佐之疏，是時朝臣退食，俱得擁蛾黛為娛[33]。」到了宣德三年(1428)十月，陝西道監察御史趙倫廵按湖廣，因需索官民羅綺等物、收買人口，「又與樂婦奸事覺，上命謫戍遼東[34]」。宣德中後期，沈德符於《萬曆野獲編》中載：「京師自宣德顧佐疏後。嚴禁官妓。縉紳無以為娛。於是小唱盛行。至今日幾如西晉太康矣[35]。」陸容撰於《菽園雜記》載：「前代文武官，皆得用官妓；今挾妓宿娼有禁，甚至罷職不敘[36]。」謝肇淛於《五雜俎》回憶金陵十六樓的昔日繁華，寫道：「今時刑法日密，吏治日操切，而粉黛歌粉之輩，亦幾無以自存，非復盛時景象矣。」雖然如此，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謝肇淛於書中又言：「唐、宋皆以官伎佐酒，國初猶然，至宣德初始有禁，而縉紳家居者不論也。故雖絕跡公庭，而常充牣刃里閈[37]。」可見狎妓之風已轉趨私人化、地下化。

在此所提到，與文人交往的妓女，是屬於較高層次的名妓，他們也善於答辯，其中不乏有趣味性的故事，如三楊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當國時，有一個個性巧慧的妓女，名叫齊雅秀，眾人問他能否使三位閣老笑，她回答：「我一入，就令笑也。」待進見，人問她為何遲到，齊雅秀回答在家看些書。又問看何書，對曰：「列女傳。」三楊聽了果然為之大笑，於是戲說：「我道是齊雅秀，乃是臍下臭。」齊雅秀知道是三楊譏笑她的名字，回道：「我道是各位老爹是武職，原來是文官。」亦用以文為聞的諧音回應。三公曰：「母狗無禮！」齊雅秀又答曰：「我是母狗，各位老爹是公侯。[38]」不過這個故事是杜撰的成分居多。

名妓不是人人可得，人人可見，余懷寫《板橋雜記》，想是秦淮常客，但他的雅遊的時間約在崇禎庚、辛(1640-1641)以後，「曲中名妓，如朱斗兒、徐翩翩、馬湘蘭者，皆不得而見之矣[39]。」事實上，就算余懷能夠早一點到秦淮，亦未必能見到前述名妓，例如名妓朱斗兒曾與陳魯南聯詩，有「芙蓉明玉沼，楊柳暗銀堤。」之句，文才斐然。鳳陽劉望岑要拜訪她，她卻不出見。劉望岑乃投一絕云：「曾是瓊樓第一仙，舊陪鶴駕禮諸天。碧雲縹緲剛風惡，吹落紅塵四十年。」她見到了詩，才欣然與劉望岑相見[40]。又時有徐某者，知柳如是在佘山，以三十金與鴇母求一見。但是余某沒有才學，一看到柳如是即云：「久慕芳姿，幸得一見。」又云：「一笑傾城」、「再笑傾國」。柳如是怒而入，問鴇母：「得金多少？乃令此奇俗人見我。」發現鴇母已將三十金用盡，「乃剪髮一縷」，付之云：「以此償金可也[41]。」

如果情投意合，文人與名妓結為連理的案例相當多，許多故事都被描寫成浪漫淒美的愛情故事，如是孔尚任以侯方域與李香君的愛情故事為背景，譜出《桃花扇》；冒襄為悼念亡妻董小宛而作《影梅庵憶語》。此外，吳三桂降清也被附會陳圓圓而有「一怒為紅顏」的故事。從良後的妓女有的還會在公眾場合與文人交往，有的則是洗心自新，成化年間(1646-1787)的金陵妓女林奴兒，「風流姿色，冠於一時」，從良後，有舊知欲求一見，林奴兒便以扇畫柳題詩拒之，詩云：「昔日章臺舞細腰，任君攀折舊枝條。如今寫入丹青裏，不許東風再動搖[42]。」

伍、代結論：游移於禮教之外的情欲

《五雜俎》中記述一個謝希孟譏諷陸九淵的故事，這個故事最早出現於明朝，很有可能是後世杜撰，故事寫道謝希孟在臨安狎娼，遭到陸九淵道：「士君子乃朝夕與賤娼女居，獨不愧於名教乎？」後來，謝希孟再入鴛鴦樓，又被陸九淵知道了，謝希孟趕緊說：「非特建樓，且為作記。」陸九淵於是問道：「樓記云何？」謝希孟即口占首句云：「自遜、抗、機、雲之死，而天地英靈之氣不鐘於男子而鐘於婦人[43]。」譏諷了陸九淵的列祖列宗，可說是對宋朝大行的理學做出否定。

