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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理晚明妓女的研究很多,如武舟的《中國妓女文化史》(原名《中國妓女生活史》),蔡石山的《明代的女人》,這兩本書都是屬於通論類,其中所用的材料都很類似,除了正史外,引用的都是很出名的筆記小品,如《板橋雜記》、《陶庵夢憶》、《萬曆野獲編》、《五雜俎》等等。

專論晚明秦淮妓女的則有日本學者大木康的《風月秦淮─中國遊里空間》,書中完整的介紹了晚明秦淮的情況,在附錄有一篇馮夢龍文學中關於妓女的研究的個案處理。另外,王鴻泰老師有數篇相關研究,較具代表性的是〈明清文人的女色品賞與美人意象的塑造〉、〈青樓名妓與情藝生活─明清間的妓女與文人〉,以「禮教與情欲」的觀點切入,提出晚明名妓「文人化」的特殊現象。

晚明知識分子的個案研究上論文極多,張岱、陳繼儒等等,以及復社的文人幾乎都被研究遍了,但對於文人與妓女的交際,多著重在城市生活、縱欲享樂的表面上,對於核心問題,如為何交際,互動以及其影響,反而不如前面提到的幾篇論文。以下是我整理幾篇論文,關於晚明妓女的概述,以及與文人的交際情況,算是讀後筆記的半成品吧。

 

壹、明朝社會風氣的演變

明朝開國初期,太祖朱元璋有感「近世風俗相承,流于()僣侈」,故於洪武三年(1370)八月要求「中書其以房舍、服色等第,明立禁條,頒布中外,俾各有所守。」於是中書省「定議職官自一品至九品,房舍、車輿、器用、衣服各有等差[1]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又令中書省訂定禮制,端正風俗,如於婚禮詔曰:「近世以來,專論聘財,習染奢侈。其儀制頒行,務從節儉,以厚風俗[2]」於喪禮則曰:「近代以來,富者奢僭犯分,力不足者稱貸財物,誇耀殯送,及有惑於風水,停柩經年,不行安葬。宜令中書省臣集議定制,頒行遵守,違者論罪[3]」甚至吳元年(1367),朱元璋尚未登基,始建南京故宮時,有人進言用瑞州文石,朱元璋回斥:「敦崇儉樸,猶恐習於奢華,爾乃導予奢麗乎?」言者慚而退。可見朱元璋尚簡樸的個性,上行下效以及法律規範,致使明朝開國之初,社會風氣由奢侈漸歸純樸。

朱元璋藉由訂定階級制度的禮儀,維持社會風氣。至明朝中期,正統至正德年間(1436-1521)年間,原本簡樸守法的社會風氣,漸有鬆動的情況,此從地方志中可窺得。先是蘇州、長江中下游等地區,經濟成長迅速之地,《乾隆震澤縣志》有人民「乃盡逐綾紬之利」的情況,《弘治吳江縣志》甚載:「習俗奢靡,愈趨愈下,庶民之家,僭用命婦婦服飾,加以鈒花銀帶,恬不知愧。」至成化(1464-1487)之際,《嘉靖常熟縣志》更載「復崇奢尚靡,以襟度好事相高」。不過,在鄉間等商品經濟發展較緩慢的地方仍猶如明初。除外,南京的都市性格是軍政性高於經濟性,《萬曆上元縣志》在弘治年間(1487-1505)還「彬彬乎近于()古矣」。最後,萬曆(1572-1620)中後期,社會風氣變遷愈演愈烈,《嘉靖吳江縣治》載:「國初純龐之氣鮮有存者矣」。連江北、興化也淪陷,《萬曆興化縣志》載:「傭販皆習歌曲,喜博賽,衣尚華,燕尚侈。」《萬曆溫州府志》云:「舊時男女俱尚布衣,今富家子弟多以服飾炫耀,逮輿隸亦穿紬緞。」奢侈風氣可謂不分貴賤[4]

 

