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李培德，〈導論：香港史研究回顧與展望─十九世紀至1988年書籍出版的統計和分析〉摘要[1]。作者在引言的地方先談到香港從1842年開埠至今已餘一個半世紀，期間歷經租借新界、辛亥革命、香港大罷工、日佔時期、中國解放、1967年暴動、1970年民主化運動、1997年主權回歸等重大變化，香港史也逐漸從邊緣轉變為一門顯學，若要進行研究，其所涉及的層面相當廣泛，包括政治、文化、經濟、社會等，實有必要對香港史的研究做一回顧與整理，此亦為作者撰文之宗旨。
作者首先將香港史的研究書籍依中/英文分類，再將其依出版地點與研究領域做統計，計有中文書籍1525冊、英文書籍1219冊。依據統計圖表，作者做出以下結論：
一、中文書籍在香港出版的比例為78.6%，而中國與臺灣則佔17.6%，其他國家只佔3.8%。因此香港出版的書籍在各方面自然都佔大宗，唯獨在「軍事」領域，香港只佔約48%，中國各地的出版有急起直追的趨勢。英文書籍方面香港佔61.3%仍為大宗，而中國與臺灣只佔了1.6%。在「軍事」領域香港的出版只佔36.2%，英美加合起來則佔56.2%。而在其他領域上香港雖佔大多數，但英美加的比例亦不低。
二、雖然在整體書目上，英文書籍1219冊略低於中文書籍1525冊，但單就「學術」類而言，英文有564冊，與中文的573冊差距則更小了，且中文書籍只有在「通論」、「經濟」、「文化」領域高過英文，在其他領域是英文書籍居多。再看「學位論文」類，英文數量為162冊，大大超出中文的22冊。不過中文超過英文並非定律，英文在「政法外交、「社會」、「軍事」、「考古地理交通」領域比例較中文高，在其他方面則還是以中文居多，中/英文可謂各有千秋。若按年份來看，十九世紀的出版的香港著作為英文居多，二十世紀以後中文著作開始領先，除1961-1980間外，都是中文著作比英文著作多。
三、在研究英國史的翻譯著作中，多是由英文翻譯成中文，由中文翻譯成英文的目前只找到羅香林將其所著的《香港與中西文化交流》翻譯成英文，可見國際學界對香港史的中文論述並不重視。
四、二次大戰前，香港史研究著作不多，中/英文書籍加起來達到200本的規模至1961-1970才出現，而後數量增加速度突飛猛進。
而後作者論述香港史研究環境的變遷，表示香港史在殖民地環境下的艱辛原因在於政府的政策與香港人本身對於香港史的態度。若要討論香港史的研究環境就必須從十九世紀說起，但作者在書中收錄十九世紀的55本著作中，絕大部分都非研究性質。因此，蒐集十九世紀的香港史書籍本身就是一個問題，例如Chadwych-Healey Ltd.編輯的《十九世紀中國叢書》中，與香港相關的只有寥寥幾本。目前能夠找到的書多屬遊記、大事記年與文獻式紀錄，其中仍有極具參考價值的書目，如G.T .Hare的“The Wai Seng Lottery. ”對於廣東「闈姓博彩」如何發展成連鎖關係式的經營提供了鮮為人知的資料。陳鏸勳的《香港雜記》以華人的角度紀錄當時香港的政治、經濟、社會，甚至天氣概況，是了解晚清時期香港的重要資料。此外，也有少數幾本研究專著，如德國傳教士歐德理(Ernest John Eitel)的“Europe In China : The History Of Hongkong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Year 1882. ”是第一本英文香港史學術專著，此書雖以總督任期為分界的「殖民史觀」論述，但卻未忽略當時的華人社會，有別於其他「重洋輕華」的文獻。
香港史的研究一直到1950年代才逐漸崛起，並於1980年代蓬勃發展。在此之前，由於殖民地政治環境的限制，香港史始終是一個敏感的課題，如鴉片戰爭、租借新界更是被禁止公開談論。香港史另一個發展困難的原因為知識分子的偏見，在一些知識分子眼裡香港是不中不西、缺乏文化和商業掛帥的地區，加上政府不提倡、民間缺乏本土意識、中文地位不受肯定，造成只有少數外國人進行研究。這樣的環境下，學者多只能從歷史地理、掌故、史話等通俗形式著手。而這類著作亦不乏重視史料的嚴謹作品，如饒宗頤的《九龍與宋季史料》、羅香林的《李鄭屋村與香港地區自漢至淸初之沿革》、簡又文的《宋末二帝南遷輦路考》與《宋皇臺紀念集》等。同時亦有許多論述是在報刊上發表，如葉靈鳳、吳灞陵、林有蘭等人，這些作品的特點是用淺白的文字書寫地理、風景名勝等，由於作品通俗易讀，普及性較學術著作高。
