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認為東漢覆亡的原因大致上有三點：首先是在政治上位在中央政權核心的劉氏子孫腐敗無能，以致大權旁落，外戚、宦官遂相爭相鬥，國家機能受到損害。再者是是經濟、文化等方面知識分子、地主勢力逐漸膨脹，形成一股多元性的力量與政府分庭抗禮。最後是貧富不均，土地集中在少部分人手中，因此產生大量的流民，造成社會危機與經濟危機，遂有清議、黨錮、黃巾事件發生。
以上觀點看似正確，不過卻還有討論之處，舉例而言，土地兼併問題其實在西漢就已經相當嚴重，武帝時，董仲舒嘗言：「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又漢末以長安為中心，其經濟發展，無論是農業、工商業皆比西漢更為進步，故東漢亡覆仔細觀之，應是政治危機而非前說之經濟危機。
漢儒對朝廷的政治得失是很敏感的，時時刻刻加以批評，尤其是外戚與宦官的專政，更引起士大夫強烈的抨擊，產生所謂的「清議」，朝廷對此行為的反制就是將其領袖禁錮、迫害，即是所謂的「黨錮」。
黨錮事件表面看似簡單，但造成的餘波卻是複雜，有些領袖下獄、赦歸之後，聚集徒生，設館講學，《後漢書‧黨錮傳》就提到李膺「教授常千人」，除此尚有一些領袖在地方上結交官府、豪族，有了社會勢力的支持，清議的政治力量就更大了，當然宦官的反擊也隨知更為激烈，《後漢書‧黨錮傳》：「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大訟黨人……於是又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黨人的門生、親屬亦受牽連。後來士大夫大多逃亡各地，深入民間，《後漢書‧黨錮傳》記載何顒「宦官所陷，乃變姓名，亡匿汝南閒。」張儉「困迫遁走」，岑晊「亡匿齊魯之閒」。他們雖居鄉野，卻不減其志，如何顒就結交豪傑，成秘密組織，荀爽則在著作上對漢室進行批評。
逢黨錮大興之時，張角的太平道亦興，「太平」本是《春秋‧公羊》學中的理想，張角結合宗教與五行思想，正好與知識分子興趣相投，因此地方甚至代為隱晦，不肯鎮壓或上報，如楊賜雖為地方司徒，卻主張只誅張角，不捕黨徒，黃巾起事後也有原受黨錮迫害的地方士大夫給予同情，《後漢書‧傅燮傳》就記載傅燮上疏：「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認為朝廷宦官專政才是禍亂的主因。
摘自：陳啟雲，〈關於東漢史的幾個問題―清議、黨錮與黃巾〉，《漢晉六朝文化、社會、制度―中華中古前期史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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