貳、十里秦淮煙花巷

張岱形容秦淮河河房,「便寓、便交際、便淫冶,房值甚貴而寓之者無虛日。」畫船蕭鼓來去穿梭其間,在河房之外設有露臺,朱欄綺疏,竹簾紗幔。夏天晚上洗澡後坐在露臺,風吹拂都可以聞到香味,「女各團扇輕紈,緩鬢傾髻,軟媚著人[5]」。余懷在《板橋雜記》中也提到:「秦淮燈船之盛,天下所無。兩岸河房,雕欄畫檻,綺窗絲障,十裏珠簾[6]」其實秦淮聲色場所在朱元璋開國時期就建立,其一為「富樂院」,位置在乾道橋,院中「男子令戴綠巾,腰繫紅搭膊,足穿帶毛猪皮靴」,不能走在道路中央,只能行走於街道左右邊。而「妓婦戴皂冠,身穿皂楷子,出入不許穿華麗衣服」。富樂院「禁文武官及舍人不許入院,止容商賈出入院內」,後來因為半夜失火,延燒到脫歡大夫衙,朱元璋應此大怒,將院中男子、婦女處以重罪,富樂院被遷移至武定橋等處[7]

武定橋後來即成為著名的風化區,余懷於《板橋雜記》中提到,秦淮妓院坐落的位置,「前門對武定橋,後門在鈔庫街。妓家鱗次,比屋而居,屋宇精潔,花木蕭疏,迥非塵境。」妓院的門微微半開,有珠簾低垂,踏到階梯上,即有「猧兒吠客,鸚哥喚茶」,登堂則「假母肅迎」,到了大廳,上妝的丫環一字排開「捧艷而出」。妓院設於此地還有一巧妙之處,與貢院遙對,「僅隔一河,原為才子佳人而設」。每逢秋天各方來應試者考試結束後,往往「結駟連騎,選色征歌,轉車子之喉,按陽阿之舞,院本之笙歌合奏,迥舟之一水皆香[8]

朱元璋另外亦在金陵設立十六樓,十六樓初為十樓,《太祖實錄載》:「(朱元璋)思欲與民偕樂乃命工部作十樓於江東諸門之外,令民設酒肆其間,以接四方賓旅[9]」謝肇淛追憶全盛時期的金陵、秦淮一帶是「夾岸樓閣,中流簫鼓,日夜不絕,蓋其繁華佳麗,自六朝以來已然矣。」他還對杜牧詩云:「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感到不解,認為「國之興亡,豈關於遊人歌妓哉[10]」周暉在《金陵瑣事》中引李公泰詠「十六樓詩」,十六首五律,將各樓別具的特色一一描繪,如澹煙樓:「久坐惜芳塵,鶯花不棄貧。關心悲地隔,有酒縱天真。不問黃金盡,應慚白髮新。登臨聊極目,紫陌萬家春[11]

晚明的妓女人數相當多,南北皆然,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描述山西舊有四絕,其中一絕為「大同婆娘」,寫道「(大同府)當時事力繁盛,又在極邊,與燕遼二國鼎峙,故所蓄樂戶較他藩多數倍。今以漸衰落,在花籍者尚二千人,歌舞管絃,晝夜不絕[12]」謝肇淛在《五雜俎》中形容燕雲只有四種人多,「奄豎多於縉紳,婦女多於男子,娼妓多於良家,乞丐多於商賈[13]」他估計京師的閹豎、宮女、娼伎、僧道人數約在十萬人左右。而娼妓不但在都會區多,即使窮州僻邑也在在有之,她們「倚門獻笑,賣淫為活」,生活相當可憐。謝肇淛將娼妓略分為兩種,一種為官伎,在兩京屬於「教坊司」管轄;在郡縣者則隸於「樂戶」,必須繳納「脂粉錢」;「不隸於官,家居而賣姦者」為土妓,俗稱「私窠子」[14]。官妓的來源有部分是來自前朝家眷,如王士禎在《池北偶談》略載:「金陵舊院,有頓、脫諸姓,皆元人後沒入教坊者[15]」又如《國朝典故》引禮部尚書呂震言:「建文中奸臣,其正犯已悉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16]」官妓以外,張岱對私妓有更細緻的分法,他說廣陵二十四橋附近:「巷口狹而腸曲,寸寸節節,有精房密戶,名妓、歪妓雜處之。」所謂名妓就是需要嚮導引介才得其門而入,人數不多;歪妓即為土妓,多可至五六百人,「每日傍晚,膏沐熏燒,出巷口,倚徙盤礴於茶館酒肆之前」,稱之為「站關」。遊人經過,如果看到中意的就將她牽去,到了巷口,便有偵伺者呼道:「某姐有客了![17]

