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認為東漢覆亡的原因大致上有三點:首先是在政治上位在中央政權核心的劉氏子孫腐敗無能,以致大權旁落,外戚、宦官遂相爭相鬥,國家機能受到損害。再者是是經濟、文化等方面知識分子、地主勢力逐漸膨脹,形成一股多元性的力量與政府分庭抗禮。最後是貧富不均,土地集中在少部分人手中,因此產生大量的流民,造成社會危機與經濟危機,遂有清議、黨錮、黃巾事件發生。

    以上觀點看似正確,不過卻還有討論之處,舉例而言,土地兼併問題其實在西漢就已經相當嚴重,武帝時,董仲舒嘗言:「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又漢末以長安為中心,其經濟發展,無論是農業、工商業皆比西漢更為進步,故東漢亡覆仔細觀之,應是政治危機而非前說之經濟危機。

    漢儒對朝廷的政治得失是很敏感的,時時刻刻加以批評,尤其是外戚與宦官的專政,更引起士大夫強烈的抨擊,產生所謂的「清議」,朝廷對此行為的反制就是將其領袖禁錮、迫害,即是所謂的「黨錮」。

    黨錮事件表面看似簡單,但造成的餘波卻是複雜,有些領袖下獄、赦歸之後,聚集徒生,設館講學,《後漢書‧黨錮傳》就提到李膺「教授常千人」,除此尚有一些領袖在地方上結交官府、豪族,有了社會勢力的支持,清議的政治力量就更大了,當然宦官的反擊也隨知更為激烈,《後漢書‧黨錮傳》:「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大訟黨人……於是又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黨人的門生、親屬亦受牽連。後來士大夫大多逃亡各地,深入民間,《後漢書‧黨錮傳》記載何顒「宦官所陷,乃變姓名,亡匿汝南閒。」張儉「困迫遁走」,岑晊「亡匿齊魯之閒」。他們雖居鄉野,卻不減其志,如何顒就結交豪傑,成秘密組織,荀爽則在著作上對漢室進行批評。

    逢黨錮大興之時,張角的太平道亦興,「太平」本是《春秋‧公羊》學中的理想,張角結合宗教與五行思想,正好與知識分子興趣相投,因此地方甚至代為隱晦,不肯鎮壓或上報,如楊賜雖為地方司徒,卻主張只誅張角,不捕黨徒,黃巾起事後也有原受黨錮迫害的地方士大夫給予同情,《後漢書‧傅燮傳》就記載傅燮上疏:「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認為朝廷宦官專政才是禍亂的主因。

    摘自:陳啟雲,〈關於東漢史的幾個問題―清議、黨錮與黃巾〉,《漢晉六朝文化、社會、制度―中華中古前期史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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