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上江南社經史第一次上課，老師在講導論時，指定閱讀傅衣凌的〈我是怎樣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的？〉一文[1]，此文我應讀過了，只是卻沒什麼印象，於是就再讀一次吧！在這篇短文中，傅衣凌對自己的治學方法有簡要卻極富意義的介紹，本文同時參考〈傅衣凌自傳〉[2]，以下就二文的內容做簡單的介紹。
傅衣凌生於1911年，民初時局動盪，使他養成讀報的習慣。大學唸經濟系時，又遇上「社會史論戰」，傅衣凌因此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等社會理論，尤其關心社會發展形態以及亞細亞生產方式等問題，同時他也參與其中，曾投稿於陶希聖創辦的《食貨》雜誌。在過程中，傅衣凌深深感覺到歷史要掌握的不僅是史料，還須具備豐富的理論知識，才能有所創見。
1935年，傅衣凌在大學畢業後又繼續到日本深造，他在日本一方面學習社會科學理論，一方面到東洋文庫中看書。留學期間，傅衣凌不但在東洋文庫閱讀了不少地方志，也在舊書店中找到許多難得的資料，使他深知地方文獻在史學研究的重要性，這也是他在日後研究社會經濟史的基礎。
中日戰爭前夕，兩國關係交惡，使傅衣凌提早回到中國。由於他自幼生活在沿海地區，對於大陸內地所知不多，直到戰爭爆發後，在遷徙的過程才算實際接觸到中國社會。如1939年他在福建永安看到一座碉堡，於是思考中古的封建城堡制是不是一直延續著，便透過這點去檢討「社會史論戰」中的若干觀點。同年，他也在永安的一間老宅中找到大批的民間契約文書，便進行爬梳整理，利用這些史料結合地方志寫成《福建佃農經濟史叢考》。總而言之，抗戰的生活對傅衣凌的影響很大，使他了解他的治學不該枯坐在書齋裡，還必須接觸與認識社會，進行社會調查，注重於民間記錄的蒐集，把活材料與死文字兩者結合起來，以民俗鄉例證史，以實物碑刻證史，以民間文獻證史。
1949年前後，傅衣凌在居住農村、參加土地改革運動以及下鄉時，注意到中國封建社會的特點，即封建社會裡長期存在的村社制和奴隸制的殘餘。他以此為立基點，進行比較研究，如研究行會時，傅衣凌發現中國手工業幫會制的發展基地不僅在城市，而是與農村互相滲透的，有的甚至是從農存延長至城市。因此中國城市的工商階級對封建地主的鬥爭性不大，甚是封建勢力的擁護者，所以中國並未像歐洲一樣形成農村與城市的對立。
在治史方法上，傅衣凌自言其研究方法是採取「地誌學」方法，先蒐集史料，然後以個別地區社會經濟的調查與分析為出發點進行寫作，試圖找到歷史的發展規律(按：這是馬列史觀)。傅衣凌認為史學研究是各種知識的總和，對實物的調查是不可缺少的。在研究佃農鬥爭、福建與琉球的海上貿易時，傅衣凌都善於以石刻碑文作為材料。此外，他也透過與當地耆老的訪談得到啟發，這些材料都是史學研究者應當注意的。
後記：約大學二年級上學期時，老師同我說，既然對明清史有興趣，傅衣凌的書是必定要讀的，不如早一點開始看吧。便拿了《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明清社會經濟史論文集》給我。無奈我學識不足，讀起來覺得十分艱澀，索然無味地看了幾篇就沒讀了。後來，隨著對明清社會經濟的認識日益深入，愈覺得傅衣凌的學說與治學方法格外重要。除了重新閱讀其專著，早期片段讀的幾篇論文，幫助亦是不言而喻的。不過，史家難與時代脫離，身處海峽的彼端，我以為其部分馬列史觀的論點已可商榷，這是後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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