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上江南社經史第一次上課,老師在講導論時,指定閱讀傅衣凌的〈我是怎樣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的?〉一文[1],此文我應讀過了,只是卻沒什麼印象,於是就再讀一次吧!在這篇短文中,傅衣凌對自己的治學方法有簡要卻極富意義的介紹,本文同時參考〈傅衣凌自傳〉[2],以下就二文的內容做簡單的介紹。

        傅衣凌生於1911年,民初時局動盪,使他養成讀報的習慣。大學唸經濟系時,又遇上「社會史論戰」,傅衣凌因此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等社會理論,尤其關心社會發展形態以及亞細亞生產方式等問題,同時他也參與其中,曾投稿於陶希聖創辦的《食貨》雜誌。在過程中,傅衣凌深深感覺到歷史要掌握的不僅是史料,還須具備豐富的理論知識,才能有所創見。

       1935年,傅衣凌在大學畢業後又繼續到日本深造,他在日本一方面學習社會科學理論,一方面到東洋文庫中看書。留學期間,傅衣凌不但在東洋文庫閱讀了不少地方志,也在舊書店中找到許多難得的資料,使他深知地方文獻在史學研究的重要性,這也是他在日後研究社會經濟史的基礎。

       中日戰爭前夕,兩國關係交惡,使傅衣凌提早回到中國。由於他自幼生活在沿海地區,對於大陸內地所知不多,直到戰爭爆發後,在遷徙的過程才算實際接觸到中國社會。如1939年他在福建永安看到一座碉堡,於是思考中古的封建城堡制是不是一直延續著,便透過這點去檢討「社會史論戰」中的若干觀點。同年,他也在永安的一間老宅中找到大批的民間契約文書,便進行爬梳整理,利用這些史料結合地方志寫成《福建佃農經濟史叢考》。總而言之,抗戰的生活對傅衣凌的影響很大,使他了解他的治學不該枯坐在書齋裡,還必須接觸與認識社會,進行社會調查,注重於民間記錄的蒐集,把活材料與死文字兩者結合起來,以民俗鄉例證史,以實物碑刻證史,以民間文獻證史。

       1949年前後,傅衣凌在居住農村、參加土地改革運動以及下鄉時,注意到中國封建社會的特點,即封建社會裡長期存在的村社制和奴隸制的殘餘。他以此為立基點,進行比較研究,如研究行會時,傅衣凌發現中國手工業幫會制的發展基地不僅在城市,而是與農村互相滲透的,有的甚至是從農存延長至城市。因此中國城市的工商階級對封建地主的鬥爭性不大,甚是封建勢力的擁護者,所以中國並未像歐洲一樣形成農村與城市的對立。

       在治史方法上,傅衣凌自言其研究方法是採取「地誌學」方法,先蒐集史料,然後以個別地區社會經濟的調查與分析為出發點進行寫作,試圖找到歷史的發展規律(按:這是馬列史觀)。傅衣凌認為史學研究是各種知識的總和,對實物的調查是不可缺少的。在研究佃農鬥爭、福建與琉球的海上貿易時,傅衣凌都善於以石刻碑文作為材料。此外,他也透過與當地耆老的訪談得到啟發,這些材料都是史學研究者應當注意的。

 

後記:約大學二年級上學期時,老師同我說,既然對明清史有興趣,傅衣凌的書是必定要讀的,不如早一點開始看吧。便拿了《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明清社會經濟史論文集》給我。無奈我學識不足,讀起來覺得十分艱澀,索然無味地看了幾篇就沒讀了。後來,隨著對明清社會經濟的認識日益深入,愈覺得傅衣凌的學說與治學方法格外重要。除了重新閱讀其專著,早期片段讀的幾篇論文,幫助亦是不言而喻的。不過,史家難與時代脫離,身處海峽的彼端,我以為其部分馬列史觀的論點已可商榷,這是後話。



[1]傅衣凌,〈我是怎樣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的?〉,《文史哲》,1983:2(山東,1983),頁39-43。後收入《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編》(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89)

[2]傅衣凌,〈傅衣凌自傳〉,《文獻》,1982:2(北京,1982),頁127-136。後收入《中國當代社會科學家‧第四輯》(北京:書目文獻出版,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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