社會風氣的轉變，進而帶動文人情欲的解放，學理派的包括李贄、王艮。此外，印刷術的普及，讓相對富裕的城市民眾能夠輕易地享受各種大眾讀物，大眾市場的存在也促成更多市場導向的大眾讀物出現，像是文前所述的筆記小說，以及各種俗文學，如《金瓶梅》、《肉蒲團》、各類春宮圖，市面上充斥著大量情慾描寫的書籍，成為晚明的出版文化的一個特色。

文人與名妓的交際，似乎已不存在社會階級的隔閡，從謝肇淛感嘆：「至今日而偃然與女冠宴會之列，不亦辱法紀而羞當世之士哉[44]？」文人樂於攜妓女遊樂宴會，可知雙方的交往是相當普遍的。妓女甚為引領風尚的推手，陸容在《菽園雜記》云：「南方女人皆用團扇，惟妓女用撒扇。近年良家女婦，亦有用撒扇者。此亦可見風俗日趨於薄也。」又載：「馬尾裙始於朝鮮國，流入京師，京師人買服之，未有能織者。初服者，惟富商、貴公子、歌妓而已。以後武臣多服之，京師始有織賣者。於是，無貴無賤，服者日盛[45]。」范濂在《雲間據目鈔》中則說「女裝皆踵娼妓，則難為良矣。」談遷在《棗林雜俎》中亦云：「余觀今世婦女妝飾，幾視娼妓為轉移[46]。」與其說是文人的沉淪，不如說是妓女的社會地位有提升的趨勢。晚明文人忘情追求聲色，恣情縱欲地享受生活，而妓女則成為文人在禮教之外，情慾的歸依。

[1]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明實錄‧太祖高皇帝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卷55，頁1076。

[2]﹝清﹞張廷玉等撰，楊家駱主編，《明史‧禮志》(臺北：鼎文書局，1980)，卷55，頁1401。

[3]﹝清﹞張廷玉等撰，《明史‧禮志》，卷60，頁1492。相關法令請參考《明實錄‧太祖高皇帝實錄》，卷74，頁1362-1368。

[4]徐泓，〈明代社會風氣的變遷─以江、浙地區為例〉，原載於《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明清與近代史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9)，後收入邢義田、林麗月主編，《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社會變遷》(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頁292-318。

[5]﹝明﹞張岱，《陶庵夢憶》，收入《四部刊要‧子部》(臺北：漢京文化事業，1984)，卷3，頁30-31。

[6]﹝明﹞余懷，《板橋雜記》(上海：啟智書局，1933)，卷上，頁4。

[7]﹝明﹞鄧士龍輯，許大齡、王天有主點校，《國朝典故》(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卷4，頁84。由於《國朝典故》後提到將院中婦人「復移武定橋等處」，可知富樂院應不只一處。另外，﹝明﹞顧起元撰，譚棣華、陳稼禾點校，《客座贅語》(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6，頁202，提到：「今獨南市樓存，而北市在乾道橋東北，似今之猪市，疑劉辰國初事蹟所記富樂院，即此地也。」可知乾道橋富樂院遺址之位置。至於富樂院人的服飾，可併參考﹝清﹞張廷玉等撰，《明史‧輿服志》，卷67，頁1654。

[8]﹝明﹞余懷，《板橋雜記》，卷上，頁3,6。

[9]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明實錄‧太祖高皇帝實錄》，卷234，3417-3418 。

[10]十六樓的名稱為：「來賓、重譯、清江、石城、鶴鳴、醉仙、樂民、集賢、謳歌、鼓腹、輕煙、淡粉、梅妍、柳翠、南市、北市。」參見﹝明﹞謝肇淛，《五雜俎》(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 ，卷3，頁49。但實際數目與名稱各書記載略有差異，可參考大木康著，辛如意譯，《風月秦淮─中國遊里空間》(臺北：聯經出版事業，2007)，頁46-52。