妓院的環境有優有劣,劣者如文前土娼寮,秦淮大部分的妓院都是「清潔殊常」,遊人想得到的必需品一應具全,「香囊雲舄、名酒佳茶、餳糖小菜、簫管琴瑟,並皆上品。外閒人買者,不惜貴價;女郎贈遺,都無俗物[18]」文前余懷提到「迥非塵境」是指高級妓女的居所,判斷名妓與土妓的標準之一,為是否擁有個人的活動空間[19]。個人的空間絕非平白而得,名妓擁有個人空間亦即代表擁有財富,不必像土妓為生活奔波。既不缺錢,名妓做為「商品」,不僅於肉體上的交易,而是追求才藝、情感上的契合。

名妓的居所優雅閒逸,完全契合文人所好,如李十娘「所居曲房秘室,帷帳尊彝,楚楚有致,中搆長軒,軒左種老梅一樹,花時香雪霏拂几榻;軒右種梧桐二株,巨竹十數竿。晨夕洗桐拭竹,翠色可餐,入其室者,疑非人境。」每有文人舉辦詩文會,都會選擇在李十娘家。顧媚「家有眉樓,綺窗繡簾,牙籤玉軸,堆列几案,瑤琴錦瑟,陳設左右,香烟繚繞,簷馬叮噹[20]」名妓的居所分明是在熱鬧的市鎮中,卻刻意營造出幽靜典雅的環境,其擺設與文人書房相似,不但是與外界作區隔,亦是畫分中低層次妓院的手法,來此之士自非附庸風雅的俗人。

 

參、名妓的文人化

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詔儒臣修女誡[21]」,又令「民間寡婦,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後不改節者,旌表門閭除免本家差役[22]」其中記載在《明實錄》及地方志的烈女比起前朝都高出數倍[23]。因此,對於女性的名節禮教可說相當重視。但娼妓、優伶屬於社會底層階級,受到的禮教束縛相對較少,反而有機會學習寫字賦詩,其動機自然也是為了迎合文人,徐學謨在《歸有園麈談》所謂:「婦人識字多誨淫」或可從此來解釋。

晚明湧現大量女子詩集,如《詩女史》、《秦淮四美人詩四集》、《青樓韻語》,便可略知女性之於文壇有一定的影響力。常熟柳如是、雲間王修微,錢塘李因,皆因「唱隨風雅聞於天下」,其作品絲毫不遜於男性文人[24]。除了迎合文人以外,女性創作可以視為是無力左右現實社會的精神寄託或情感補償,藉由在文本空間的主宰,彌補於社會現實空間的弱勢與被動[25]。如正德間(1505-1521)有一個不知性名的妓女,有客人以擲骰子為題目,讓人分詠,輪到那名妓女時,她聲曰:「一片寒微骨,翻成面面心。自從遭點汙,拋擲到如今[26]。」這個故事不涉及人名,屬實的成分頗高。

明朝的女性作家中,有一個特殊的現象,不是處於上流社會的富家才女,就是身處青樓的鶯鶯燕燕,王昶在《明詞綜》中所載的女詩人,竟有二十六位當過妓女[27]。妓女們時與文人吟風弄月,耳濡目染下有一些妓女,年紀輕輕就有即時賦詩的本領,如趙氏小妓,十四能詩,客命作寄情詩,以床字為壓,她即賦:「思君君不見,明月照牙慶[28]」除了賦詩,其他才藝也屬必備,如卞賽「知書工小楷,善畫蘭鼓琴,喜作風枝裊娜,一落筆畫十餘紙。」范玨「性喜畫山水,摹仿史痴摹仿史痴顧寶幢,簷枒老樹,遠山絕礀,筆墨間有天然氣韻[29]

 