1990年10月起《華僑日報》因應香港史列入中學課程，由教師發起重新開闢香港史掌故專欄─〈香港史天地〉，在出刊18期後停刊，後又於1994年9月復刊，直到1995年隨《華僑日報》停刊而中止。復刊後的〈香港史天地〉有幾點貢獻與特色：第一、間接促使論文學術素質的提高；第二、邀請本港及內地學者撰稿；其三、設專題研究、史料介紹、港事舊聞、書刊評論等子欄目使讀者耳目一新。除掌故研究外，還有幾本類似掌故，卻以史話為標題的作品，如1958年丁又的《香港初期史話(1841-1907)》、林友蘭的《香港史畫》。這些作品的一直從戰前影響到戰後，成為一個延續到當代香港史的特色，如梁濤於戰後數十年大量收集香港文獻，發表了13冊的《香港掌故》、編輯《古今系列叢書》以及其他9本專著，被譽為研究本地史與民俗文化的開拓者。
作者接下來討論香港本地史與本地史觀的形成 。二十世紀後陸續有幾本通史式的香港史著作出現，在外國方面有佘義(Geoffrey Robley Sayer)的兩本專著、安德葛(G. B. Endacot)的《香港史》與《香港的政府與人民》等，然而這些早期的著作只列參考書而無註釋以列明資料來源，作者認為值得檢討。在中國方面有劉國英編著《香港百年》、黎晉偉編《香港百年史》、羅香林著《一八四二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對外交通─香港前代史》，以及蕭國健的數本著作。1990年代起，密集地出現了中國學者的著作，如余繩武、劉蜀永、劉存寬等人的著作。這是因為新界租借期屆滿之日益近，中、英關於香港的談判業已開始，國內學術界才猛然地感到研究香港史的重要性與迫切性。
1967年香港發生史無前例的社會騷動，而暴動史向來是香港史研究的禁區，於是香港的本地史觀就在這種政治上受到限制的環境上萌芽，推起本地史的研究學者向前。1997年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集合了23位香港本地學者的著作，這正是順應1970年代起，有別與英國與大陸的主流意識，香港意識崛起產物。還有一點必須指出，因六、七零年代，中國閉關自守，外國學者無法進入中國研究，香港遂吸引了許多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前來收集資料、口述訪談，香港成了中國研究或觀察中國的地點。這些學者雖非歷史學家，但他們往往對香港某一地作深入的調查，不僅壯大香港史研究的隊伍，更豐富了本地研究的內容。八、九零年代是香港研究的高峰期，這批新生代學者在方法、觀點、課題上都有新的突破，表現出一種與歐美、中國不相同的本地史觀，例如不少論文是把香港放入「南中國」的脈絡來進行分析。在本地意識風氣高漲下，地方社區的歷史與文化又被重新關注，社區研究刊物紛紛問世，如各區皆由區議會倡議與指導出版風物志。對於社區歷史文物的保存也逐漸重視，社會輿論也隨之增多。
在1997年回歸前曾有2-3年的懷舊熱潮，香港居民無一不以一種緬懷過去和自我認同的方式看待本地歷史，乘風而起的周邊商品，如明信片、畫冊、相簿等皆極受到大眾的歡迎，原因在於社會節奏太快，城市面貌改變迅速，一不留神就有面目全非的感覺。加上媒體對「回歸」的炒作，使得香港居民不自覺地產生自我追尋的動機。與懷舊觀同時出現的是「國家史觀」的入侵，中國學者以國家機器推動來論述香港史，將一些細節刻意地放大爭論，如香港開埠時是否為荒島？此更涉及到香港的繁榮是英國人抑或中國人所奠基？爭論的動機在於不要讓英國帶走所有的光榮，以及港人對英國統治的棧戀。中國學者強調英國的自由雖對香港有一定影響，但香港的成功仍不能忽略華人的貢獻、香港做為中國的腹地與中國的改革開放所致。
