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先分析明朝開國後面臨的諸問題，包括防禦北方蒙古南侵、鎮壓洪武初年江南地方的舊勢力、有效地以土司制度控制西南少數民族、復興元明戰亂至靖難之役被波及的田土與人民。作者認為要處理這些難題，勢必需要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來擬訂政策，而中央政府作為皇權的象徵，建築必須宏偉壯麗，附近應該地利肥饒、人口眾多，彰顯其偉大形象。在具體作為上，採取遷徙戶口政策，強制移徙國內軍民，此政策既可分而治之，達消除反側之效，又可將人口從過剩區域轉移至待開發區域移墾，又有復興農村之效。且將富豪聚集京師，不但可就近監視，甚可繁榮京師。
在規劃遷徙人口之前，必須掌握人口數量與分布。明太祖在佔領南京後就開始「籍戶口」，建立戶帖制，派軍隊到各地點查戶口，至洪武十四年正式建立黃冊制度，每十年普查全國人口，並規定人民不得擅自遷徙，離家百里須申請路引作為通行證，違者以逃軍或私渡關津處罰。
遷徙的對象包括：一、元末群雄降兵與降民；二、富豪大地主；三、蒙古與女真等塞外其他部族；四、流民與貧民；五、罪犯；六、軍隊及其家眷。前三類是因為對政權有潛在的威脅反側勢力，因此遷離故土，或移實京師，或移墾荒地。後三類意在調整人口分佈，將密集區的人口移動到荒閒之地，繁榮邊區經濟，兼有控制少數民族之效。
增強邊防控制少數民族的政策方面，歸降的塞外邊族最初並無固定政策，有時安置沿邊，有時送河南、山東等地。洪武三年（1370）中書省才正式提出將歸降的塞外軍民遷徙至內地，理由是怕異族造反，明太祖原本以胡虜當順其性的看法反對，但在洪武七年（1374）還是下令塞外移民皆遷入內地，明太祖所持的理由是「用夏變夷」，使之歸順。明成祖則繼承了這項政策，蒙古族仍然內徙，女真族基於以夷制夷的戰略而安置在遼東。其他在邊區的少數民族也在遷徙之列，如洪武四年（1371）簽內蒙察哈爾地區邊民17274戶於北京、洪武九年（1376）廢寧夏府，遷其民於陝西長安，同時實行「移民實邊」，遷徙華北、華中、華南人民前往屯墾。至於西南的少數民族，因為威脅較小，中書省原建議一體內遷，明太祖則欲以教化的方式處理，反將內地軍民移徙雲貴，設置衛所。
清除反側、復興戰亂地區方面，對於元末群雄舊部、遺民，除編入軍對外，也實行移徙，如移張士誠部隊於湖南、方國珍舊部移往濠州、洪武元年將北平城內兵民移往開封、擁護張士誠的江南地主移徙至鳳陽。除了使舊勢力失去財富、政治地位外，開封、鳳陽等江北受元末戰火最烈，前往開墾，亦可紓解人口稠密區壓力。靖難之役後，明成祖也加強戰後重建工作，升北平布政使司為北平行部，以尚書、侍郎領導遷徙政策。
填實京師的政策方面，洪武朝原本就維持二十萬左右的駐軍在南京，駐軍從各地調防而來，此即為一另類的人口遷移。此外，洪武二十四年（1391），明太祖將田產三十頃左右的地主5300戶於南京，又遷各地小民20000戶赴京師充倉腳夫。明成祖實行兩京制，遷都北京時亦繼承移徙富民的政策，將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四川、廣東、廣西、陝西、河南九省及南直隸（江蘇、安徽）等地富民實北京，其中浙江、南直隸富民即有3000戶，丁糧多者充當宛平、大興二縣的廂長。
明初的遷徙政策，無論是邊民內徙、軍民實邊皆對社會安定與國防鞏固有正面作用。作者認為洪武、永樂朝的安定局面應與此政策有關，如隆慶州在開墾兩、三年後，不但百貨駢集，人口比例也趨於相近，已非男子占多數的移墾設會形態。而復興戰火摧殘的區域，亦有不錯的成效，因政府發給交通工具、旅費、日用品，並以授田、配給牛種、免租稅三年等方式鼓勵遷民墾荒，洪武後期的從山西遷往山東東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等地的遷民開墾二萬多頃土地，歲收三百餘萬石。至於填實京師方面，各地遷來的富民攜帶財富，對京師的繁榮貢獻尤大。整體而言，人口流動對民族融合、風俗、語言互相影響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內遷的蒙古軍民改漢姓與漢化，而邊民亦感染華風，其他如寧夏、河北等地，因受南人影響，穿著也沾染南方風氣。
摘自：徐泓，〈明初的人口移徙政策〉，《漢學研究》，6：2（臺北，1988），頁179-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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