肆、文人與妓女的交際

明朝起初沒有禁止官員召官伎作樂,但有些限制,鄧士龍在《國朝典故》中記載曾有錢穀官合謀拜訪富樂院宿娼敗露,朱元璋曰:「錢穀官必侵盜課程,所以有錢。」於是將他們發一半滁州守門,一半辰州參軍處隨軍[30]。《國朝典故》又載:「本朝初不禁官妓,唯挾娼飲宿者有律耳。永樂末,都御史顧公佐始奏革之。其時雖法憲嚴肅,諸司每朝退,相率飲於妓樓,羣婢歌侑,暢飲踰時,以朝無禁令故也。」曾而後官員日益浸淫放恣,荒廢公務,「朝廷知之,遂從顧公之言[31]。顧佐倡議禁娼後,成效斐然,從宣德年間(1425-1435)初期與中後期比較可得知。《明史》記載:「宣德初,臣僚宴樂,以奢相尚,歌妓滿前。觀私納賄賂,而諸御史亦貪縱無忌[32]」宣德二年(1427),由於「尚未有顧佐之疏,是時朝臣退食,俱得擁蛾黛為娛[33]」到了宣德三年(1428)十月,陝西道監察御史趙倫廵按湖廣,因需索官民羅綺等物、收買人口,「又與樂婦奸事覺,上命謫戍遼東[34]」。宣德中後期,沈德符於《萬曆野獲編》中載:「京師自宣德顧佐疏後。嚴禁官妓。縉紳無以為娛。於是小唱盛行。至今日幾如西晉太康矣[35]」陸容撰於《菽園雜記》載:「前代文武官,皆得用官妓;今挾妓宿娼有禁,甚至罷職不敘[36]」謝肇淛於《五雜俎》回憶金陵十六樓的昔日繁華,寫道:「今時刑法日密,吏治日操切,而粉黛歌粉之輩,亦幾無以自存,非復盛時景象矣。」雖然如此,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謝肇淛於書中又言:「唐、宋皆以官伎佐酒,國初猶然,至宣德初始有禁,而縉紳家居者不論也。故雖絕跡公庭,而常充牣刃里閈[37]」可見狎妓之風已轉趨私人化、地下化。

在此所提到,與文人交往的妓女,是屬於較高層次的名妓,他們也善於答辯,其中不乏有趣味性的故事,如三楊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當國時,有一個個性巧慧的妓女,名叫齊雅秀,眾人問他能否使三位閣老笑,她回答:「我一入,就令笑也。」待進見,人問她為何遲到,齊雅秀回答在家看些書。又問看何書,對曰:「列女傳。」三楊聽了果然為之大笑,於是戲說:「我道是齊雅秀,乃是臍下臭。」齊雅秀知道是三楊譏笑她的名字,回道:「我道是各位老爹是武職,原來是文官。」亦用以文為聞的諧音回應。三公曰:「母狗無禮!」齊雅秀又答曰:「我是母狗,各位老爹是公侯。[38]」不過這個故事是杜撰的成分居多。

        名妓不是人人可得,人人可見,余懷寫《板橋雜記》,想是秦淮常客,但他的雅遊的時間約在崇禎庚、辛(1640-1641)以後,「曲中名妓,如朱斗兒、徐翩翩、馬湘蘭者,皆不得而見之矣[39]」事實上,就算余懷能夠早一點到秦淮,亦未必能見到前述名妓,例如名妓朱斗兒曾與陳魯南聯詩,有「芙蓉明玉沼,楊柳暗銀堤。」之句,文才斐然。鳳陽劉望岑要拜訪她,她卻不出見。劉望岑乃投一絕云:「曾是瓊樓第一仙,舊陪鶴駕禮諸天。碧雲縹緲剛風惡,吹落紅塵四十年。」她見到了詩,才欣然與劉望岑相見[40]。又時有徐某者,知柳如是在佘山,以三十金與鴇母求一見。但是余某沒有才學,一看到柳如是即云:「久慕芳姿,幸得一見。」又云:「一笑傾城」、「再笑傾國」。柳如是怒而入,問鴇母:「得金多少?乃令此奇俗人見我。」發現鴇母已將三十金用盡,「乃剪髮一縷」,付之云:「以此償金可也[41]

如果情投意合,文人與名妓結為連理的案例相當多,許多故事都被描寫成浪漫淒美的愛情故事,如是孔尚任以侯方域與李香君的愛情故事為背景,譜出《桃花扇》;冒襄為悼念亡妻董小宛而作《影梅庵憶語》。此外,吳三桂降清也被附會陳圓圓而有「一怒為紅顏」的故事。從良後的妓女有的還會在公眾場合與文人交往,有的則是洗心自新,成化年間(1646-1787)的金陵妓女林奴兒,「風流姿色,冠於一時」,從良後,有舊知欲求一見,林奴兒便以扇畫柳題詩拒之,詩云:「昔日章臺舞細腰,任君攀折舊枝條。如今寫入丹青裏,不許東風再動搖[42]

 

伍、代結論:游移於禮教之外的情欲

《五雜俎》中記述一個謝希孟譏諷陸九淵的故事,這個故事最早出現於明朝,很有可能是後世杜撰,故事寫道謝希孟在臨安狎娼,遭到陸九淵道:「士君子乃朝夕與賤娼女居,獨不愧於名教乎?」後來,謝希孟再入鴛鴦樓,又被陸九淵知道了,謝希孟趕緊說:「非特建樓,且為作記。」陸九淵於是問道:「樓記云何?」謝希孟即口占首句云:「自遜、抗、機、雲之死,而天地英靈之氣不鐘於男子而鐘於婦人[43]」譏諷了陸九淵的列祖列宗,可說是對宋朝大行的理學做出否定。