[11]﹝明﹞周暉，《金陵瑣事》收入《筆記小說大觀十六編》(臺北：新興書局，1977)，卷1，頁1396-1402。

[12]﹝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24，頁611。

[13]﹝明﹞謝肇淛，《五雜俎》，卷3，頁43。

[14]﹝明﹞謝肇淛，《五雜俎》，卷8，頁157-158。

[15]﹝清﹞王士禎撰，靳斯仁點校，《池北偶談》(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12，頁287-288。

[16]﹝明﹞鄧士龍輯，《國朝典故》，卷41，頁947。

[17]﹝明﹞張岱，《陶庵夢憶》，卷3，頁35-36。

[18]﹝明﹞余懷，《板橋雜記》，卷上，頁6。

[19]王鴻泰，〈青樓名妓與情藝生活─明清間的妓女與文人〉，收入《禮教與情慾：前近代中國文化中的後/現代性》，頁78。

[20]﹝明﹞余懷，《板橋雜記》，卷中，頁9,13。

[21]﹝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后妃列傳》，卷113，頁3503。

[22]﹝明﹞林堯俞等纂修，﹝明﹞俞汝楫等編撰，《禮部志稿》(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卷24，頁597-454-1。卷65，頁598-98-2併載。

[23]據蔡石山統計，《明史》列女傳308人、比起《唐書》54人、《宋史》55人、《元史》187人，《明史》列女人數相當高。參見氏著，《明代的女人》(臺北：聯經出版事業，2009)，頁211。

[24]陳寶良，〈明代文人辨析〉，《漢學研究》，19:1(臺北：2001年6月)，頁196-198。

[25]華瑋，《明清婦女之戲曲創作與批評》(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4)，頁37。作者原文係專指戲曲創作，在此擴大引申為詩文、戲曲。

[26]﹝明﹞王世貞著，羅仲鼎校注，《藝苑卮言》(濟南：齊魯書社，1992)，卷7，頁643。併載於錢謙益，《列朝詩集》。

[27]轉引自蔡石山，《明代的女人》，頁287。

[28]﹝明﹞周暉，《金陵瑣事》，卷2，頁1618。

[29]﹝明﹞余懷，《板橋雜記》，卷中，頁16-19。

[30]﹝明﹞鄧士龍輯，《國朝典故》，卷4，頁95。

[31]﹝明﹞鄧士龍輯，《國朝典故》，卷33，頁556。並載於﹝明﹞宋鳳翔，《秋涇筆乘》，收入﹝清﹞曹溶輯，﹝清﹞陶越增訂，《學海類編(89冊)》(上海涵芬樓據六安晁氏木活字本景印，1920)，頁5b。

[32]﹝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劉觀列傳》，卷151，頁4185。並載於﹝明﹞鄧士龍輯，《國朝典故》，卷48，頁1142。

[33]﹝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補遺卷3，頁899。

[34]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明實錄‧宣宗實錄》卷47，頁1165。併載於﹝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19，頁498。惟《萬曆野獲編》作宣德三年八月。

[35]﹝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24，頁621。

[36]﹝明﹞陸容撰，佚之點校，《菽園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2，頁14。

[37]﹝明﹞謝肇淛，《五雜俎》，卷3，頁49。卷8，頁157。

[38]﹝明﹞李詡撰，魏連科點校，《戒庵老人漫筆》(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1，頁11。此故事有多種版本，可參考王鴻泰，〈青樓名妓與情藝生活─明清間的妓女與文人〉，收入《禮教與情慾：前近代中國文化中的後/現代性》，頁84-85，註20。

[39]﹝明﹞余懷，《板橋雜記》，卷中，頁8。

[40]﹝明﹞周暉，《金陵瑣事》，卷2，頁1616-1617。

[41]轉引自，陳寅恪，《柳如是別傳》(北京：三聯書局，2001)，頁68。

[42]此事明清多書皆有所載，內容略有增減，但幾乎如出一轍，已知數例如下：﹝明﹞周暉，《金陵瑣事》，卷2，頁1636。﹝明﹞朱謀垔，《畫史會要》，收入《欽定四庫全書‧子部》，卷4，頁89。﹝清﹞褚人獲，《堅瓠集‧三集》，收入《筆記小說大觀(第15冊)》(揚州：揚州古籍書店，1984)，卷3，頁95-96。﹝清﹞倪濤，《六藝之一錄續編》，收入《欽定四庫全書‧子部》，卷14，頁16-17。﹝清﹞姜紹書，《無聲詩史》，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112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5，頁5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