作者繼而論述史料地整理和發掘，指出過去十九世紀香港的研究較注重外交史，此與可供研究的資料龐大有關，如英國的國家檔案局、香港的政府檔案局都保存相當多的外交檔案、殖民地檔案、陸軍部檔案、海軍部檔案、內閣檔案、首相府檔案等。其中較為可惜的是香港政府檔案局部分檔案受到二戰破壞，故留下來的大部分是戰後史料，可分為以下幾類：一、田土登記資料(1843-1960)、差餉徵收冊(1858-1983)、官契登記冊(1846-1975)；二、布政司辦公室關於土地事宜來往公文(1866-1940)；三、法律文件(遺囑、公司註冊資料、屋契、地契、房屋登記冊)等。此外，民間收藏機構如東華三院、匯豐銀行、聯合交易所、香港旅遊協會也收藏許多歷史檔案，而香港博物館、香港大學與港各大學圖書館亦有收藏不同類別的史料。只是有部分洋行、銀行的資料已經轉移回英國，且英國之外，與香港交往密切的東亞數國也有可能有能在該處的檔案庫找到相關材料，如作者曾在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中尋找1600卷與香港有關的資料。
檔案資料汗牛充棟，浩如煙海，如何入手研究，費煞思量，幸好前人已做了輔導性工作，個人方面有景復朗(Frank H. H. King)出版中國東南沿海城市報紙編目和索引、科大衛(David Faure)進行一個「識字教育」的研究計畫，大量收集新界文獻，其編輯的《香港碑銘彙編》亦已出版、霍啟昌利用政府文獻與報紙，編輯出香港和亞太關係文獻索引、蕭國健編《香港華文刻碑集─新界篇》等等。非個人方面有香港大學圖書館成立的「香港數碼資料庫」。學界之外，民間的力量也不容忽視，作者舉例有善心人士在舊金山的廢物堆中搶救到一批珍貴香港電影拷貝本，還有社會上各種有心人士捐贈文獻資料，如許舒(James Hayes)本身亦是業餘史家，曾先後捐出四批珍貴的文獻，都對香港研究有莫大的幫助。
作者最後提到香港史的新課題與新方法，認為過去的研究集中在新界史、經濟史、日佔時期史、中港關係史，對於政治史、電影史、音樂史、日常生活史雖有涉獵，但尚未發展到成熟階段。而社區史、社會治安史、交通史、新聞史則尚未開始研究。香港的華商史雖是一個重要的課題，但研究成果也相當稀少，多是一些傑出華商的傳記，但這些著作的體裁、寫作方法不盡相同，有些甚至雜揉小說的成分、沒有經過資料收集、口述訪談，作者認為此不能算是嚴謹的傳記，要記錄人物最好以年譜式的研究方法做為基礎，先記錄一切有關的人、事、物，再選擇一主題貫穿傳記的中心內容。
作者另外指出，過去研究重視文字材料，現代更應重視視覺材料，如明信片、廣告、商標、服裝等，重新思考前人沒有注意的問題，或許會有新的研究成果出現。以明信片為例，“Picturing Hong Kong: Photography 1855-1910 ”的幾位作者都不是研究歷史的，卻有敏銳的眼光，注意到在西方人眼中新界與香港的差別頗大。
香港為華人社會，具有悠久歷史的商號不少，但一般華人少有保存文獻的習慣，因此要對這些商號或社會組進行徹底的研究並不容易。作者提供一研究想法，欲將香港與上海、澳門、廣州、臺灣、新加坡相比，以突顯出香港歷史的特色。
作者在結語把香港史和各地歷史研究稍作比較，指出與臺灣比較，發現香港史沒有太多政治上的複雜問題；與澳門比較，香港史沒有太多語言上的問題，資料也比澳門齊全；與上海比較，卻缺乏上海史研究者的衝勁和自信。回顧上海史研究，1980年是重要分水嶺，隨著本地意識加強，本地史觀也逐漸浮現，香港史如今已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但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今後香港史研究的問題是要如何完善研究方法，豐富學科內容，重而提高整體的學術水準。與政府和民間團體合作、收集材料、檔案自是必要的途徑，此外跨學科的多元研究方取向也可豐富香港史的內容，若能配合口述史的訪談和專題式的研究則更加完美。作者於文中最末提出警告，包括加拿大、日本、英國都已將香港史做為一重要的學科，廣泛地收集資料、成立文獻館，香港史的研究應在香港持續茁壯發展，以免研究基地遭轉移至海外。
[1]李培德，〈導論：香港史研究回顧與展望─十九世紀至1988年書籍出版的統計和分析〉，收錄在氏編《香港史研究書目題解》(香港：三聯書店，2001)，頁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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