社會風氣的轉變,進而帶動文人情欲的解放,學理派的包括李贄、王艮。此外,印刷術的普及,讓相對富裕的城市民眾能夠輕易地享受各種大眾讀物,大眾市場的存在也促成更多市場導向的大眾讀物出現,像是文前所述的筆記小說,以及各種俗文學,如《金瓶梅》、《肉蒲團》、各類春宮圖,市面上充斥著大量情慾描寫的書籍,成為晚明的出版文化的一個特色。

文人與名妓的交際,似乎已不存在社會階級的隔閡,從謝肇淛感嘆:至今日而偃然與女冠宴會之列,不亦辱法紀而羞當世之士哉[44]」文人樂於攜妓女遊樂宴會,可知雙方的交往是相當普遍的。妓女甚為引領風尚的推手,陸容在《菽園雜記》云:「南方女人皆用團扇,惟妓女用撒扇。近年良家女婦,亦有用撒扇者。此亦可見風俗日趨於薄也。」又載:「馬尾裙始於朝鮮國,流入京師,京師人買服之,未有能織者。初服者,惟富商、貴公子、歌妓而已。以後武臣多服之,京師始有織賣者。於是,無貴無賤,服者日盛[45]范濂在《雲間據目鈔》中則說「女裝皆踵娼妓,則難為良矣。」談遷在《棗林雜俎》中亦云:「余觀今世婦女妝飾,幾視娼妓為轉移[46]與其說是文人的沉淪,不如說是妓女的社會地位有提升的趨勢。晚明文人忘情追求聲色,恣情縱欲地享受生活,而妓女則成為文人在禮教之外,情慾的歸依。

 



[1]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明實錄‧太祖高皇帝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卷55,頁1076

[2]清﹞張廷玉等撰,楊家駱主編,《明史‧禮志》(臺北:鼎文書局,1980),卷55,頁1401

[3]清﹞張廷玉等撰,《明史‧禮志》,卷60,頁1492。相關法令請參考《明實錄‧太祖高皇帝實錄》,卷74,頁1362-1368

[4]徐泓,〈明代社會風氣的變遷─以江、浙地區為例〉,原載於《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明清與近代史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9),後收入邢義田、林麗月主編,《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社會變遷》(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頁292-318

[5]﹝明﹞張岱,《陶庵夢憶》,收入《四部刊要‧子部》(臺北:漢京文化事業,1984),卷3,頁30-31

[6]﹝明﹞余懷,《板橋雜記》(上海:啟智書局,1933),卷上,頁4

[7]﹝明﹞鄧士龍輯,許大齡、王天有主點校,《國朝典故》(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卷4,頁84。由於《國朝典故》後提到將院中婦人「復移武定橋等處」,可知富樂院應不只一處。另外,顧起元撰,譚棣華、陳稼禾點校,《客座贅語》(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6,頁202,提到:「今獨南市樓存,而北市在乾道橋東北,似今之猪市,疑劉辰國初事蹟所記富樂院,即此地也。」可知乾道橋富樂院遺址之位置。至於富樂院人的服飾,可併參考清﹞張廷玉等撰,《明史‧輿服志》,卷67,頁1654

[8]﹝明﹞余懷,《板橋雜記》,卷上,頁3,6

[9]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明實錄‧太祖高皇帝實錄》,卷2343417-3418

[10]十六樓的名稱為:「來賓、重譯、清江、石城、鶴鳴、醉仙、樂民、集賢、謳歌、鼓腹、輕煙、淡粉、梅妍、柳翠、南市、北市。」參見﹝明﹞謝肇淛,《五雜俎》(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 ,卷3,頁49。但實際數目與名稱各書記載略有差異,可參考大木康著,辛如意譯,《風月秦淮─中國遊里空間》(臺北:聯經出版事業,2007),頁46-52

[11]﹝明﹞周暉,《金陵瑣事》收入《筆記小說大觀十六編》(臺北:新興書局,1977),卷1,頁1396-1402

[12]﹝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24,頁611

[13]﹝明﹞謝肇淛,《五雜俎》,卷3,頁43

[14]﹝明﹞謝肇淛,《五雜俎》,卷8,頁157-158

[15]﹝清﹞王士禎撰,靳斯仁點校,《池北偶談》(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12,頁287-288

