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君靜的〈近三十年來美國的中國地方史研究〉[1]一文討論美國的中國學研究如何從中央轉向地方,除了認為施堅雅(William Skinner)有重大貢獻外,還提到了年鑑學派(Annales School)的影響,此是其他論文中較少談到的。全文詳細地介紹美國中國學各時期的重要人物,及其代表著作,礙於篇幅,本文做了刪節,讀者有興趣,可自行參考原文。

二戰後的美國中國學有著明顯的「官方史」特徵,當時最重要的人物是費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及以其為首的哈佛學派,因此美國的中國研究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是以「衝擊─回應」模式來進行的。但六零年代起,美國學界開始反思,太強調中國的變化來自西方衝擊,卻忽略了中國內部的差異,這使得學界走出過去簡單地將中國視為「單一實體」進行研究的框架,開啟了將空間上分解的地方史」研究浪潮。

        其中最具標誌性意義的是孔復禮(Philip A. Kuhn)考察華南地區,此後有路康樂(Edward J.M. Rhoads) 研究廣東革命軍、凱普( Robert A.Kapp)研究四川軍閥等等。與此同時,亦有一些以省級以下單位為考察範圍的研究,如貝蒂(Hilary J.Beattie)研究明清的桐城縣、包德威( David Buck)研究清末到民國的濟南、羅威廉(William T. Rowe)從漢口考察中國城市的商業與社會。

        然而作者認為美國中國學研究的轉向過程中,最重要的人物是施堅雅,其突破了地方史研究囿於行政區域空間局限,提出了以市場為基礎的區域研究理論,將十九世紀中國劃分為九個區域,進行跨省份的區域研究,對城市發展和地方市場結構開拓新的視野,就是在此契機下,美國的中國史學者更注重地理條件與空間的關係。受此影響,許多跨行政區的研究紛紛出現,如黃宗智不但研究長江三角洲的農村發展,亦與杜贊奇( Prasenjit Duara) 、裴宜理( Elizabeth J. Perry)從不同角度研究華北農村社會,而周錫瑞則圍繞與義和團運動有關的幾個重要區域。

        此外,作者認為另一個影響美國中國學的因素是年鑑學派,其影響包括四點:第一、社會史和文化史成為研究的主要內容,為了深入而具體地重新考察中國歷史,美國學者縮小了研究單位,轉而研究地方史的個案,且有別於過去的政治史、經濟史視角,他們的重點則放在社會史和文化史上,代表人物有魏斐德( Frederic Jr. Wakeman) 、戈德曼( Brvna Goldman) 、艾爾曼(Benjamin A.Elman) 、杜贊奇。第二、重視普通民眾,亦即拋去過往以上層社會為研究對象,過去被認為下層社會、不入流的民眾成為研究的主角,如穆黛安( Dian H. Murray)研究華南海盜、斯特蘭德( David Strand) 研究北京黃包車夫、赫沙特(Garl Hershatter)研究天津工人等等。第三、運用社會科學方法,地方史研究理想的成果是包含自然地理、經濟社會、政治文化,此即需要運用社會科學方法,美國中國史研究明顯受到了人類學民族誌」的影響,強調復原基層社會生活的複雜因素,加強對下層歷史的理解。第四、運用方志、檔案、宗譜與口述文獻等材料。



[1]陳君靜,〈近三十年來美國的中國地方史研究〉,《史學史研究》(20021),頁6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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