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業發展史上,有三次農業作物的引進與培育,對中國農業經濟、社會產生重大影響,第一次是漢代引進西域農作物,第二次是宋代早熟稻的傳入與推廣,第三次是明清時期來自美洲的高產農作物。藍勇的〈明清美洲作物引進對亞熱帶山地結構性貧困形成的影響〉一文[1],有別於過史家強調西方作物引進中國後帶來的正面意義,轉而從外來種入侵的角度,觀察其對環境、經濟與社會的負面影響。

作者首先分析明清長江中下游農業精耕細作的趨勢,並指出南方山區在明清之際已經開發無餘,在這樣的條件下,外延式的發展林農副業最為適合,即倚靠山地、深丘發展林牧副業,交換平原地區的農業產品,促進商品經濟的發展。但因明清之際玉米、馬鈴薯、紅薯等美洲高產旱地農作物的傳入,使南方山區形成以種植這些作物為主的產業結構,而未朝向外延式的林農副業發展。

        玉米根系發達,耐脊能力強,適宜山地種植。番薯則屬於根塊作物,在丘陵、低山地區種植能夠得到高產值。且明清之際,因為戰亂使農業受到破壞,人口耗損,亟需解決糧食問題,更加速了這些高產作物傳播速度。

        何炳棣形容玉米、甘薯、馬鈴薯等美洲作物傳入是繼宋代早熟稻後的「第二場農業革命」,其有效提高糧食總產量,刺激人口增加。美洲作物帶動人口增長是學界已有的共識,但作者認為應該從其他視角再觀察其影響,包括山區作物單一化,無法與平原地區交換,使資本累積有限,造成結構性的貧困。另外,在山區大量種植玉米、馬鈴薯,往往須砍伐原有的森林,使生態遭受破壞,水土流失,山地肥力也因此遞減。

作者並將明清中國農業與十六世紀歐美比較,發現中國糧食種植佔主導地位,而西方兼採取畜牧養殖,且人口密度較中國低,沒有人口壓力,故種植的玉米多成為畜牧業飼料,並非完全成為糧食,所以沒有像中國形成結構不協調的情形。



[1]藍勇,〈明清美洲作物引進對亞熱帶山地結構性貧困形成的影響〉,《中國農史》,2042001),頁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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