[16]﹝明﹞鄧士龍輯,《國朝典故》,卷41,頁947

[17]﹝明﹞張岱,《陶庵夢憶》,卷3,頁35-36

[18]﹝明﹞余懷,《板橋雜記》,卷上,頁6

[19]王鴻泰,〈青樓名妓與情藝生活─明清間的妓女與文人〉,收入《禮教與情慾:前近代中國文化中的後/現代性》,頁78

[20]﹝明﹞余懷,《板橋雜記》,卷中,頁9,13

[21]﹝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后妃列傳》,卷113,頁3503

[22]林堯俞等纂修,俞汝楫等編撰,《禮部志稿》(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卷24,頁597-454-1。卷65,頁598-98-2併載。

[23]據蔡石山統計,《明史》列女傳308人、比起《唐書》54人、《宋史》55人、《元史》187人,《明史》列女人數相當高。參見氏著,《明代的女人》(臺北:聯經出版事業,2009),頁211

[24]陳寶良,〈明代文人辨析〉,《漢學研究》,19:1(臺北:20016),頁196-198

[25]華瑋,《明清婦女之戲曲創作與批評》(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4),頁37。作者原文係專指戲曲創作,在此擴大引申為詩文、戲曲。

[26]王世貞著,羅仲鼎校注,《藝苑卮言》(濟南:齊魯書社,1992),卷7,頁643。併載於錢謙益,《列朝詩集》。

[27]轉引自蔡石山,《明代的女人》,頁287

[28]﹝明﹞周暉,《金陵瑣事》,卷2,頁1618

[29]﹝明﹞余懷,《板橋雜記》,卷中,頁16-19

[30]﹝明﹞鄧士龍輯,《國朝典故》,卷4,頁95

[31]﹝明﹞鄧士龍輯,《國朝典故》,卷33,頁556。並載於﹝明﹞宋鳳翔,《秋涇筆乘》,收入﹝清﹞曹溶輯,﹝清﹞陶越增訂,《學海類編(89)(上海涵芬樓據六安晁氏木活字本景印,1920),頁5b

[32]﹝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劉觀列傳》,卷151,頁4185。並載於﹝明﹞鄧士龍輯,《國朝典故》,卷48,頁1142

[33]﹝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補遺卷3,頁899

[34]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明實錄‧宣宗實錄》卷47,頁1165。併載於﹝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19,頁498。惟《萬曆野獲編》作宣德三年八月。

[35]﹝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24,頁621

[36]﹝明﹞陸容撰,佚之點校,《菽園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2,頁14

[37]﹝明﹞謝肇淛,《五雜俎》,卷3,頁49。卷8,頁157

[38]李詡撰,魏連科點校,《戒庵老人漫筆》(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1,頁11。此故事有多種版本,可參考王鴻泰,〈青樓名妓與情藝生活─明清間的妓女與文人〉,收入《禮教與情慾:前近代中國文化中的後/現代性》,頁84-85,註20

[39]﹝明﹞余懷,《板橋雜記》,卷中,頁8

[40]﹝明﹞周暉,《金陵瑣事》,卷2,頁1616-1617

[41]轉引自,陳寅恪,《柳如是別傳》(北京:三聯書局,2001),頁68

[42]此事明清多書皆有所載,內容略有增減,但幾乎如出一轍,已知數例如下:﹝明﹞周暉,《金陵瑣事》,卷2,頁1636。﹝明﹞朱謀垔,《畫史會要》,收入《欽定四庫全書‧子部》,卷489。﹝清﹞褚人獲,《堅瓠集‧三集》,收入《筆記小說大觀(15)(揚州:揚州古籍書店,1984),卷3,頁95-96。﹝清﹞倪濤,《六藝之一錄續編》,收入《欽定四庫全書‧子部》,卷1416-17。﹝清﹞姜紹書,《無聲詩史》,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112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2002),卷5,頁548

[43]﹝明﹞謝肇淛,《五雜俎》,卷16,頁338-339

[44]﹝明﹞謝肇淛,《五雜俎》,卷8,頁157-158

[45]﹝明﹞陸容,《菽園雜記》,卷5,頁53、卷10,頁123

[46]巫仁恕,《奢侈的女人─明清時期江南婦女的消費文化》(臺北:三民書局,2005),頁7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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